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婚是不被提倡的，根據法律規定，男子二十二週歲，女子二十週歲才能符合法定結婚年齡，至於到了結婚歲數不結婚就是個人的事了，和法律無關。但是，到了結婚歲數和不到結婚歲數的都要同居，甚至有些同居男女生了孩子，也就不是主流意識形態關注的對象了，當然也就不會做大面積報道了。

在古代，婚姻要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是兩個人的事，而是兩大家族的事。到現在，還有一些地區遵從這種傳統，結婚要熱熱鬧鬧，兩大家族在一起吃吃喝喝，走完婚禮流程，要是鬧離婚，也是兩大家族齊上陣，甚至要大打出手，才能離了婚。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結婚和離婚比較自由，而且越是自由，就越能體現文明進化的程度。尤其是在大城市，男女結婚和離婚都比較自由，分割財產也比較自由，商量好了就能協議離婚，不必要非得撕破臉對簿公堂。於是，人們看到了結婚需要的條件，最基本的一個條件就是經濟條件。沒有好的經濟條件，就不能結婚。即便結了婚，也很快會離婚，沒有經濟條件支撐，小兩口要喝西北風過日子嗎？由此來看，純粹的愛情也就在婚姻殿堂裡消失無蹤了。

被經濟條件主導的婚姻並非是愛情的歸宿，而是兩個合夥人在一起生活的見證。沒有經濟條件，到了結婚的歲數，就可以找異性朋友同居，尤其是大學生，同居現象比較明顯。放著學校的宿舍不住，非得到外面租房子同居。同居幾年，就像是婚姻的預演，男的扮演結婚男人的角色，女的扮演結婚女人的角色，已經形成了事實婚姻，而不非得辦個結婚證。這種同居並非是早婚，而是事實婚姻，卻不一定能真正走進婚姻的殿堂。當同居的大學生畢業之後，就會受到社會的挑戰，很容易讓同居男女分崩離析。當然，也有的同居男女攜手步入婚姻殿堂的，結婚生子也就成了順理成章之事。當然，也有未婚先孕的，打掉孩子，或者生下來，都被允許，只是，事實婚姻不受法律保護，有時候受到傷害的往往是女人。要是不到結婚年齡就同居，就算做非法同居，也叫做早婚了。

在農村，早婚現象比較嚴重。雖然人們都知道法定結婚年齡是多少歲，但就是有一部分人喜歡讓孩子早早地結婚，早早生孩子，除了傳統的希望家中多了勞動力的希望，就是現實的功利考慮，不但後繼有人，而且還能夠保證在身體精力旺盛的時候生下幾個孩子，有了一胎，還要二胎、三胎，一定要生個兒子，以此獲得傳宗接代的可能。農耕文明講究現實的考量，而不是鍾情於大理論和死板的法律條文。於是，在法定結婚年齡的限制之下，很多農民讓孩子自己選擇。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撮合下，一些孩子早婚了。不到法定結婚年齡就結婚了，還擺了婚宴，收了份子錢。很快，不到結婚年齡就生孩子了，生下的孩子不上戶口，等到領了結婚證再上戶口，也不吃虧。於是，同齡的年輕人，不到結婚歲數就結婚的和到了大齡青年的程度才結婚的，生的孩子能差出一代人————主要還是同居沒人管。以前叫做非法同居，現在叫做同居，甚至根本就不提了，也就讓人們放開了手腳，做出自己的選擇。有錢人不怕罰款，即便讓孩子早婚早育，也終究只是交點罰款的事，不是什麼大事。雖然外國一些國家有十幾歲就結婚的法律，但在我們國家就算做早婚了，而且不被提倡，要是人們偷偷實行，或許還能行。只是，早婚行為不受法律保護，女性們應該警惕。不然，受傷害最深的還是女人。

早在《中華民國民法》中就有禁止早婚的條目，梁啟超指出：“早婚不但有害養生，有害傳種，有害養蒙與修學，更有害於國計民生。”國家干預女性早婚行為，讓女性的身體能在更適宜的時間生育更強壯的國民。於是，對身體“殖民”的權利從家族和禮教體系轉移到了國家手中。早婚會造成女人過早生孩子的情況，而同居更是危害比較大。有男女同居之後，採取一定的措施，不要孩子。但是，有的時候卻偏偏懷上了孩子，但他們沒有辦結婚證，也沒有養育孩子的經濟基礎，有的還因為分手，就要打掉孩子。很多女性因為打胎而造成了不孕的症狀，甚至正式結婚之後都不能懷孕。要是道學家來講，就算是一種道德懲罰，而事實上同居只是一種文化和制度的寬容，背後是資本在造勢，讓同居男女消費力大增，而權力系統的貪官們也在趁機包養情婦。如此一來，看似社會開放了，其實，同居的女性逐漸成了玩物，並非真的經濟獨立和身體獨立了。

消除同居現象，嚴格執行法定年齡結婚的制度，對於優生優育有著很好的作用。要是放任自流，還是讓資本造勢，讓權力做幫兇，就有可能讓人種素質出現下降的趨勢，長此以往，不利於種族強大和國計民生，需要正視這個問題，逐漸糾正不良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