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作為嶺南封建文化的巔峰時期，其嶺南文化主要體現在思想，教育以及商業三個方面，但總體的水平依舊落後於北方。

在嶺南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唐與宋是兩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這不僅僅是因為嶺南文化從漢武帝時期就已經確立，而且經過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等時代的不斷演變，最後在唐宋時期進入到了鼎盛時期。

並且許多特徵也在此時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因此，嶺南區域文化日益受到世人重視的今天，對唐宋時期嶺南文化的研究也應作為最為重要的一個課題。

一．唐宋時期的嶺南文化

唐宋時期的嶺南，不管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都達到了封建社會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嶺南封建文化在唐宋時期的發展和鼎盛，在當時社會各個層面都有體現，尤其是思想文化、教育文化、商業文化等方面表現得格外突出。

唐宋時期，因國家重新統一而成為人們所期待的，儒學作為官方統治思想再次得到證實，科舉制度全面推行、考試以儒家經典為內容、取士以儒家觀點等原因，儒家正統思想在嶺南的影響力進一步加深。

在嶺南，除了唐朝名相張九齡之外，還有一大批儒學家湧現出來，如劉柯、吳武陵、趙德、王大寶和李用。

儒家思想既在嶺南已經完全地確立了官方正統的思想，同時又得到了嶺南人民的接受與認可，嶺南上交太學或者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從而使得宋代“嶺外科舉尤其重中州”的局面出現。

據道光《廣東通志·選舉表》記載：廣東中進士，唐代人、宋代人，不乏因科舉而顯身手的人物，比如王大寶在宋高宗時考取進士，最終官至禮部尚書。

宋朝時期，理學在官方的倡導與推廣下，在嶺南興起。北宋理學家周敦頤曾任廣東路、佛儒、綜合學者蘇軾被貶為嶺南，對嶺南理學的傳播有一定影響。

南宋廣東各州以周敦頤的號稱命名的鐮溪書院，是當時傳播理學的一個重要地方。當時在廣東工作的官員中，有一部分是程朱學派的門徒，比如博羅主書羅從彥、廣州知縣廖德明等，都在任上進行理學推廣。

此外，嶺南大量的學者也曾遊歷內地、北上留學。宋代理學的興盛，為明代嶺南學派的興起奠定了根基。

嶺南商業文化與海內外貿易的發展，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唐宋嶺南封建經濟的興盛，也拓寬了嶺南文化與海內外文化的交流，同時也展現和深入地加強了嶺南文化固有的重商、開放等特點。

二．嶺南文化的快速發展

雖然在唐宋時期嶺南文化發展迅猛，但就整體發展水平來看，這一時期嶺南的封建文化仍要落後於中原，即便與同一時期的吳越地區和兩湖地區相比，也要落後很多。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旺季，唐朝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都達到了新的歷史高度，但由於政治、經濟、歷史等因素的影響，當時全國各地社會文化發展水平呈現出極不均衡狀態。

在唐宋嶺南觀念文化中，具有明顯的商業性和“民罕著本”特點。

唐宋時期，隨著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以及政府對嶺南商貿的關注度也在不斷提升，嶺南商業蓬勃興起，從商、經營成為社會重要職業，在當時大陸並不多見的“民罕著本”現象和文化觀念中湧現。

而宋代嶺南人的商品意識、重商觀念，也比唐朝強化了。

濃厚的商品意識和濃厚的“趨利”思想使得宋代嶺南出現了社會各階層商家聚集經營的局面，不僅有做小生意的小販，還有“家世殷富”的豪門大族、勢高權重的官吏之家。

即使是世代以農為本的農民，也通過種植、交易經濟作物，從中地利益出發。宋朝的嶺南地區，種植經濟作物範圍廣泛、種類繁多，如荔枝是“閩粵荔枝食天下”，其餘被“四夷”，僅增城荔枝就有100多個廣南的柑橘。

