想象一下，你很想要一個屬於你和愛人的愛情結晶，想要一個小天使延續你們血脈。然而，由於年齡身體等原因，你們只能採用試管嬰兒的方法。
為此，你花費了半生積蓄、經受了長途奔波、忍受了取卵之痛。10個月苦行僧般的生活終於過去，你忍著10級的陣痛、冒著生命的危險生下了心愛的小寶寶。
突然！有人告訴你，這不是你的寶寶！
而這一切，並不是荒誕小說裡的情節。
試管嬰兒大烏龍：放錯胚胎、配錯精子
生出來的孩子並不是自己的，這個故事曾在美國享有盛譽的洛杉磯CHA生殖醫學中心真實上演。
CHA，該中心以其歷史及在生殖領域的創新領導成就而在全球享有盛譽。
在那裡，一對亞裔夫妻進行了試管嬰兒手術，各種藥物、維他命、試驗等花費逾10萬美元（合約66萬人民幣）。
在經歷一次失敗後，醫生告訴這對夫妻終於成功懷上了一對雌性胚胎，兩人欣喜若狂，旋即返回紐約待產，準備迎接一對雙胞胎女兒。
然而產檢時，結果卻顯示這是一對男雙胞胎。夫妻二人當時就對試管嬰兒的結果產生了質疑。可CHA的醫生安撫道，產檢結果常常不準，自己的太太產檢時也顯示是男孩，可最終誕下了女嬰。
不過，這次錯的可不是產檢結果，這對紐約的亞裔夫妻，最終還是產下了一對男嬰。而且，兩個男嬰都不是亞裔血統。
經DNA檢測結果證實，兩名男嬰與這對夫妻確實沒有血緣關係，甚至，這兩名嬰兒之間也無血緣關係。
不僅如此，二人還被迫放棄了這兩個孩子的監護權，將孩子還給了他們的親生父母。
兩個嬰兒之一的生物學父母，馬努奇恩夫婦，兩人為在飯店大廳與孩子相認而感到心碎。
你以為這就是最尷尬、最為難的情況了嗎？你再想想，如果出生的試管嬰兒，不單單隻有陌生人的血統，還繼承了你們夫妻二人中一人的基因，那麼，你們夫妻要怎麼對待這個孩子呢？
一名新加坡華裔婦女對此表示崩潰，稱自己的生活“完全被毀”。
2010年，這位新加坡華裔婦女和德國丈夫到康生生育中心（Thomson Fertility Centre）接受試管受精（IVF），並生下了一名女嬰。
然而，一家人的喜悅很快就被衝散了。這對夫妻發現女嬰的膚色和兩人明顯不同，經DNA檢驗後，發現女嬰只有媽媽的DNA，與德國爸爸毫無血緣關係。
隨後，康生醫療私人有限公司、康生生育中心和兩名胚胎學家，承認錯把她的卵子跟一名陌生印族男子的精子配成胎。
而2016年末，荷蘭烏得勒支的大學醫療中心配錯26個精子的訊息，更是令人瞠目結舌。
據稱，該醫療中心發生了“程式上的失誤”。“受精期間，其中一對夫婦的精細胞，可能用於了另外26對夫婦的卵細胞”，也就是說，這26對夫妻的人工胚胎的爸爸可能是錯誤的。
而當時，受影響的26名婦女當中，已有9人產子，4人正在懷孕。
變態醫生，故意換精
比試管嬰兒出現“失誤”更可惡的，那就是“變態”的“騷操作”。
這個“變態”，就是昆西·弗提爾（Quincy Fortier）博士，他在美國內華達州婦科醫學界可是響噹噹的人物。
昆西·弗提爾
早在上世紀50年代，也就是約70年前，弗提爾就已經開始宣傳自己的人工授精技術，還稱自己醫術高明、成功率高。
那時，美國的人工授精技術還不完善，精子庫也不完備，少有醫生敢誇下海口。因此，一大批不孕不育患者蜂擁而至，期望這位名醫能實現自己的願望。
弗提爾也十分“給力”，讓患者“好孕”連連，一時間積累了無數財富，變成了赫赫有名的業界大牛。
然而，這位名醫給患者授精時，竟然沒用患者選定的精子，而是偷偷替換成了自己的精子。
從業幾十年，弗提爾播種無數，連自己戰友的老婆都沒放過。憑藉精湛的技（yan）術（ji），成功給“老朋友”戴上了一頂綠油油的帽子，還讓戰友對自己信任、感謝了半輩子。
更令人怒不可遏的是，弗提爾不僅禍害了想生孩子婦女，還將魔爪伸向了沒打算生孩子的年輕女子：
當年，20歲的多蘿西·奧蒂斯（Dorothy Otis），莫名其妙地懷上了孩子，並在1949年生下了兒子Mike。她一直以為孩子是當時的男朋友的，Mike自己也是同樣的想法。
然而，DNA檢測證明事情沒那麼簡單。
原來，多蘿西曾去找弗提爾看病，不過，她想看的病可不是不孕不育，而是一種感染症狀。不幸的是，弗提爾並沒有放過她。
