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研究分娩的血腥史，然後生了一個孩子

我的新小說是關於美國西部古老的助產士的女兒的。我成為父母之後，危險的孕婦經歷了時光，然後變得如此生動。

危險的戀情……一位加利福尼亞婦女，大約1840年，由兩名助產士幫助其在分娩椅上分娩，每名助產士都拉著裹在腹部的布。照片：休爾頓檔案館/蓋蒂圖片社

19世紀生孩子是件危險的事。女性通常會出現產褥熱，這是一種可能導致敗血症和死亡的子宮感染。還有一些人產後大出血:如果不及時止血，大出血也會奪去她們的生命。有些人患上了子癇，血壓飆升可能會導致致命的癲癇發作。1900年，每1000個新生兒中有6到9名女性死亡，是今天的30倍。

當我開始研究我的最新小說《違法的》時，就學到了這些事實。這是一名助產士的女兒在1894年橫渡美國西部時所經歷的另一段歷史。我需要對當時的婦產科有所瞭解，以使其具有真實感。因此，我瞭解了剖腹產的歷史，至少在歐洲，剖腹產直到1880年代通常都是致命的手術，儘管有報道說女性早在公元2世紀就可以倖存下來。我瞭解了卵細胞的發現，這是1670年代激烈辯論的主題荷蘭醫生Reinier de Graaf（透過在交配後不久將其解剖來證明兔子的存在）與他的競爭對手Jan Swammerdam（喜歡隨人子宮和其他“生殖器官解剖學專案”旅行）之間進行了研究。我研究了嬰兒早期配方奶粉的成分，該配方奶粉在16世紀和17世紀的歐洲通常由浸泡在牛奶中的麵包組成，這種麵包很不幸地是透過“刮水船”餵給嬰兒的，這種“刮水船”很難清洗並且容易積聚細菌。

這些資訊很多使我著迷，其中一些令人不安，但沒有任何一種在情感上影響我。從研究中獲悉，我寫了一些關於婦女持續數天的分娩，流血的流行病甚至在分娩時死亡的文章，儘管我試圖以同理心對待本書的這些部分，但我並沒有因此而沉迷。我用關於我從未發生過的任何經歷的寫作方式來寫它們：投資，沒有身份。

安娜·諾斯（Anna North）

然後我有了一個孩子。我的兒子和我很幸運-當然是按照19世紀的標準，但即使按照今天的標準。自1900年以來，孕產婦和嬰兒死亡率可能急劇下降，但仍處於令人擔憂的高位，尤其是在美國。太多的人仍然遭受癲癇發作或其他併發症的困擾，可能需要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才能解決，而且醫療機構對它們的重視程度通常不及此。

我很榮幸獲得良好的產前和分娩護理，作為白人婦女，我沒有經歷過制度化的種族主義，該種族主義導致美國黑人，土著人和其他有色人種的產婦死亡率更高。儘管我對我們的文化期望人們多快恢復健康並在生完孩子後恢復“正常”水平有一些想法，但我並沒有經歷生育這一創傷事件。

但是我無法再以同樣的方式看書了。我兒子出生時，我幾乎快要完成初稿了。餘下的章節花了我幾個月的時間，大約是我前世一週的工作。然後是幾輪編輯，在此期間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閱讀自己寫的內容。

兒子一出生，我就敏銳地意識到可能出了什麼問題以及出了什麼問題。

我的敘述者的母親，一位著名的當地助產士，在考慮自己失去的最後一位病人的情況下勉強生育，這讓我幾乎無法透過。甚至更糟糕的是，提到了出生後不久死亡的嬰兒。在整個懷孕甚至早產期間，我都保持了超自然的鎮定狀態，有些激素或其他藥物減輕了我數十年來一直生活的焦慮。但是，我兒子一出生，我就敏銳地意識到可能出了什麼問題以及出了什麼問題。曾經看起來像是冷酷的事實的19世紀醫學的現實變得令人恐懼，幾乎無法想象。

變化的是微妙的，這是我的產前和產後草稿之間的觀念轉變。首先，我現在很生氣。我對文化對繁殖的痴迷感到生氣，因為這種戀愛常常使人們（尤其是女性）的生殖能力降低。懷孕的人往往只接受血管治療，即使是醫生也是如此。例如，在美國，新生兒通常在出生後的第一天就接受小兒科預約，但是在許多人經歷了最嚴重的身體創傷之後，分娩的人並沒有回到整整六個星期的時間裡去看醫生。他們的生活。

同樣的態度會傷害經歷不育症的人，這些人經常受到治療（再次，尤其是如果是女性），好像他們有什麼問題一樣。而且，他們傷害了那些選擇中沒有孩子的人，這些人被認為是自我中心的或無情的。

但是，我在母親時代獲得的不僅僅是憤怒。對於有嬰兒的人和沒有嬰兒的人，我也對世界的外觀有了更好的瞭解。在我兒子出生後寫的小說的一個部分中，我描述了人們來生殖健康的地方-生孩子，也要結束懷孕，或者找出為什麼他們無法懷孕。它很乾淨，光線充足。它有專門用於工作的枕頭（我自己在工作時才發現的東西），還有足夠的空間起床和走動。最重要的是，它有一個人關心來她的病人，而不僅僅是關心他們可以或不可以生的嬰兒。

我的小說是從一種智力上的分娩開始的，而對小說的內心理解又使我完成了這本書。如果我以探索生育力，不育症和生育孩子的壓力開始，那末我需要想象一個世界，甚至只是一個房間，人們可以得到我們應得的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