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全面二孩政策後出生的首批孩子進入了幼兒園，“入園難”問題變得愈加突出，在四川、廣東等一些省份，幼兒園甚至採取了“搖號入園”的政策。

2017年4月，教育部等四部門聯合下發《關於實施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的意見》，要求到2020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學率達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80%。時間表越來越近，幼兒園轉型過程中遇到哪些困難？那些“卡脖子”的難題解決了嗎？

普惠幼兒園建設見成效

普惠幼兒園和相對高收費幼兒園作對比，是指公益性的、有品質的幼兒園，收費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老百姓生活水平，實行政府定價或接受政府指導價。普惠性幼兒園在場地設定、辦園規模等方面都有具體規定，生均佔地面積不少於12平方米，小班不超過25人，大班不超過35人。隨著普惠性幼兒園轉型任務的推進，各地對普惠性幼兒園建設提出了自己的做法。

10月8日，從天津市教委獲悉，天津市普惠性民辦幼兒園評級認定工作全部結束，根據幼兒園實際在園幼兒數，對示範園、一級園、二級園、三級園、四級園分別給予每生每年4400元、4000元、3600元、3200元、2800元的生均經費補助。

9月27日，《山東省學前教育條例》經山東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該《條例》將於明年1月1日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公辦幼兒園和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在園兒童比例不低於本行政區域在園兒童總數的80%，其中公辦幼兒園在園兒童比例不低於本行政區域在園兒童總數的50%。

各項政策的出臺，有效地增加了入園名額。以天津市為例，普惠性民辦學前教育學位比2018年增加約1萬個。北京市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75.3%，其中在鄉鎮，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達到了全覆蓋。

浙江省積極補齊農村幼兒教育短板，預計在2020年，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將達83%。而早在2018年5月，上海市普惠性幼兒園建設通過驗收的已經達到8成。

幼教師資“卡脖子”

幼兒園不斷擴容，普惠性幼兒園逐漸增多，但是依然存在“卡脖子”的地方，特別是幼教師資問題。

2018年，全國幼兒園共有專任教師258.14萬人，比上年增長6.14%。其中，專任教師接受過學前教育專業的比例為70.94%。實際情況並沒有資料樂觀。前不久，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關於學前教育事業改革和發展情況的報告中指出，目前全國幼兒園專任教師尚缺52萬人，公辦園專任教師在編比例偏低，教師隊伍不穩定。

創建於1952年的天津大學幼兒園是公立的全國先進托幼園所，也是天津市示範幼兒園。園長沈彤的焦慮依然來自師資：“幼兒園教師需要極大的責任心，在幼兒園工作是不能出現任何紕漏的。但從1995年之後，幼兒園教師的編制名額很少，目前園中有教職員工140名，其中三分之二是沒有編制的招聘人員。”沒有編制且收入不高，幼兒園招不到相關專業的大學生，只能降低門檻進人。如何提高教師的專業素養，培養出來的教師如何能留得住，是沈彤思考最多的問題。

幼兒教育需要對個體更仔細地觀察和引導，對教育者的要求更高，但社會中長期存在偏見，認為幼兒教師是“看孩子”的阿姨。中國幼教年會祕書長孫綱長期關注幼教行業，他認為提高幼兒園教師的社會地位，打造家長認可、社會支援的良好教育生態環境是當前的重要課題。他說：“目前學前教育的擴招和幼兒教師擴編是必然趨勢，但培養教師要有幾年的週期，課程設定也需要調整，這些都還需要時間。”

官方資料顯示，截至2018年年底，全國公辦幼兒園專任教師總數為97.2萬人，事業編制總量55.6萬人，實有在編人數44.8萬人。一些地方公辦幼兒園編制核定不夠及時，還有一些地方一邊空編一邊使用編外教師，教師隊伍不穩定。