把自己的精子，在未經女性同意的情況下，注入對方體內，這不就是“強姦”嗎？而且還是以“生孩子”為目的“強姦”。
生育烏龍，如何收場？
為什麼生孩子這種大事，總是出現各種烏龍？
首先，對於醫療機構或醫生而言，“生孩子”或許只是他們工作中的一項。不能期待他們同理心爆棚，像自己生孩子那樣重視萬分、小心謹慎。
紐約、新加坡、荷蘭的精子錯配事件，醫院或者生育中心給出的解釋，總是“無心之失”。連弗提爾也拿“意外”當藉口。
比如，荷蘭所謂的“程式上的失誤”，其實是精子注射器裡殘留了先前患者的精液，而這件事情，居然過了一年半才被發現。
至於弗提爾，在解釋為什麼以檢查身體為由，給處女養女注射精液，騙她生下孩子時稱，“那是個意外，可能是我混用了兩塊紗布，其中一塊上有我的精液。”
可見，與患者求子的迫切、渴望、傾注一切相比，醫院的疏忽和弗提爾荒謬的辯解，都太過“漫不經心”。
其次，部分醫院在操作程式上確實不夠嚴謹，還對自己迷之自信。
新加坡受錯精子的康生生育中心，在事件爆發後接受了衛生部調查。
調查發現，康生生育中心的一名實驗室人員，在同一時間處理超過一項樣本，這增加了試管掉包的風險。
衛生部也指出，在該中心現有的程式中，這並不是唯一可增加試管調包風險的環節。
知道了出現烏龍的原因，或許可以減少以後發生錯誤的機率，但是已經發生的事件，又該如何解決？這些解決方式，是否真的可以抹平一切？
無論是放錯胚胎、配錯精子，亦或是被“老變態”欺騙，這些受害家庭的常規操作基本就是安置好孩子和到法院起訴，而最終結果也大多隻是醫院或醫生暫停行醫，給予受害者物質賠償。
孩子，如果從生物學上完全屬於另一對夫妻，那麼往往會被歸還給血親。如果是配錯了精子，但卵子沒有弄錯，比如新加坡的事件，那麼孩子很可能會交由生育的女子一方。
至於暫停行醫，新加坡人工受孕配錯精子事件剛剛爆發，該國衛生部就下達了禁令，要求康生生育中心馬上停止進行新一輪人工輔助受孕；而當時正在該中心的病人，可以選擇繼續在該中心進行人工輔助受孕，或轉到其它人工輔助受孕中心。
受害的新加坡婦女也起訴康生醫院、康生生育中心和兩名胚胎學家疏忽和違約，索償超過100萬元，包括女童的生活費，即她從學前至大學的費用、經濟獨立前的日常花費、度假開銷與醫藥費等。
然而，這個起訴索賠的過程可謂艱難反覆，賠償金額也不盡如人意。
2013年，女嬰的生活費索賠遭到了撤銷。後來，法官雖然恢復了這一項索賠權利，但仍認為，該婦女的索賠行為，就像將孩子當成了一種錯誤，這不利於孩子的心理健康。
若婦女為女兒索討生活費成功，那麼“花在養育女兒的每一分錢，將提醒她，這些錢是從她錯誤出生的賠償而來的”。
這一官司拖了5年之久，直到2017年3月，上訴庭才認為婦女確實蒙受“遺傳關係的損失”（geneticaffinity loss），判她獲得等於女童生活費三成的賠償。同年11月，雙方才就具體賠償金額達成一致。
然而，賠償金並不能撫平一切創傷。當這家人集體外出時，旁人總會投來的好奇目光，驚訝於他們豐富的膚色。每當這個時候，再多的賠償，也阻擋不住一家歡樂的時光轉為難過的一刻。
如果，這種“失誤”的解決方式還能稱得上差強人意，那“老變態”的結局可是真的是令人意難平。
當初，弗提爾憑藉“高超”的技術、斐然的聲譽，積累了上千萬美元的財富，過上了逍遙自在的生活。
直到90年代末，受害女子之一瑪麗克·拉多克（Mary Craddock）才發現了真相，她狀告了弗提爾，要求賠償1400萬美元。
畢竟，當時美國內達華州的法律，可沒說醫生不可以用自己的精子給患者授精。
雖然最終，弗提爾不得不關了自己的診所，將千萬美元資產交給信託基金，但直到2006年，弗提爾94歲的去世，他都沒有受到嚴厲的懲罰。
至於受害的家庭，丈夫們不得不接受“被綠”了幾十年的事實；妻子們仍要忍受被“技術性強姦”的痛苦；而孩子們，不知該如何面對自己的身世，該何去何從。
受害家庭的傷痛，或許永遠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