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懷孕、生子，對很多女性來說，「成為母親」彷彿是一個既定結果，瓜熟蒂落、自然而然。

現實也許並非如此簡單。

當生育不能自然來臨，一些人被下了「不孕」的診斷，當生育的環節需要醫學的介入、付出額外努力時，可能，我們才會重新審視生育本身，窺見「成為母親」可以是一個選擇，看到女性需要為生育本身承擔的職責與焦慮。

很多生育障礙的夫婦，寄希望於試管等生殖技術，來改變生活狀態，但技術的不確定，讓焦慮捲土重來，很多女性被身體受創與生殖焦慮反覆拉扯。

生育是兩個人的事情，應對「不孕」也需要雙方共同面對。遺憾的是，在大部分呈現中，男性角色都或多或少地缺席了。

曾紀琪躺在取卵床上，像做婦檢一樣，把腿張開。取卵手術室比較暗、有點冷。

護士做好準備工作後，用器械撐開陰道暴露宮後穹窿，醫生把一根毛線針一樣長的取卵針插了進去，穿過皮層、穿過子宮，再穿出到卵巢內側，畫素級對準後，取出一顆完整的卵泡。

「醫生用取卵針進去戳一下，把卵泡吸出來，再把針拔出來，然後再戳下一個位置，這樣一直戳。」曾紀琪說。

她被取出了 16 顆卵泡，也就是說，「戳」這個動作重複了超過 16 次——並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為了卵泡質量，曾紀琪沒有接受麻醉，只用了不太能止痛的杜冷丁。她臉色蒼白，虛汗直冒：「針太粗了，每進入一次就渾身一顫。」

與此同時，曾紀琪的丈夫正在隔壁的取精室裡看片，那是一部打了馬賽克的情色片子，他負責取精子。

三天以後，醫院會通知曾紀琪和丈夫，他們的卵子和精子有沒有結合成受精卵。「像學生查成績一樣的，醫生會告訴你，現在取了多少個卵泡，培育成多少個受精卵，質量怎麼樣，是 A 級還是 B 級，是移植，還是直接冷凍。」

曾紀琪夫婦正在嘗試試管嬰兒。

根據中國人口協會、國家計生委聯名釋出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中國的不孕不育發病率在 12.5%～15% 左右，患者人數超過 4000 萬，佔到全部育齡人口的 12.5% 。

明明都是女人，為什麼只有我不行？

曾紀琪和丈夫 2015 年結婚，兩個人都想要一個孩子。在一年多未做任何避孕措施的情況下，一直沒有懷孕跡象。

檢查後，曾紀琪才發現自己是輸卵管不通，她把自己關在臥室哭了一天一夜：「為什麼這個事情會輪到我頭上？」

抹掉眼淚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想要離婚，她覺得自責：「正常女性擁有的能力我沒有，不能害了人家」。畢竟之前遇到的許多就診家庭裡，不離不棄的都是女人。「女的都不怕吃苦，倒是很多男的看老婆試管不成功，都會選擇離婚的。」

提了，丈夫沒同意，曾紀琪心安了一些，「如果我老公願意陪我一起努力，那我願意嘗試一切方法治療。」

曾紀琪身邊有朋友意外懷孕了，會向她訴苦，「其實我是蠻失落的，蠻難過的那種感覺，就是你自己想要一個小孩， TA 不來，但是別人不想要，上帝送了她一個小孩，他們還想把 TA 打掉。」

黎曉和曾紀琪不一樣，她已經生過一個小孩了，丈夫是大學同學，從東北農村「入贅」到上海，第一個女兒隨了黎家姓。

丈夫老家的人看中後代，自己的父親也鼓勵黎曉再生一個，給丈夫留個「後」，其實還是怕自己不在了，黎曉受別人欺負。

到女兒三歲的時候，27 歲的黎曉再次備孕，嘗試了五六年卻一直懷不上。她想不通，「明明大家都是女人，為什麼我不行了？」她形容這種感覺是一種更類似於挫折感的恥辱，「比較傷自尊」。

