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一定是建立在雙方均自願和認可、接受的基礎上，至於為什麼突然和解，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女方沒底氣，男方耗不起”！

01，劉強東明州案始末：

事情還要從4年前說起，2018年8月30日晚，出差美國的劉強東結束了當天在明尼蘇達大學DBA項目的學習，晚上前往一家日本餐廳吃飯，除了隨行、朋友和同事之外，還有21歲的劉婧堯。

席間推杯換盞，劉強東喝了不少。就餐結束後，劉婧堯上了劉強東的保姆車，二人共同前往女方公寓。

進入公寓後，兩人發生了關係。好巧不巧，發生關係後的次日凌晨，當事女方還沒發話呢，她的同學就率先報了警，聲稱強東涉嫌強姦。

警察趕到後，劉婧堯表示“這是個誤會”。“我是自願”等言語也被執法記錄儀拍了個正著。

既然你情我願，你不究、我不訴，事情應該到此為止了，強東只需要安撫好家中嬌妻的情緒就可以了。

但萬萬沒想到，不知道劉婧堯背後是否有高人指點，在此後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口風突變，稱確實遭到了強姦，之所以開始說是“自願”，是背景強大的強東讓其感到恐慌，不敢說。

同時，劉婧堯表示接下來將通過法律討回“公平和正義”。直到這時，強東才回過神來，意識到自己“攤上事”了。

既然女方控訴對方強姦，那麼警方必然要介入調查。於是，女方被帶到醫院驗傷，但從醫學上來看，女方無任何受傷的痕跡，似乎與強姦不符。

對比之下，反而是強東表現得較為拘束和謹慎，始終與女方保持著一定距離，更不存在對女方的拉扯。

綜合以上種種，警方沒有找到強姦的實質性證據，最終明州檢察官以“存在嚴重的證據問題”為依據，不認定是一起性侵案件，強東被無罪釋放。

到此為止，強東不用再擔心自己會承擔刑事責任了，心裡的石頭算是落了地。

然而，就當大家以為此事就會這麼過去的時候，女方在2019年4月16日提起了民事訴訟，要求補償性賠償金和懲罰性賠償金，起步5萬美元，上不封頂。

注意，根據美國相關法律法規，5萬美元只是該類案件立案的最低門檻。也就是說，劉婧堯所提出的索賠金額，大概率不止5萬美元，上百萬、上千萬都是有可能的。

劉婧堯提出的一定是鉅額賠償，這一點從其僱傭的律師也可見一斑。女方的辯護律師在業內有很大的知名度，尤其以索取鉅額賠償而著稱，此前他所代理的案件中，案均賠償金額超百萬美元之巨！

由此可見，倘若劉婧堯只要求索賠5萬美元，那麼如此知名的律師是萬萬不會接下這個案件的。

當然，律師接下這個案例能從中獲取豐厚的報酬，倘若女方能贏得民事訴訟並獲得賠償，律師能從中獲取33%-40%不等的高額代理費，一個案件就能賺得盆滿缽滿。

事情發展到這裡，已經沒有刑事風險的劉強東，倘若滿足女方的“胃口”，那麼雙方便可以和解，就此一拍兩散，誰也不用再在此案上浪費精力。

然而，強東卻選擇了硬抗，就是不滿足女方的鉅額賠償，決心要與劉婧堯對簿公堂，徹底分個你輸我贏。

就在今年9月29-30日，案件進入陪審團遴選階段。為此，劉強東和懷有身孕的章澤天專門飛到美國，出庭應訴已成必然。

陪審員確定之後，案件原定於10月3日開庭審理，原本以為雙方會在庭上展開一場唇槍舌劍式的辯論，但突然方向掉轉，雙方和解了。

02，案件迎轉機，雙方和解

北美時間10月1日，開庭前夕，沒有等來開庭，而是出人意料地等來了雙方律師的“聯合聲明”，簡而言之就是“和解”：

“劉強東先生和劉婧堯女士於2018年在美國明尼蘇達的一次偶然事件所造成的誤會，佔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也給彼此的家庭造成了深重的困擾。今天，為了避免進一步的訴訟傷害，雙方決定消除誤會，達成和解，為這次事件畫上句號。除以上聲明，劉婧堯女士及其代表和律師不再發表任何評論，雙方也不會出具其它的聯合聲明”