從以前只做過貢品，到現在“民間多種柑橘以圖利”，廣泛進入了商品流通領域。其他的經濟作物，比如香蕉、吉貝、木棉、茶桑和花卉，都是多得不可思議的。

傳統利慾觀和“以農為本”的自給自足，在嶺南人日益增強的經營意識、牟利活動中逐步解體。

三．嶺南文化的發展原因

所以，我們不難認識到，雖然唐宋時期的嶺南文化的總體水平要低於同時期的北方地區，但是其飛快的發展速度卻是前所未有的迅速，其發展水平同樣是嶺南封建文化的一個高峰。

那麼，其發展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政府的重視

唐朝在統一了國家之後，在嶺南地區也推行了一系列有利於當地發展的措施。為了能夠適應南北交通與廣州海外貿易的快速發展，唐政府開闢了新的通路，並把山路崎嶇的小路，改為可以最多容納五車並行的坦途。

而這條路也成為了粵北最為主要的道路之一，對嶺南日後的經濟文化發展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並且，唐朝還在嶺南地區實行了有別與中原政區的稅收政策，在中原地區，賦稅的徵收是用男丁來計算，而嶺南則按戶收米，每戶大概有六鬥左右。

在人才選拔方面，唐朝從高宗時期開始，每隔三四年就派出了五品以上的朝官為選補使。這種選舉制度的推行也有利於嶺南封建教育文化的發展。

而北宋統一嶺南之後，宋太祖為了能夠最大程度地穩定當地的局勢，進一步擴大了當地的普通士民入仕的通道，以及其他若干措施。

比如停止徵收酒稅與無名稅，並廢除了其他的苛捐雜稅。太祖之後的歷代君王也對嶺南的發展更為重視，由於宋代時期河西走廊被西夏掌控，陸地的絲綢之路也被切斷。

因此，宋朝便在當地設立了掌管海外貿易的市舶司。

唐宋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也極大地促進了嶺南地區物質文化的發展，並且還加強了嶺南與海內外政治，文化的發展交流，使得嶺南制度文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移民

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中，一共有過三次移民的頂峰，也就是大規模的中原人南遷。即秦漢、兩晉南北朝、兩宋、明朝末年。

在這四次移民之中，從北宋初年到南宋末年的300年間，中原地區以及江南一代的移民不斷地通過新的棧道前往了嶺南。

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已經超過了過往的任何一個時期。

此次移民與以往有所不同的是，他們不是單純的中原之人，而是被吳越與荊楚文化影響的中原人，還有許多是掌握了嶺南文化江南人。

如此多的移民融合了黃河與長江的文化，同時也為嶺南日後到達高層次的文化水平奠定了基礎。通過移民極大程度地促使了嶺南地區的漢化。

從此以後，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漢文化也佔據了嶺南的大部分地區。此外，宋代的大量人口南遷中，江南籍的移民比重較大，也對農業與手工業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因為江南地區擅長農作，這也為當地大量人口的遷入提供了豐富的糧食，也為當地的商人提供了機會。

流落的文人與政治家

由於當地移民的增多，以及作為流放之地，許多名人也在此期間被貶到了嶺南一帶。

這些官員都為唐宋的教育文化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蘇軾與柳宗元，都為嶺南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擔任潮州刺史時期，柳宗元就在當地興辦教育，革除陋習，並且由於當地人跡稀少，貧窮荒涼，居民素質也比較地下，所以他又為當地制定了專門的法令和規章，引導當地人開墾荒地，並使得柳州的文化煥然一新。

而蘇軾也是在北宋時期被貶到了惠州，並在當地推行新的水利設施，也進一步地為普通民眾普及了教育。

並且蘇軾還經常以黎族成員自居，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當地十餘年的時間裡地“學者彬彬，不殊閩浙”，為當地的發展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總結

綜上所述，雖然唐宋嶺南文化總體發展水平不能與全國其他先進地區相比，但嶺南畢竟已經開始走上北上之路。

所以，這個時期是嶺南漢越文化融合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段，這個時期嶺南文化在發展過程中體現了很多文化精神和文化現象，對於近代嶺南文化的發展有著深遠影響，也可以肯定，它也將對未來嶺南文化的發展有所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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