“編制欠缺，我們儘量做到同工同酬，但很困難。在職稱評定和職業培訓中需要給聘用的老師創造同樣的機會，讓沒有編制的教師有同樣的上升空間。”沈彤深知教職員工的穩定對幼兒園發展的重要性。“幼教老師們真的非常辛苦，每一個孩子的吃喝拉撒都需要關注，小孩子表達不充分，孩子的健康、情緒都需要老師的觀察，孩子們之間的相處方式也需要老師引導，還有目前更讓人緊張的各種安全問題。總更換教師對孩子們的身心成長不利，幼兒園培養出一個稱職的教師不容易，如果老師留不住，對幼兒園也會造成損失。”

中西部、農村地區幼兒園更缺教師。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今年8月釋出的《西部學前教育發展問題及解決方案》報告也指出，農村地區幼兒園專任教師的缺口非常大。相關調查顯示，當前34.8%的農村幼兒教師希望變換工作，且65.2%的農村在職幼兒教師曾轉換過職業或崗位。

“不少地區，蓋幼兒園，辦普惠園，但缺教師。”孫綱指出，教師隊伍建設是解決學前教育問題的重中之重。

體制機制有待進一步理順

幼兒園缺編的問題正在得到緩解，一些地區進行了新的嘗試。關於學前教育事業改革和發展情況的報告顯示，目前有19個省份出臺了公辦園教師編制標準，貴州省2018年在編幼兒教師數量比2010年增加了7倍，山東省2018年核增人員編制六千餘名。

在學前教育比較發達的挪威，幼兒園辦學成本分擔中，中央政府約承擔50%，市政承擔約30%，剩下的20%由學費承擔。而在政府承擔的經費中，約80%用於生均經費和教師工資，20%用於幼兒園運營。

部分學者認為，這給中國財政扶持普惠性幼兒園提供了啟示，“錢應該更多花在老師身上，而非硬體建設”。

這個觀點得到華南師範大學附屬幼兒園園長吳冬梅的認可，“如果按照教師人頭撥款，問題也許可以迎刃而解”。但這也是破題的難點，首先資源獲得上就不均衡，吳冬梅表示，普惠性幼兒園包含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其中公辦園又分為教育部門辦園、其他機關辦園、事業單位辦園、機關辦園、國有企業辦園、集體辦園和部隊辦園。不同辦園體制之下，因為辦園主體、行政管理上隸屬關係不同，會享有不同資源。“長期以來，中國有限的學前教育資源配置會明顯向教育部門辦園傾斜，而其他辦園主體的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獲得的扶持力度欠缺。”

同時，吳冬梅還表示，哪怕是公辦幼兒園，也分為公益一類幼兒園和公益二類幼兒園，公益一類幼兒園教師有編制，工資由財政全額撥付，待遇較高。公益二類幼兒園有兩種體制教師存在，一種有“財政工資”，另一種是“幼兒園出一部分，政府補差額聘用”，兩者之間工資差距較大，無法做到“同工同酬”。

同時，吳冬梅表示，幼兒教師在心理和物質上都承受著巨大壓力。“這種壓力不僅有來自社會對幼兒教師專業的誤解，也有因為工資待遇等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壓力。雖然師範學校、職業學校在擴大學前專業學生的招生力度，但是因為工資待遇問題、社會地位問題，畢業後留在幼兒園工作的學生數量也不能得到保證。”吳冬梅說。

近年來，國家加大力度，投入大量經費支援教師參加職後培訓，為教師的專業發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援，但由於體制的不同，教師職後的發展也會有所不同。“比如在職稱上，很多幼兒園的職稱結構是不合理的。教育部門主管的幼兒園，教師職稱評審的通道相對是比較明確和通暢的，但是在事業單位辦園或者是普惠性民辦園，很大程度上職稱評審相對滯後，沒有通道，也缺乏保障制度。因此，普惠性幼兒園不僅惠及家庭和幼兒，也應該惠及更大範圍的幼兒教師，讓其能夠有更多適宜的途徑獲得自身的發展。”吳冬梅表示。“相信理順這些難題，幼教職業發展將迎來一片坦途。”吳冬梅最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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