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士提醒：經常有孕婦因為一個輕微甲減，假性甲亢，甚至一個甲狀腺抗體陽性就輕易“放棄”了胎兒。可是，有人卻因此永遠失去了做媽媽的資格。我的粉絲中就有一個，她37歲那年因為甲狀腺抗體陽性，被老公逼著放棄了胎兒。後來離婚了，她也閉經了，永遠不會有自己的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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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為患者著想，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超聲科主任醫師任敏手持超聲探頭，往孕婦肚皮上抹上一抹耦合劑，地毯式搜查後，凝視著眼前的超聲影象堅定地說：
“這孩子得留下，不能流！”
躺在床上的孕婦立即睜開了雙眼，扭過頭看著眼前的醫生。
一瞬間，孕婦的眼睛溼潤了。
“流”與“留”真的只在一念間嗎？
任敏主任擅長產前超聲診斷。
幾年前，她遇到一位前來做產前超聲診斷的孕婦，經過檢查發現胎兒心臟畸形：房室間隔缺損。
胎兒房室間隔缺損影象
對超聲科醫生來說，產前診斷出房室間隔缺損並不算一件難事。只要有過硬的專業技能就可以準確診斷。任敏將診斷結果告知孕婦及其家屬。
“不是太好。”任敏不忍說出“建議引產”四字。
聽到這個結果，孕婦一家人如遭晴天霹靂。孕婦的老公要求再做一次超聲，他顯然不願相信這個結果。
“醫生，請再幫我們做一次超聲吧！”
“我很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請相信我們的專業能力。房室間隔缺損治療效果不太樂觀，後期瓣膜修復有難度。”任敏始終沒有說出那句“建議引產”，她只是反覆告知家屬，就算孩子存活下來，將來手術的療效也可能不佳。
“這個孩子對我們來說非常珍貴，他現在就是一個生命，已經和我們一家人融在一起了，我們不想輕易放棄他。”顯然，老婆和孩子是眼前這個男人最大的“軟肋”。
“那這樣吧，您再到兒外科諮詢一下，聽聽他們的建議。”這樣做並不是“踢皮球”，而是為了讓家屬更全面地瞭解情況，做出抉擇。
兒外科醫生給出了與任敏同樣的結論。然而，寶爸仍然沒有放棄，他提出了想去國外給孩子做手術的想法，而這個想法，最初不被任敏和她的同事看好。
令大家都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孩子最終順利出生了，並且在國外做了房室間隔修補術，手術也很成功。
“這件事情後，我深刻地明白：作為產前診斷領域的醫生，我們應該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對的不是一個患者，而是一個家庭的希望和未來。輕易做出流或留的決定，對這個家庭都是不負責任的。”
任敏主任正在做超聲
現在，任敏不會輕易給家屬提出引產的建議。她堅信這個當下有些問題的寶寶，未來很可能在孕期或出生後透過手術或其他手段治癒。
然而，醫生做出“留”的決定，其實比“流”更難，壓力也更大。任敏坦言做產前診斷經常壓力大到失眠。
超聲不能檢出所有的畸形
當年在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實習時，任敏輪轉到超聲科。
一開始，儘管有理論基礎，但是她對眼前抽象的超聲影象感到困惑。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她便像哥倫布一樣發現了超聲科的“新大陸”。
“超聲是和臨床接觸最密切的一個影像科室。超聲科醫生透過嫻熟的操作手法、火眼金睛以及快速運轉的大腦，快速地進行全面的檢查，直至鎖定目標。這個其實一點都不容易，但是感覺真的很棒！”任敏在考研時毫不猶豫選擇了超聲方向。
