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將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這一段時間，稱為“東漢三國史上的分裂時期”。講三國，其實就是講這段歷史，而講這段歷史時要講的首要人物，則是曹魏的實際開創者——曹操。

講三國，先得講曹操。曹操在歷史上的形象不算太好，客氣的說法是“奸雄”，不客氣說法就是“奸臣”，甚至是“奸賊”，但，魯迅先生說他是“英雄”。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說：

“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這就有了三種評價，也有了三個形象：英雄、奸雄、奸賊。那麼，哪一種評價最準確呢？要回答這一問題，就要弄清楚歷史上真實的曹操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這並不容易。魯迅先生說：“讀《三國演義》，看三國戲，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靠得住的，當然還是史書。”但，先生又說：“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

壞話說多了，就成了成見，成見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就積重難返了。具體到曹操，事情就更麻煩了，因為在歷史上影響極大的兩部書：《資治通鑑》和《三國演義》，對曹操的態度都不那麼友好：《三國演義》就不說了，那是把曹操看作國賊的；《資治通鑑》在編撰過程中，也刪掉了不少對曹操有利的史料。

這其實也是一種時代意見，宋朝人大多是不喜歡曹操的：北宋的筆記小說中載“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這是北宋，在南宋時期，就幾乎公認曹操是賊。此後，在元明清時期，曹操基本上背的是罵名，給曹操說好話的人也有，只不過不多人數而已。到了18世紀，乾隆皇帝一錘定音，曹操被定為“篡逆”，至此，曹操再也翻不過身來。

其實，早在近代，對曹操的評價就開始出現分歧，王沈的《魏書》和司馬彪的《續漢書》，是比較肯定曹操的，甚至曲筆迴護曹操，當然，也有對曹操的奸詐多有披露的著作，例如：吳人的《曹瞞傳》和孫盛的《異同雜語》，東晉史學家習鑿齒更是首創“曹操篡逆”之說，由此而至南北朝和隋唐時期，史學家們都是對曹操的評價褒貶不一，張作耀先生的《曹操評傳》一書，有很詳盡的描述。

由此可見，對於曹操，不但時代意見不同，歷史意見就很分歧，再加上每個人的個人意見，如此一來，曹操的真面目就更難弄清了。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人們不喜歡曹操，自然有他的原因，什麼原因呢？其原因也很多，但，說的最多的原因，是曹操“奸”。比方說曹操篡漢，曹操此為，在古人看來，就是“奸”，不過，最讓一般民眾痛恨的，還是曹操說了那句“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名言。

一個人寧肯自己對不起天下人，也不能讓天下人對不起自己，那麼，這個人就太壞了，因此，我們必須弄清楚這個案子，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件事《三國志》中沒有記載，只見於裴松之注引《魏書》、《世語》和孫盛的《雜記》中。事情的大體經過是這樣的：公元189年，曹操見董卓倒行逆施，不願與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師洛陽（今河南洛陽東）。從小道逃歸鄉里。路過朋友呂伯奢家時，把呂伯奢的一家人都殺了。

為什麼要呢？三部書的說法不一，《魏書》的說法是：

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世語》的說法是：

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孫盛《雜記》的說法是：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

由此看來，曹操殺了伯奢家一家人，這是板上釘釘的，有問題的是殺人動機。按照《魏書》中的說法，曹操是正當防衛或者防衛過當；而按照《世語》和孫盛《雜記》中的說法，則是因曹操疑心過重而誤殺人。《魏書》是比較維護曹操的，我們姑且不論，我們就看後兩種說法。

後兩種說法中，孫盛《雜記》的說法又更具體：一是曹操聽到了一些聲音，二是曹操殺人後，說了一句話：

“寧我負人，毋人負我！”

所謂“食器聲”，應該不是洗鍋碗瓢盆的聲音，應該是磨刀的聲音，因此，曹操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殺人，殺完人後，才發現人家是準備殺豬宰羊來寬待自己，這才會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

悽愴，就是悽慘悲愴。也就是說，曹操發現自己誤殺人後，心裡也是很難過的，隨後，只好自我安慰，自我排解，很勉強地為自己的錯誤行為做一個辯護。當然，這種辯護也不能洗刷他的罪過，但，曹操能夠“悽愴”，這說明他還沒有泯滅良知。

然而，《三國演義》的改動就大了：“悽愴”的心情沒有了；“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也變成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說到這，也許有人會問：“這兩句話又有什麼區別呢？”前一句話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寧肯我對不起別人，也不要讓別人對不起我！這裡說的“別人”，特指的是呂伯奢一家人；而後一句話說的是普天之下的所有人。兩句話的範圍不一樣，雖然都是曹操的“惡”，但惡的程度不同，分量不一，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曹操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這句話時，只是就事論事，意思是，雖然我錯殺了人家，對不起人家，但現在也沒有辦法了，我現在走投無路，也只好是寧肯我對不起人家，也不要讓人家對不起我！

從這一方面來看，應該說曹操還有一份善心。然而，“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句話，曹操就變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人物了。因此，僅憑此案就斷定曹操奸險歹毒，是對曹操的不公平。

