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母親的人

有關母嬰之間的重要關係的研究，是由一群處在上層社會、從小就被送去男女分校的寄宿學校的英國人開始的。

我在第一次造訪著名的倫敦塔維史托克診所（Tavistock Clinic）時，我注意到走廊的牆上掛著的那些著名的20世紀精神病學家的黑白照片：約翰·鮑爾比（John Bowlby），威爾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哈里·甘翠普（Harry Guntrip），羅納德·費爾貝恩（Ronald Fairbairn），以及唐納德·溫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探索早期經驗如何成為我們後來人際交往中的原型，以及我們最深的自我意識是如何透過與養育者的密切交流塑造。

科學家們研究最讓他們困惑的事情，所以他們時常能在一些被他人習以為常的領域內成為專家（或許正如研究者比阿特麗斯·畢比（Beatrice Beebe）跟我說過的一樣，“大多數研究都是針對自我的探索”）。

這些人研究了母親在孩子生涯中的角色，因為他們自己在最脆弱的時候——通常是6~10歲，人們在這時還遠遠不應該獨自面對世界——就被獨自送到了學校裡。

鮑爾比告訴我，這種寄宿學校的經歷很有可能啟發喬治·奧威爾寫下了小說《1984》，這本小說傑出地表現了人類如何為了被當權者喜愛、接受，寧願犧牲一切他們本身最珍貴和真實的東西，包括他們的自我。

因為鮑爾比是莫瑞的好朋友，我得以在他訪問哈佛大學時和他聊聊他的工作。他出生於一個貴族家庭（他的父親是皇室的醫生），他受過英國正統的心理學、醫學和精神分析訓練。從劍橋大學畢業後，他在倫敦東區，一個在1940年閃電戰期間空襲摧毀、後來因為犯罪滋生而臭名昭著的地區，治療有行為問題的男孩們。在二戰期間及之後，他觀察到戰爭期間的撤退和集體養育將年幼的孩子與他們的家人分離開。他也發現在住院期間，短暫的分離（父母不允許在探視時間過夜）也會加劇孩子的病症。

在1940年年末，鮑爾比成了英國精神分析社群不受歡迎的任務，因為他激烈地提出，兒童的問題行為是對於惡劣的現實生活環境的反應——忽視、虐待、分離——而不是嬰兒時期的性幻想的產物。他百折不撓地，將餘下的生命投入到我們今天所稱的依戀理論的發展中。

我們一來到這個世界，就用尖銳的聲音來宣告我們的存在。有人立刻幫我們洗澡、把我們抱起來、餵飽我們，最棒的是，我們的母親會把我們放在她的肚子上或胸前，讓我們享受舒適的肌膚接觸。我們是徹底的社會動物，我們的生命歷程包括找到自己在人類社會中的位置。我喜歡一位法國精神科醫生讓內（Pierre Janet）說過的一句話：“每一個生命都是一件藝術品，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放在一起。”

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就逐漸學會了照顧自己，無論是身體上還是情緒上，但我們自我照顧的第一堂課都起源於我們是如何被照顧。掌握自我控制的技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早期與養育者的互動的和諧程度。如果孩子們的父母是舒適和力量的源泉，他們就有了貫穿人生的巨大優勢，足以抵抗他們可能面對的最糟命運。

約翰·鮑爾比發現孩子會被面部表情和聲音吸引，而且他們對面部表情、動作、語調、生理狀況的改變、動作的節奏和習慣性動作都很敏感。他認為這一與生俱來的能力是進化的產物，而且對於這些無助的小生命來說是關鍵的生存技能。孩子們也被設定好，會選擇一個（最多幾個）特定的成人，與他們一起發展溝通系統。這樣，他們就結成了他們初始的依戀。成人越是迴應孩子的需求，他們的依戀就越深，而孩子也越有可能與其他人發展健康的迴應。

鮑爾比經常在倫敦的攝政公園系統地觀察孩子與母親的互動。當母親們靜靜地坐在公園長凳上織毛衣或看報紙，孩子們就會到處探索，偶爾回頭看看母親是否還在看著他們。然而，當一個鄰居路過，用聊天吸引了他們母親全部的注意力，孩子們就會跑回來待在較近的地方，試圖吸引母親的注意力。

如果嬰兒和小孩子發現他們的母親沒有把注意力都放在他們身上，他們會感到緊張。當他們的母親消失在視線裡，他們會傷心欲絕地哭，但只要他們的母親一回來，他們就會安靜下來繼續玩。

鮑爾比發現依戀是孩子探索外界的安全島。在接下來50年的研究中，證實了穩定的安全島可以促進孩子的自信、逐漸建立起對他人痛苦的同情和幫助之心。

從這種依戀親密的給予與接受，孩子們學會理解其他相似或不同的人的感受和想法。也就是說，他們學會與環境和周圍的人“同步”，發展出自我意識、同情、控制衝動和自發動機，以讓他們更好地成為對外在社會有貢獻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