黎曉夫婦和父母坦陳他們懷不上的時候，父母一開始覺得兩人是故意不想要孩子，後來才知道懷孕這件事這麼難。

在老家，因為黎曉一直要不到老二，就有人在背後議論說，其實大女兒也不是她和丈夫的孩子，是在外面亂搞的野種。

「不孕，女人要揹負的黑鍋很多，經常會被人揹後議論，什麼婚前不檢點打胎打多了，要麼就直接被罵不會生蛋的母雞。」

她做試管這件事，不敢讓周圍的人知道，怕異樣的眼光：「我有的時候也很委屈，明明自己很潔身自好，為什麼就是不懷孕？我知道問題出在我身上，但明明這個問題，跟個人品行根本毫無干係，可還是會被人惡意中傷。」

等女兒上了小學，黎曉已經 34 歲了，女兒班裡有一對特別可愛的龍鳳胎，也是試管所得，黎曉一直眼饞。直到一次女兒放學回家問：「媽媽，什麼是試管啊？」

那一刻，黎曉心動了。

黎曉跟丈夫一起查資料，去到離自己最近的可以做試管的醫院，做了一整套的正規檢查後，才發現自己是黴菌性陰道炎，除此之外輸卵管兩側傘端也粘連、積水、肌瘤。

黎曉不孕的原因找到了。

醫生說「生育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可能就是在那種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因為任何一點點的因素，就可能會導致你懷不上。」

為了儘可能排除那一點點因素，曾紀琪和黎曉都選了更明確的方案 —— 試管。

求好孕

第一次來到生殖醫院的時候，黎曉傻眼了。「感覺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裡面烏壓壓的人頭」，她和丈夫排了兩個多小時的隊伍，見到醫生後簡單詢問了幾句，醫生手腳麻利地開了一堆單子，男科、女科全部檢查一遍。

她先根據黴菌性陰道炎的檢查結果進行治療，只有在陰道炎消退之後，才能真正進行試管。

老藥不行，換了新藥，來來回回折騰了三個月，終於發現黴菌陰性了。為了來去方便，丈夫充了兩千塊錢的過路費，一次過路費是 45 塊，黎曉埋怨他錢充多了，結果兩個月不到，錢就花沒了。

打促卵針、吃藥，差不多之後，醫生立馬安排做取卵。

黎曉的卵泡位置不好，取卵的時候疼得臉色煞白，手術檯上下來那一刻，直接跪在地上，只能被護士攙出去。取卵的結果不錯，雖然黎曉已經 34 歲，但也成功孵化出兩枚胚胎，「即使質量不好我也心滿意足了」。

取卵過後就是移植，黎曉翹首以待，沒想到移植前一檢查，黴菌性陰道炎捲土重來，繼續用藥，仍無好轉，胚胎只能繼續冷凍。

黎曉想放棄了，她寫下「我終於知道醫院裡那一張張表情麻木的臉是怎麼回事了，不是她們不想哭，打擊太多了，希望就顯得尤為渺茫。」

「別的事費錢，生孩子費命！我真的慫了，我更想逃避了。」

但一直希望黎曉再生育的父親，等不了了。

黎曉還在治療時，父親嘴巴里長了口腔潰瘍，沒想到確診為中期的口腔鱗癌。父親動了手術之後，已經幾乎說不了話了，但他還是極力告訴黎曉，「做人不能言而無信，你得給你丈夫家留後，我沒了，你以後得靠著他們家，你不能讓我擔心。」

黎曉只能一邊給爸爸放化療，一邊繼續硬著頭皮試管，「水深火熱也不過如此，一面直視死亡，一面揹負希望。」

父親第二次手術結束後，醫生把黎曉叫到了一邊，依據他的經驗，病人可能只有 3 個月的壽命了。自小和父親親密的黎曉崩潰了，跪在醫生面前流淚：「醫生，無論如何幫我多保他幾年壽命，我不能讓他帶著遺憾走！」