不過，即便如此，毛批仍說：

“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猶不失為心口如一之小人。”

毛批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如果換作別人，一定會反過來說“寧教天下人負我，休教我負天下人！”但是，實際情況都是按照曹操那樣做的，但是，大家都裝作正人君子，而只有曹操一個人坦率地說出了這個想法，至少曹操敢把奸詐的話說出來，就如毛批說的那樣：

“試問天下人，誰不有此心者，誰復能開此口乎？”

因此，毛批說，這是曹操超過其他人的地方，他是真小人，不是偽君子。毛宗崗父子是不喜歡曹操的，他們都說這是曹操的過人之處，那這就應該是曹操的過人之處。

事實上，曹操的奸詐中有真誠，或者有時狡詐，有時真誠。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曹瞞傳》記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與袁紹決戰於官渡，許攸從袁紹處投奔曹操，剛一坐下，許攸便開口問道：“請問貴軍軍糧可以用多久？”曹操猝不及防，隨口回答道：“尚可支持一年。”許攸毫不客氣地說：“哪有這麼多？說真的吧！”曹操再答：“還可以支持半年。”聞言，許攸冷笑著說：“難道你不想打敗袁紹嗎？為何不說真話？”曹操是聰明人，他知道如果不是許攸掌握了情報，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在這種情況下，瞞是瞞不過去了，而且如果再不說真話，那就再難取得許攸的信任和幫助，於是，曹操笑著說：“剛才不過是跟你開玩笑而已，其實軍糧只剩此月的份量！”許攸見曹操說了實話，便將自己對戰局的分析與解決的辦法和盤托出。有了許攸的幫助，曹操一仗就把袁紹打得徹底翻不了身，

曹操如此奸詐，那他是否有真實的一面呢？答案是：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征戰了一生的曹操一病不起，這時他已經66歲，按照“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說法，曹操也算是高齡了。曹操是個豁達的人，對於生死一類的事看得很開，對自己的功過得失似乎也無所縈懷，他留下了一份寫得斷斷續續的遺令，這份遺令在《全三國文·卷三·魏武帝》有所記載，這算是曹操最後的一個交代。

然而，這位傑出的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後時光，卻出人意料地不談政治，對自己一生的功過得失，也只說了一句話：

“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

餘下的篇幅就是對一些瑣事的安排：

“吾婢妾使人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之。於臺堂上安六尺床，施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輒向帳中作伎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不命祭。諸舍中無所為，可學作組履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說實話，曹操的遺令頗有些絮絮叨叨，婆婆媽媽，這就很讓一些後世的文人士子嗤之以鼻，晉朝人陸機說得還算委婉，他在《吊魏武帝文》中文縐縐地說：

“若乃系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其賢俊之所宜廢乎？”

而蘇東坡說話就不那麼客氣了，他直截了當地說：

“平生奸偽，死顯真性！”

蘇東坡是我喜歡的文學家，但，對於他老先生的這番高論卻不敢苟同，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曹操是壽終正寢，不是戰死的，這樣一來，怎麼不讓他臨危不懼呢？而且，曹操並沒有哭天喊地地不肯去死，既然這樣，憑什麼說曹操不是英雄呢？

老話說“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曹操雖非就義，但，死得還算從容，能絮絮叨叨地安排這些後事，就是從容的表現。當然，與許多英雄臨死前的慷慨就義，豪言壯語相比，曹操這份遺令，一點兒也不顯得英雄，完全上不了檯面，但我個人認為，這正是真實的曹操。

曹操本來就是一個人，不是神，他本來就是一個普通人，不是也不想做超凡脫俗的聖人。而且，以曹操去世前的身份地位，居然敢於把凡夫俗子的一面公開暴露出來，並不遮遮掩掩，裝腔作勢，這正是曹操的過人之處和英雄本色。

因此，我個人認為，曹操的這份遺令，實在比那些充滿政治口令，寫滿了官腔套話的遺囑，要真實得多，也可愛得多。反倒是了不起的蘇東坡，多少露出了庸人的味道。當然，蘇東坡說的也對，只不過，我與蘇先生對“真性”的理解不同，評價也不同。

在我個人看來，那就是人性，曹操不是一臺殺人機器，也不是一個政治符號，他是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如果說平時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曹操不得不把內心的世界遮蔽起來，即所謂“平生奸偽”，那他在臨去世之前，就沒什麼顧忌了，即“死顯真性。”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曹操臨終時的善言，流露出的，是他對生活的眷戀和對親人的感情。

曹操確實是兒女情長的人。曹操南征北戰，戎馬一生，如此一來，享受天倫之樂的時間不多，因此，他對家人的感情特別珍惜。據《三國志·后妃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記載，曹操在臨終前還說過這樣一句話：

“吾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修若問‘吾母所在’，吾將何辭以答？”

這句話的意思是：“我一生行事，自認為沒有什麼值得後悔遺憾的。假若死後還有靈的話，能讓我感到遺憾的，便是子修(曹昂的字)如果向我要媽媽，我該怎麼回答呢？”