03，一心堅持鉅額索賠的劉婧堯，為何突然同意和解？

縱觀時間線，時年21歲的劉婧堯已經堅持了4年多，耗費了時間、精力甚至青春，但就在開庭這一臨門一腳的時候，突然同意和解了，其中緣由會有哪些呢？

其實對於雙方來說，和解也許是最好的選擇，站在女方角度，其同意和解大概是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量：

1，因為此事，與周邊人關係破裂、支持她的人越來越少；

最初，劉婧堯是打著“討回公平和正義”來打這場官司的。為此，她收穫了不少的支持者，除了身邊的同學、朋友，還有一幫根本就不明是非的局外人。

然而，後期警方深入調查後發現，彷彿從始至終，劉婧堯都是出於自願的，比如她自願上了強東的保姆車、自願把強東“請”到了公寓、在最初面對警方調查的時候聲稱“自願”……一切證據都表明她所說的“強迫”似乎根本就不存在。

身邊的人也逐漸意識得了這一點，逐漸從感性變為理性、從支持變為懷疑，身邊支持她的人越來越少，包括最初幫她報警的同學，以及身邊的其他同學和教授，均對她的意圖提出了懷疑。

開庭之初，劉婧堯與身邊人的關係就已經可謂“眾叛親離”了，與不少親近人的關係都決裂了，願意幫她出庭做證的人越來越少。

倘若她一意孤行並繼續堅持開庭，那麼在證據不力以及面臨敗訴風險的前提下，一旦敗訴，與身邊人的關係必然走向不可調和的地步，這是她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2，證據不利，庭審大概率敗訴，也就不會拿到賠償金；

上文說到，勝利的天平在向強東一方傾斜，劉婧堯敗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一旦敗訴，一分錢的賠償金都拿不到。

反觀和解，雖然雙方律師的“聯合聲明”中未提及賠償金額，但想必強東一方必然會有所象徵性的補償，不會“一毛不拔”。

在賠償金0和非0之間、在劉婧堯沒有100%必勝概率面前，與其4年的堅持付之一炬，還不如見好就收，補償金少點就少點吧，有總比沒有強。

想必劉婧堯的代理律師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支持和解必然是在律師的授意下才成行的，名律也沒有必勝的把握，畢竟證據不利。

3，即便劉婧堯贏了，對方必然還會上訴，耗不起；

劉婧堯有贏的可能性，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庭審要持續1個月的時間，即便劉婧堯贏了，這也不是最終結果。

從民事立案到強東堅持不給予鉅額賠償來看，假設強東輸了庭審，他還會繼續上訴，決不罷休，而上訴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對於劉婧堯來說，“官司”從21歲打到25歲，青春有幾個4年？與其一直耗下去，等待未知的最終結果，還不如適可而止，早日終止這場鬧劇，避免再次受到精神傷害。

何況二審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劉婧堯會因此付出巨大的金錢成本，不是她所能承受的。

可能正是基於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劉婧堯才選擇同意在開庭前選擇和解了事，這是最優選擇。

當然，對於強東而言，這也是最優選擇，畢竟官司打下去，受到負面影響的不僅是他自己，還包括他背後的家庭，已經辛苦建立起來的京東集團。

綜上來說，和解的結果，雙方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最明智的選擇。

其實不妨猜測一下，雙方其實都不願意在這件事上耗時4年之久，之所以遲遲未決，最大的分歧應該出在補償金的數額上，女方獅子大開口要求鉅額賠償，而強東則認為女方是自願的，鉅額賠償無憑無據，未免心生委屈，這才因補償金額分歧而拖到了今天。

倘若期間有一方主動在補償金上讓步，想必此事早就解決了，生活早就回到正軌上來了，一切都是“錢”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