找不到落針的地方

曾紀琪決定做試管之後，開始進入各種各樣的試管群和求子論壇和不同的人聊天，她看到群裡有不少人經歷過四五次的、甚至有十幾次還沒有成功的，很多人是從安徽、蘇北一些縣和農村來到南京租房子做試管，最低費用的一代試管，一次也需要 4～5 萬，很多人舉債十幾萬仍未成功，她想給自己打個心理上的預防針。

沒料到的是，花費只是其中一方面，身體上的折磨和焦慮更難忍受。

醫生讓曾紀琪先促排卵，這意味著每一天她都必須早早地去醫院打針、注射激素，再抽血檢視激素水平；每一天都要去做 B 超，檢視卵泡生長的情況；每一天都要屁股上打一針，肚子上打兩針。算下來就是每一天至少要捱上三針，再加上一針抽血。

一關一關地過：等卵泡長到合適的時機，才到可以去取卵；取卵成功之後，要再等待卵子和精子結合成功，在這之後才能真正地進入移植期。

移植期也是不停地打針、抽血、吃藥。曾紀琪數過，每天要吃 8 顆藥。早晚各一針黃體酮、孕激素，還有一支 hcg，三針全都打到屁股上。

黃體酮是油性的，「就像你打食用油一樣，你知道水打到肉裡面，比較容易吸收，但打油進去，它是不太容易吸收的」，曾紀琪說，屁股會形成硬塊，連續打上 10 天以後，就坐不下去了——硬塊太大，也太疼。

這時，打針也打不進去了，「打完以後油往外冒」，打到後面，屁股已經找不到落針的地方了。

移植反而是最輕鬆的，醫生放了兩顆受精卵進去，兩分鐘結束，曾紀琪沒什麼痛感，只是保胎太難了。

曾紀琪度過保胎這段時間的方式是不斷地測孕紙，每天不斷地用試紙測試，再把每一根試紙標好號，排在一起，再湊過去仔細對比一下試紙細微的顏色變化，其實明明知道試紙顏色不會怎麼變。

移植第 14 天確認懷孕了，到了移植第 20 天，曾紀琪出血了。

開始是有點像姨媽的深褐色，醫生說沒事，到了第二天就突然出鮮血了，上廁所就嘩嘩嘩地往出流，曾紀琪特別害怕，她坐在廁所上喊媽媽「我出血了！」

去做了 B 超，發現當時著床的兩個胚胎，流掉了一個。

這次經歷讓曾紀琪太緊張了，她乾脆就住到了醫院裡，「我就說我就一定要住院，一定要把另外一個小孩保住」。

熬到三個月以後，宮頸機能不全的擔心又再次到來，她有朋友是在懷孕 6 個多月的時候，突然出血，到醫院的時候，一個完整的胎兒掉了出來。

為了應對焦慮，曾紀琪念念有辭地刺十字繡，刺的內容是《心經》。

一段時間裡，曾紀琪覺得自己是一個寄生物，是一個載體，大量的針、藥和營養品，都被不加甄別地放進她的身體裡。

她看過的一篇文章裡說，生孩子的過程也是一個孩子和母親在搶營養、搶生存機率的過程。她孕吐嚴重，但反而莫名喜歡孕吐，「其實我那個時候心理上是有點病態的，那個時候我覺得如果我今天沒吐了，我就很沒有安全感，我就會覺得他是不是發育的不太好，他是不是不在了？」

真的感覺到不一樣的時候，是能在 B 超裡看到胎兒的時候、胎動的時候，還有聽胎心的時候，那時候會聽到像小火車一樣的聲音，「呼哧呼哧的，就會想到原來在我身體心跳的同時，我的身體裡面，還存在著另外一個心跳」。

經歷了過關似的孕期，曾紀琪生下了一個女孩，叫「可樂」。因為妊娠高血糖，想喝可樂而不得，便以此給孩子取了小名。

最緊張的 14 天

黎曉知道父親時日無多，抓緊時間去準備移植，不斷地對付黴菌反覆陽性之後，終於把胚胎植入了。

移植後為了保險，黎曉迷信般地臥床三天，第四天去看望父親時，興高采烈地和他說謊，「移植了一對雙胞胎，現在醫學手段越來越高明，跟播種一般，當場移植完，孩子就在肚子裡慢慢長大了。」