曹昂是曹操的長子，曹昂的生母劉夫人早逝，而後，曹昂便由沒有生育的丁夫人撫養，丁夫人把曹昂視為己出，後來，曹昂戰死，丁夫人為此傷心欲絕，沒少對曹操發脾氣，後來，曹操實在不耐煩了，就把丁夫人送回了孃家。因此，在曹操去世前，才有這樣的說法。

其實，曹操之前還是做過努力的，他曾經親自到丁夫人的孃家去接她，但，丁夫人坐在織布機前不理曹操，見此，曹操便撫著她的背，很溫柔地說：“我們一起坐車回家去，好不好？”丁夫人還是不理會曹操，隨後，曹操走到門外，又回過頭來問丁夫人：“跟我回家，行不行？”丁夫人還是紋絲不動，曹操沒有辦法，只好與丁夫人分手了。

以曹操脾氣之暴躁，為人之兇狠，做到了這一步，已很不簡單，更何況，曹操還允許丁夫人改嫁，不讓她為自己守活寡，只是丁夫人不肯，她父母也不敢讓她改嫁，就是她敢嫁，也沒人敢娶她。

然而，如此溫情的曹操，也有其兇狠的一面，我就拿前文中提到的許攸來舉例。話說許攸自從投奔曹操後，仗著自己與曹操有舊，也仗著自己在官渡之戰中的功勞，因此，一直對曹操都不是很恭敬，經常當眾與曹操開玩笑，甚至直呼曹操的小名說：“阿瞞啊，如果沒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了！”聞言， 曹操表面上雖嘻笑，說：“你說得對啊！”但心裡卻暗暗咬牙。後來，曹操攻下鄴城，許攸出鄴城東門，對左右說：“這傢伙如果沒有我，便進不得此門。”而後，有人向曹操告發，曹操再也忍無可忍，於是，就把許攸收押，最終被殺。

前面講的兩則故事，都不見於《三國志》，而見於裴松之的注。第一則故事被裴松之注在《后妃傳》中，後一則故事則注在《崔琰傳》中，但，其所引卻同出一書，那就是魏華人魚豢所撰寫的《魏略》。由此可見，即便在同一部書裡，曹操也有兩種形象。

其實，在曹操的身上還發生過“恩將仇報”和“仇將恩報”的事情。前者的典型例子就是殺害許攸，後者的典型例子就是任用陳琳。

官渡之戰時，陳琳在袁紹手下當差，為袁紹起草征伐曹操的檄文，痛斥曹操，這篇檄文被裴松之注在《袁紹傳》中，後來，袁紹戰敗，陳琳被俘，面對陳琳時，曹操也只是說：“罵人，罵我一個人就行了，怎麼可以罵我祖宗三代呢！”陳琳聞言，跪在地上謝罪，見陳琳謝罪誠懇，於是，曹操就放過了他，而後，任命他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這件事情記載在《三國志·陳琳傳》中，不是野史，應該可信。

由此看來，曹操應該很大度，然而，大度的曹操有時也會心胸狹窄，斤斤計較，而且還有仇必報，沒有誰是他不敢殺的，也沒有誰是他殺不了的。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曹瞞傳》記載，當年在兗州時，曹操就殺了當時鼎鼎大名的邊讓。

邊讓，字文禮(一作元禮 )，是兗州陳留郡浚儀縣(今河南省開封市)人。邊讓博學善辯，曾作《章華賦》，名噪一時。漢靈帝時，得到大將軍何進徵辟，擔任令史。當時的蔡邕、王朗、孔融對其極為推崇。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出任九江太守。初平二年，辭職還鄉。

邊讓是一位名士，自然看不起曹操這樣一個宦官養子的兒子，於是，他就詆譭當時還是兗州牧的曹操，自以為曹操不敢把自己怎麼樣，怎料，此時的曹操還不是丞相，肚子裡還撐不來船，悍然把他殺了，而且還殺了他一家老小。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如果報復心起來，連自己的老朋友也不放過，比如說婁圭。婁圭，字子伯，少有猛志，智勇雙全，他追隨曹操立功極多，曹操經常自嘆不如：

“子伯之計，孤不及也。”

即使這樣，最終，還是把婁圭殺了。他和許攸的死，孔融的死，都記載在《三國志·崔琰傳》裴松之的注裡面。

這就是曹操，他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性格最複雜，形象最多樣的人，他聰明透頂，又愚不可及，他奸詐狡猾，又坦率真誠，他豁達大度，又疑神疑鬼，他寬宏大量，又心胸狹隘。曹操可以說是大家風範，小人嘴臉，英雄氣派，兒女情懷，閻王脾氣，菩薩心腸。

由此看來，曹操是“多面”的，但，又長在他一個人身上，而且，一點兒都不矛盾，不得不說，這真是一個奇蹟！

事實上，曹操是真實的，也是本色的，包括他的奸詐、狡猾、殘忍、暴虐，他都表現得從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誠而坦然，這實在是一種大氣。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