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夥：大爺，你知道這輩子最難過的事是啥不？

大爺不解，小夥說：年輕時，沒錢啊。

大爺：小夥，你知道這輩子最最難過的事是啥不？

小夥不解，大爺：人老了，也沒錢！

隨著新出生人口數量的不振，"老齡化"持續成為近些年的社會焦點，尤其在三四線城市，尤其在縣城農村。

但人們卻對大城市少有擔憂，即便一、二線城市內部新生兒數量也在逐年減少。

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內部增量不給力，但外部流入人口卻槓槓滴。

有圖有真相，我們以上海為例，下方藍線是常住人口增長率，紅線是戶籍常住人口增長率。

即便每年都有無數外地人擠破頭落戶上海的助攻下，但戶籍常住人口增長率卻多年持續為負，但常住人口增長率卻多年持續正向增長。

這中間的差值，其實就是不斷流入的外地人口。

所以網上常說，上海的強大是有外地人撐起來的，這話並非空穴來風。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了，即便上海有著強悍的外部人口助攻，但這種助攻的邊際效果卻在2015年逐年遞減的。

2021年正式跌入負值，2022年呢？

經歷了上半年Q2特殊4的戰役後，今年上海的常住人口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呢，是個值得跟蹤的問題。

但此時我們還無需關心上海，因為與上海同屬超一線的北京在老齡化方面已搶先一步。

近日，由北京市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發佈了《北京市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21）》，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底

60歲及以上常住人口441.6萬人，佔常住總人口的20.18%；

60歲及以上戶籍人口388.3萬人，佔戶籍總人口的27.5%；

65歲及以上常住人口311.6萬人，佔常住總人口的14.24%；

65歲及以上戶籍人口279.2萬人，佔戶籍總人口的19.8%。

按照國際通行標準，當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在20%-30%之間、或者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在14%-20%之間，就意味著該地區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

2021年北京60歲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首次突破20%，65歲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首次突破14%，這標誌著

—— 自去年開始，北京已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

過去人們並不怎麼擔心的一線城市人口結構，如今也在全社會人口負增長的浪潮下發生惡化。

自然增長率只要大於0，其實就表示人口總體是增長，無非增長多少的問題。

而自然增長率在零軸下方，也意味著老人去世的數量開始超過新生兒出生的數量，人口總數開始逐年回落。

如上圖所示，自然增長率在近幾十年內持續回落，2021年達到0.34‰，開始接近零軸，而該數據也意味著

—— 如果短期內沒有超預期的新增嬰兒出生，則當下的人口數量則就是巔峰。

說的再直白一點，就是人口開始存量模式，即接下來京滬增長的人口，則意味著其他城市相對減少了同樣數量的人口。

以前我們說縣城老齡化，現在開始注意到京滬老齡化，但其實"老齡化"是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不用過於驚慌。

當前國際上存在的一個普遍的現象，低收入國家中基本不存在老齡化，老齡化現象基本上只存在於中等收入以上的國家樣本中。

如上圖所示，4個不同經濟階段的經濟體的老齡化程度呈現明顯的階梯式分佈，通過均值我們可以看出

—— 越窮的地方老齡化越低，越富的地方老齡化越高。

2019年全球28個低收入國家的老齡人口比例平均為3.22%，不僅低於7%的標準，人口結構也更偏向於年輕型。

高收入國家則相反，有超過2/3的國家達到深度老齡化的標準，最高比例的國家日本則達到了驚人的 28%，幾乎每3個人中就有一個65歲以上的老人。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經濟狀態與人口老齡化之間綁定得如此之深呢？

從人口動力學角度看，人口老齡化是"壽命"與"生育率"共同的結果，且這兩個因素又同時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

首先大家應該都能感受到，經濟水平的提高對於人均壽命的提高是肉眼可見的，人的平均壽命與過去不發達時相比大幅提高。

據科學研究表示，人均GDP水平每增加1個百分點， 國民預期壽命會增加4.37年。

所以說過去之所以老齡化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醫療水平或物資供給保證老年人的壽命。

簡單點說就是，很多人還沒活到65歲就嘎了。

如果各位不理解，可以回家問問自己的父輩或者奶奶輩，他們那個時代很多人能活下來便已是幸運。

所以在經濟水平不斷抬高的背景下，老齡化只是人口結構自然演變的結果，更是經濟發展內生推動的一個必然趨勢性。

就像現在的60歲的大爺，30年前也是一個年輕靚仔；而現在30歲的年輕靚仔，30年後也不可避免得成為60歲的大爺。

老齡化是人口總體結構的變化，老年人佔比逐年抬高一個原因是因為老年人佔比多了，另一個原因則是新出生孩子佔比少了。

經研究數據表明，人均GDP每上升1個百分點，生育率會下降0.68個百分點。

如戰爭或國家動亂結束，經濟開始快速發展的時候，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較多，人們的生活就業壓力小，生育率則會增加。

儘管此時生活水平還不富裕，但是對未來美好的預期則可以抵禦當下的不滿，由此我們發現全球很多國家在二戰後集體出現了嬰兒潮。

所以說經濟水平並不是影響生育的主要原因，經濟增速才是。

於是我們發現，在增速平緩或者衰退的時候，人們就業困難生活壓力大，結婚生育等成本和效用難以匹配，自然也就造成了剩餘意願的下降。

而這種影響，在近些年愈加明顯。

與此同時，經濟減速與低生育率即是因果關係，也是相互關係。

因為低生育則意味著低人口，低人口意味著低需求，低需求意味著低消費，低消費背後則是另一個人的低收入，低收入再次反饋到生育上，形成惡性循環。

所以通過生育率年份的變化，我們也幾乎可以對比過去近20年裡，哪些年容易賺錢，哪些年不容易賺錢，其實真的大差不差。

人是經濟的主體，自然也就成了對經濟最敏感的動物。

而當前我們在生育率與經濟螺旋下滑的趨勢下，如果不發生改觀，接下來幾年3%—4%的年度經濟增速或成為日常。

最後再說句心裡話，對我們普通人來說，變老並不可怕，畢竟沒有人會永遠年輕，最可怕的是

—— 我們還沒有富起來，就老了。

對一個經濟體而言，老齡化也並不可怕，畢竟這是不可違背的自然規律，最可怕的是

—— 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老齡化就來了。

而以上兩點的影響，遠比"老齡化"本身更加可怕。

我們過去的發展較大程度上依賴於人力資源稟賦，另一方面，養老體系、退休制度未能充分應對老齡化趨勢，老年人口增加帶來的社會成本也將成為未來經濟的重大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