移植後的 14 天是最緊張的 14 天，每個試管媽媽都畢生難忘。

期間所有對孩子不利的迷信都可以奉為真理，黎曉形容「情緒不敢有波動，於是電視不敢追，手機不敢看，生怕自己一個大笑把孩子給擠出去，不敢生氣，因為聽說生氣母體會帶毒把孩子毒死。於是掐著秒錶數時間，上廁所要放鬆，不能用力，洗澡都是老公幫忙洗頭，生怕手抬高了，腦袋上泡沫的重量把孩子壓垮了……」

除了這些，黎曉更擔心的是怎麼和病危的父親交代，所幸胎心、胎芽、孕囊檢查都很好，卻不知那時父親已經在死亡邊緣掙扎。

剛剛做完第四次檢查，丈夫打來了電話「快來，爸要不行了」。

黎曉腦袋當時轟得一聲，「整個人就像中槍一樣，呼吸困難心臟壓抑的恨不得死過去。」

父親還是走了。

父親走後，黎曉整個人浮腫了一圈，腿一按一個深坑，披麻戴孝跪在父親的靈位旁邊也不講話。母親對黎曉大吼：他已經走了，你還要讓你肚子裡的那個下去陪他嗎？！

出殯時，家人不讓黎曉去，黎曉臥床保胎，也不敢哭，一直壓抑著自己，記憶力衰退得厲害，自我催眠父親仍活著，只是出去釣魚或者找友人打牌喝茶去了。整個孕期只增重 12 斤，什麼都吃，可吃什麼吐什麼。

黎曉收拾好自己，順利生產，迎接新生命到來。但強制壓抑情緒並不是一個好辦法，她精神垮掉了。

喪父悲慟、情緒壓抑、激素變化，黎曉得了產後抑鬱症。她把一切事情與父親的死聯絡起來，甚至怨恨懷著二寶讓她無法見到父親最後一面。

坐月子的時候是過年期間，丈夫覺得妻子和寶寶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獨自在客房睡，結婚多年來和公婆的積怨，試管時的委屈、失去父親的哀慟，一下子爆發了。

晚上丈夫正在炒菜，端上桌時聽見房間裡孩子在哭，他打算進來抱抱孩子，開啟門，黎曉一條腿已經懸在窗戶外面， 21 樓。

他連滾帶爬地衝上前，三下兩下把妻子拽下來，跌坐在地上抱著她的腿痛哭。

但黎曉當時腦子裡一片空白，只有一個聲音：「別活了，沒什麼意思，死了就解脫了。」

15 個月之後，她的情緒才逐漸恢復。

試管之後

北大醫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賴立裡，曾蹲守在北京大學生殖醫學中心三個月，密切觀察和訪談患者後寫道：

「懷孕是需要運氣的，這些前來尋求幫助、滿懷著生殖焦慮的女性接受了在做試管的關鍵時刻由她們自己決策並承擔責任的要求......也寄希望於好運。」

有時，懷孕是可以解決這那些因為不孕而生髮出的各種煩惱的。但在另外一些時候，懷孕能填補的缺口，並不那麼多。

經歷生育，讓曾紀琪想明白，「因為女性擁有子宮，所以生育權在女性手上，這可以是一個權利，其實更大程度上是一個義務，尤其對於中國女性而言。」但尚在襁褓中的女兒，不管以後生或不生，都由她自己決定，「『生孩子』不是女性必須做的。」

「只是對我而言，我想做媽媽，所以我想有個寶寶。是我自己選擇了不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地盡力去生一個孩子。」

父親去世，黎曉的二寶是接著父親來的，有的地方特別像父親，脾氣、神情，哭起來的小眉毛，黎曉有時候會胡思亂想：「二寶會不會是父親投胎轉世？上輩子你疼我，這輩子換我疼你。」

生命逝去，生者就在小小的生命身上尋找故去的影子，「一切都是值得的，孩子圓了我父親的遺願，也讓我這麼多年的努力得到了回報。」

（曾紀琪、黎曉系化名）

撰文：田佳惠、蘇惟楚

海報設計：韓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