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以變法圖強為己任的名臣很多，其中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的變法對宋朝影響最大。我們在學習古代歷史時，這兩位變法的名臣都是繞不過去的坎。然而很少人知道，在南唐時期大臣潘佑也進行過一次變法，意圖改變南唐被宋朝滅國的命運。這次變法雖然以失敗而告終，潘佑極其追隨者也被迫自殺，卻為後來的范仲淹和王安石開闢出了新的道路。北宋時期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兩次變法都受此影響，潘佑也受到這兩位名臣的推崇。而這種變法的思路也深深的影響了後來的數百年時間，受到很多革新者所推崇。
潘佑本來是幽州人，為了躲避五代十國時的戰爭南下，遷徙到金陵居住。他是南唐大臣中典型的外來派，是北風南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徐鉉和韓熙載的推薦下進入南唐朝廷當官，南唐中宗李璟授其為秘書省正字，值崇文館。李煜即位後，他晉升為虞部官員外，史館修撰，知制誥，中書舍人。
當時南唐內部黨爭嚴重，本土派和外來派互相爭權奪利。而李煜又沉迷於佛學和詩詞不理政事，把國家大事都交給本土派的親信大臣，使得國家混亂不堪。潘佑認為長此以往，等到宋朝大軍南下入侵，南唐將面臨滅國的危機，於是提出變法圖強的想法。
他建議借鑑《周禮》古經實行變法，讓南唐能夠富國強兵，挽救危難的時局。潘佑變法的核心在農業領域，他提出回覆古代井田制的土地政策，抑制民間的土地兼併，讓大量的失業貧民有地可耕種。這個政策是為了應對唐朝中葉以來土地兼併日益嚴重，解決國家資源遭到士大夫階層壟斷的危機。然而這個措施與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發生衝突，最終遭到男唐朝中權貴的猛烈抨擊，變法便以失敗而告終。變法失敗後，潘佑又七次上書李煜，指出國家危在旦夕的事實，卻觸怒了李煜。李煜派人逮捕了潘佑及其同道李平，這兩位變法者最終被迫自殺。
很多對歷史一知半解的人把這次變法與王莽改制等同，認為是開歷史的倒車。實際上這與王莽改制有著本質的區別，其目的也是完全不同。王莽改制不是為了抑制土地兼併，而是借改制的名義打擊自己的政治對手。這種改制本質上並非變法，而是政治傾軋，其目的也是拉攏政治同盟，爭奪政治利益。而潘佑的變法卻是為了解決自唐朝中葉以來的土地兼併問題，從改變國家的經濟基礎出發，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由於潘佑及其追隨者並非南唐本地的權貴集團，所以他們的變法也不存在用家族利益侵吞國家利益的成分。
從中國古代數千年來的歷史週期律看，土地兼併成為歷代封建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於土地兼併，使得士大夫階層壟斷了國家資源。這不僅包括了土地資源，還有土地上的人口，商品貨物的流通，國家的金融經濟，甚至於獨霸朝堂。這樣做的結果便是大量失地農民生活困難，商品貨物流通受到抑制，內需消費不足，金融經濟進入通縮通道。一旦受到自然災害和外敵入侵，國家無力支持賑災或者抵抗外力，便會造成朝政混亂，進而引發失地農民起義或者四方藩鎮割據自立。當這種現象在各地頻繁出現，距離亂世也就不遠了。
當時南唐就處於這種危機境地，潘佑變法的目的便是改變這種不利局面。一方面南唐在與後周的戰爭中失敗，割讓了大破淮南土地，使得國力困頓。另一方面本土派和武將集團把持國家朝政，造成土地兼併和資源壟斷。這使得國家政策上偏重於權貴集團的私家利益，對戰敗後軍隊的持續衰弱，大量農民失地而造成的危機視而不見。權貴集團沉迷於享樂之中，李煜沉迷於佛學和詩詞，對國家的危機毫無察覺。長此以往，等宋朝解決了內憂外患，平定了後蜀、南漢、南平等其它國家，南唐就毫無反抗的餘地了。
這種大量財富和資源集中與士大夫階層引發的危機，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頑疾。歷朝歷代的有識之士都在想方設法的解決問題，潘佑不是第一個，卻是對後世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他提出的改革方案雖然以古代《周禮》為理由，實際上是加大了對朝廷政治力度開發，使其觸角延申到鄉鎮以下的平民階層。通過國家對鄉鎮以下，尤其是農村農業和土地政策的干預，來改變土地兼併的頑疾。然而這種策略與中國自古以來皇權不下鄉的傳統背離，也直接與士大夫階層的根本利益相沖突，最終變法還是以失敗而告終。
變法失敗後，這些政策也對南唐形成了很大的影響，後來這些影響也擴展到整個宋朝。宋朝是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封建王朝，在商業的活躍度上也是最高的。它一改往日重農抑商的策略，而是開放式的進行了商業和農業並重的經濟政策，於是成為中國古代經濟和文化的巔峰期。
可是由於對土地兼併缺乏管束，而商貿又過於發達，卻讓國家經濟提前進入了通縮通道。簡單來說就是社會上流通的商品過多，國家流通的金錢太少，於是鬧起了錢荒。而錢荒最離譜的現象是，士大夫階層竟然囤地囤錢，加重了錢荒的蔓延和土地兼併，而老百姓卻更加困難。
這樣宋朝社會出現一個大的矛盾，一方面普通老百姓手裡缺錢購買需要的生活物質，另一方面農民和手工業者大量產出卻沒人能掏錢買，於是經濟危機出現了。農民的東西賣不出去只能拋荒，於是土地貶值，士大夫加緊囤地，又加重了土地兼併，造成農民失地，形成惡性循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范仲淹提出了慶曆新政，王安石進行了變法。雖然這兩個革新都沒有成功，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一社會矛盾，延續了宋朝的國祚。而參加這兩次革新的宋朝名臣，對潘佑變法卻是非常推崇，視之為先驅的。
北宋改革家李覯是名臣范仲淹的好友，也是慶曆新政的理論設計者。他在很多書籍中對潘佑變法表示推崇，並且站在宋朝的角度大罵李煜為暗愚之賊，說他殘害忠臣。從他的書籍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忠臣指的就是潘佑。
南唐舊臣徐鉉奉宋太宗趙光義之命為南唐寫史，留下了《江南錄》一書。王安石在讀了這套史書後，寫下《讀江南錄》一文。他在文中大量的批判了李煜，將他逼死潘佑的行為寫成國之大惡，還把李煜與桀紂相提並論。在王安石的文章中，潘佑是國之棟樑，李煜逼死潘佑是自毀長城。徐鉉作為潘佑的同僚兼好友，對潘佑之死沒有盡到營救的責任，被王安石說成嫉賢妒能、隱惡揚善的小人。
由於潘佑、范仲淹和王安石的變法都以失敗而告終，所以古代和近代的很多人都認為這種讓打破士大夫階層利益的變法是不可行的，土地兼併的現象也不能用強制性的行政手段來禁絕。然而我們回顧近百年曆史的進程可以看到，這個封建王朝的頑疾已經被新中國解決了。現代化中國的農業農村管理能力，社會組織能力，都是古代變革者心中最為理想的狀態。這也從事實的打破了士大夫階層因循守舊，只顧自身利益，罔顧國家和百姓利益的說辭。至今仍舊有少量的愚昧之人視王安石等人為奸臣，殊不知他們的愚蠢是才是違背歷史潮流的國之大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