進入工作崗位後，她被分配到了婦產科超聲方向。
“女性從懷孕之前到懷孕中後期子宮都會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化，尤其是有些變化十分突然，常常給婦產科醫生和超聲科醫生‘殺個措手不及’，所以婦產科超聲也就更具有挑戰性。”
開車的人都聽過一句話，越是老司機，往往開得越慢。因為老司機見過的事情越多越離奇，越是會對馬路心存敬畏。任敏也覺得做超聲科醫生越久，就越是會對這個行當心存敬畏，也壓力越大。
這個壓力恰巧來自她最擅長的產前診斷。
產前診斷目前主要依靠超聲，甚至有些疾病是必須依靠超聲才能診斷出來的。衛生部頒佈的《產前診斷技術管理條例》規定18-24周應診斷的六大致死性畸形包括：無腦兒、嚴重腦膨出、嚴重開放性脊柱裂、嚴重胸腹壁缺損伴內臟外翻、單腔心、致死性軟骨發育不良。那其他可能的畸形是不是也能被檢出呢？
“對於胎兒畸形，沒有哪一種診斷手段可以100%診斷出，超聲更不是萬能的。”任敏主任說。
超聲對於胎兒關節異常、手足異常、耳朵異常、臟器功能性異常以及室間隔小缺損、房間隔缺損、動脈導管未閉等部分心臟異常都是無能為力的。超聲科醫生能做的就是根據現有指南規定，儘自己所能做出產前胎兒畸形的排查。
超聲科醫生作為胎兒生命健康的“守門人”，承受著能否準確檢出胎兒畸形的壓力。但是最令他們感到壓力大的是那些發生在常規產檢排畸後的胎兒畸形。
常規產檢排畸後還會出現的意外
曾經，任敏遇到過一件令她心力交瘁的事。
這位孕婦在指定時間做了大排畸產檢，超聲醫生經過排查並未發現異常。產婦也放心地回家等待下一次產檢。
但在三十多周產檢時，常規超聲發現胎兒有足內翻、膝關節反位。
胎兒膝關節反位超聲影象
“這屬於關節畸形，但是超聲恰恰很難發現關節畸形，而且胎兒出現的這幾種畸形是隨著在母體內生長髮育漸漸出現的，就像成人關節炎一樣，早期不嚴重的時候，外觀形態是正常的，後期嚴重時才發生了變形。胎兒的部分畸形也一樣，只有當畸形發展到一定程度，超聲科醫生才能根據超聲結果做出診斷。”
但是家屬就認為是超聲科醫生的責任。面對這樣的情況，任敏能做到有理有據，耐心解釋兩次超聲檢查結果不同的原因。同時，拿出之前大排畸的影象和此次超聲影象做對比，很容易就證實在大排畸時的確沒有失誤。
工作中這樣的情況不是個案，面對類似畸形問題，超聲顯然缺乏優勢。任敏能做的就是大排畸時，盡力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現有的情況也讓她感到無力。“目前理論上只進行一次大排畸，所有產前畸形超聲篩查的壓力都壓在這一次檢查上。但如果孕晚期再增加一次大排畸，人力物力上又將是極大的挑戰。”
“做產前診斷，我們超聲科醫生有時候真的挺難的！”說到這裡，任敏欲言又止。因為她能夠理解每一位初為人父人母的緊張、擔心和不易。
醫生不是“神”。任敏能做的，就是用最嚴謹的態度對待每一幅超聲影象。
第一面錦旗
任敏得到過不少錦旗，但印象最深的是多年前拿到的第一面錦旗，這是一個“留”與“切”的故事。
孕婦被醫生診斷出瘢痕妊娠（一種宮外孕），醫生告知情況較嚴重，可能要切除子宮，術前患者找到任敏要求再做一次超聲。
“任醫生，我的子宮可能保不住了。”孕婦一臉愁容。
任敏做過超聲後發現情況並沒有那麼糟糕，她當即電話聯絡孕婦的主治醫生，建議在超聲引導下對患者進行清宮。術後療效不錯，最重要的是保住了孕婦的子宮。
“在我看來，這是行醫過程中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但就在我們看來再正常不過的醫療行為和醫療決策對患者和她的家庭意義卻重大，因此我們才責任重大！”
“真正為患者著想，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這是任敏行醫路上的信條。
一個超聲探頭、一瓶耦合劑、一雙慧眼、一雙巧手、一顆責任心，任敏默默守護著一個又一個滿懷希望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