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大約五歲左右入塾，記得當時曾舉行“儀式”，如向塾師，向文星像行叩頭拜見禮等，現在似乎還能記得當時有一種肅穆的氛圍，一種令兒童感到陌生、奇異而生敬畏之情的氛圍。

老師用丹砂筆在《孝經》上斷句——先是一字一字地念，隨後才是句讀：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孝經》以後，才依次授《論語》、《孟子》，隨後授《詩經》、《千家詩》等書。日課若干段，及晚，放學之前，必須立於文星像前背誦每日之所課。這當然十分乏味，對於兒童來說，甚至是一種受罪。我在塾時間大約四至五年，學畢全部四書以及朱熹集註，旁及上面已提及的《千家詩》以及《千家詩》等。在塾日子漸長，朦朦朧朧間，潛移默化，感受到中國語言文字有一種特殊的美，中國古典文學有一種獨特的魅力。

二

在私塾裡，初步得到一些文學知識和技巧。例如讀《千家詩》以及《笠翁對韻》時，我們還曾每日學做“對仗”（有老師出上聯，學童對下聯）；又例如：我記得當時所讀的《千家詩》是《繪圖千家詩註釋》，本地（家鄉莆田）油印本，此本明明寫上“信州謝枋得疊山選”，塾師卻告訴我：

“這是鄉先賢劉克莊所選的！”

由此，卻使我懂得，故鄉也出現過像《千家詩》所選上的程顥、朱熹、蘇軾、王安石等大詩人。

塾師的教學方式，完全是“注入”式的，極端強調“背誦”。但在我看來，對於事物的看法，的的確確需要認真分析。我覺得幼童長於記憶，有一些詞章，可否適當讓他們記誦？我現在所能背誦的若干詩詞，十之八九為兒童時所誦。這些詩文辭章，幼時不甚了了，及長，會逐漸領會其中的含意以至境界、韻味的，會逐漸憬悟其中的神髓的。

順便在這裡談一個看法。舊時代的啟蒙書籍，如《千家詩》、《幼學瓊林》乃至上舉的《笠翁對韻》，都押韻，文字的節奏感極強，故讀之能朗朗上口，易於記憶。如《笠翁對韻》的《一東·一》：

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雷隱隱，霧濛濛，日下對天中。風高秋月白，雨霽晚霞紅。

這類啟蒙讀物，委實自有可取之處。

三

我大約十歲左右入當時所謂“新式”的“學堂”（莆田礪青小學）讀書。那已經是大革命（一九二八年左右）時代了。而且，在我的家鄉，當時已有相當數量的學人出洋留學了。可是，當時在社會的某些角落裡，在某些家庭中間，尚有若干人士（我估計不出來有多少）相信“科舉時代”（像清朝那樣）可能會“重來”，所以還得入“舊式”的“私塾”，讀四書、五經，以期有朝一日可以“應制”。這情況看來不免“荒唐”，但時至二十年代末葉，還有這種“暗流”存在，至少在我的家鄉確實如此。我似乎相信“新學”，所以一直要求母親讓我離開私塾，上“新式”的“學堂”讀書。

上小學後，我開始接觸“白話文”，而且開始讀了像《兒童世界》乃至《少年》，甚至《學生雜誌》等期刊。由於我當時的“作文”，老師批評有“半文不白”之弊（例如，我的作文曾出現“牛力大，善耕田，善拉車”之類的句子等等，雖然沒有文理不通的問題，但“格調”與“白話文”格格不入），所以我在課外除朗讀期刊外，還拼命地閱讀白話文寫的文章——實際上就是新文學作品。這樣，有幾年的時間，我幾乎與文言文——實際上就是古典文學“疏遠”了。

四

不過話說回來。我似乎記得清楚：當我在小學快畢業時，一個暑假的清晨，我聽見比我只大二、三歲的一位堂叔（他已進入初中讀書了），在他的“廳堂”裡誦讀劉禹錫的《陋室銘》：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我諦聽著，並不完全懂得文意；但從音樂般傳達出來的一種語言節奏感和從聲調中隱隱體現的一種情感的自豪自足感，似乎能深入到我的幼小的心靈中去……

我又去找這類文章來讀。我開始接觸到《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之類的書籍，生吞活剝地獨自翻閱。

五

隨後我進入中學。這是莆田初級中學，其前身為濯英學院（後來又改為莆田第一中學），是家鄉歷史悠久、最受敬重的一所中學，師資優良，藏書豐富。這時，我開始一方面在課堂上比較正規地、比較有系統第被課以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名篇，同時被課以自周代以後的中國古典文學（主要是散文和詩詞）名篇。不知怎的，我在不知不覺之間感到新文學創作與中國古典文學之間有一種血緣關係。譬如，在初中一年級時，我就感受到沈尹默的《生機》（語文教科書中選了這篇散文詩）與中國的詞（例如李後主的作品）有某種血緣關係。在初中三年時間內，我幾乎是飢不擇食地既閱讀魯迅、冰心等地作品，同時也胡亂地借閱《莊子》（因為當時在課本上已選了《秋水》、《史記》、《歐陽文忠集》等，這些古典文學作品多半靠著詞典和註釋，囫圇吞棗地裝進自己的腦袋瓜裡，日積月累，多少能吸收一丁點營養。在初中時代，同樣是先從課本里接觸外國的名篇，例如都德的《最後一課》，莫泊桑的《兩漁夫》以及屠格涅夫的《海上》（散文詩）等，從而也從課外的讀物（報紙副刊、週刊以及單行本）中開始接觸了英、法、俄以至美國的古典文學作品。順便說一句，我還記得在初中時，我已開始接觸到馬雅可夫斯基了（當時他的“自殺”消息在中國文學期刊上刊登出來，並介紹了他的作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我讀高中時，我又在《現代》等期刊上開始接觸像葉芝、HD果爾蒙、阿左林等現代派作家、詩人的作品，並讀得津津有味。當然，這時候，我還同時讀到《毀滅》、）鐵流》、《士敏土》等蘇聯現代作品。

以上，我“跑馬”式地“概述”了自己在青少年時代不止接觸中外古典文學，也已開始接觸外國現代派作品的情況。當時，我似乎有這麼一點“領悟”：中國古典文學行文簡潔、傳神，寫意，有的作品寫得十分灑脫，而外國作品一般說來，行文較細膩，特別重要的是，行文、立意似乎不太受拘束，而阿左林、果爾蒙等地作品，就像中國的李商隱、蘇東坡、柳宗元一樣，讀了他們的幾篇作品以後，如果再讀到他們的作品，即使不署名多少也能猜出是何人之作。——這用現在的“術語”來說，便是藝術個性十分鮮明。

六

看來，我對中外古典文學以及現代文學的看法，大概在年輕時已“固定”下來了。直到現在讀文選作品，大體選其與自己“性之所近”而加以研讀。我一直沒有系統地閱讀中外古典文學作品。到了晚年，我開始寫自然、樸素、親切的作品。

古典文學當然包括《三國演義》等作品。但我讀此類書（包括《紅樓夢》等，也包括外國的小說作品）並不認真。似乎只有一部《西遊記》，一部《堂吉訶德》能使我喜歡。其他小說（哪怕是名著）對我很少有什麼“吸引力”。

（選自江蘇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學知識》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