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一年後，35歲的熊斌還常回想，過去出差期間周遊列國的日子。

“奧地利最富有的小鎮每年都會舉辦豪車聚會，五星級酒店就坐落在瓦爾登湖旁，泳池的水也是飲用級別，隨便喝。”

2019年，因為離婚，熊斌從上海一家外企辭職。有十年時間沒找過工作的他，此後才意識到，面臨35歲的關卡，想要找到合適的工作，需要滿足各種苛刻的條件。

一年間，熊斌面試了幾十家企業，卻因為年齡、跨行業等原因碰壁。如今，他一人住在廣州郊區的城中村，每月固定開支控制在2500元，沒有多餘的社交活動。

到達35歲的年齡關口，就業障礙、年齡歧視應約而至。環顧就業市場，關卡隨處可見：公務員考試大多要求35週歲以下，網際網路大廠也喜歡拿35歲以上的人開涮。

於是，知乎上有個提問，“找工作時單位普遍要求 35 歲以下，那 35 歲以上的人都幹什麼去了？”

“第一個體會是，要找到鐵飯碗，”一個高贊帖子給出了40歲中年人的回答。

裙帶效應隨之而來，35歲危機的焦慮漸漸蔓延至年輕人，雖然兩個群體毫無關聯，卻共享著同一份焦慮。這裡面關乎前途，關於人生，但更根本的，關乎生存。

35歲

中年危機最早在網際網路行業傳開。華為、騰訊、位元組跳動等以IT技術為長的企業，正是憑著大力倡導996的工作模式，靠著年輕人踱步天下。

37歲的上海人徐歌在一家網際網路公司呆了10年，成為裡頭元老級人物，她的職位是新媒體運營主編，工作節奏不算很快，她過著朝九晚六的雙休生活。

如果不是幾個和她關係較好同事離職，徐歌能在這裡呆一輩子。這次辭職的決定，她依然感到後悔，“留下的好處是不用擔心日子不安穩”。

公司曾經出現過業務下滑的訊號，這是她離職的最後一根稻草。

2019年，徐歌與幾位前同事的合夥創業失敗。她想重回老本行，做回內容運營。只是這次，除了接了一些短暫的兼職專案，她找不到合適的全職。

她這才意識到，與過去所處的網際網路的環境不同，如今的科技巨頭對年齡卡得很緊。同齡朋友面試蜻蜓和喜馬拉雅，均因為年齡太大，對方表示不考慮。她還聽幾個內部面試官說起，同級別職位說過不要35歲以上的人，因此不能破例。

今年8月始，她安裝了3個求職軟體，投出了上百份網際網路企業的簡歷，都石沉大海。10月，徐歌轉而考了中式麵點師資格證。在被好幾家獨立咖啡店以年齡為由拒絕後，她最終當上了某連鎖咖啡店的店員。

徐歌熱愛這份工作，儘管她還剛上手。但是，為了還房貸，她迫切需要更高的收入，為此，她還要繼續投簡歷。

折騰了三年，她的體會是：“被網際網路企業的衰敗驚到了。”

35歲的李逸也沒有預想到，過去他12年的產品經理經驗，在年齡面前不值一提。

從7月開始找工作以來，李逸預測的一個月職場過渡期，被無限延長。曾經年薪破百萬、自信滿滿的職場老手，如今在家當起了全職奶爸，時間由女兒支配。

李逸的中年失業是“主動”選擇的。疫情期間，他離開與大學同學共同創業的公司，這家創業企業，成立三年已經實現在港交所上市。

選擇離開，是李逸看到了公司業務開始走下坡路，並且與合夥人理念不合的趨向。李逸遣散部門團隊時，打算“抓緊迴歸網際網路企業的懷抱”。

只是，朋友引薦的幾家公司，他都在經歷與大老闆的終面時，最後“掛了”。起初他還有信心，但等到第三次面試時，再度被拒絕，他開始“感到不對勁”。

與一位高級別的HR朋友交流後，李逸得到了一個明確的答案：年齡問題。他從多方瞭解到，不同公司對年齡的“潛規則”不同，例如，某平臺招總監，給獵頭的要求是：32歲以下。

他這才反應過來，這幾個月簡歷石沉大海是為什麼。

創業前，李逸是騰訊的員工，他自認過去在騰訊的級別還不夠高，只是一位年薪100萬--150萬的“基幹”--這是騰訊內部對基層管理者的簡稱。相對於這樣處在最低階層次的管理者，目前巨頭們偏愛的是幹勁充足、工資還更低的年輕人。

日本電影《七個會議》

年輕人才，是全球網際網路公司的標配。美國調查機構PayScale顯示，在矽谷公司中，蘋果員工的平均年齡是31歲，谷歌是30歲，臉書和領英則為29歲。

放到中國語境裡，有最新報告指出，19家網際網路企業的人才平均年齡為29.6歲，其中位元組跳動和拼多多的員工平均年齡最低，僅為27歲。

“這幾年，網際網路的速度慢下來了，”李逸持與徐歌一樣的觀點。“沒有增長就沒有足夠的坑位。高階的職位需求自然就少了。”

對此，有網友總結了一碗現實版毒雞湯，“人不會永遠年輕，但永遠有人年輕。當你25歲和35歲的人做同樣的事時，你是人力資源；當你35歲和25歲的人做同樣的事時，你是人力成本。”

落差

遭遇35歲危機的不止網際網路員工。美團聯合創始人王慧文曾形容，所有職業都有中年危機。“過了中年，就會習慣活在危機裡了。”

競爭力變差，是很多30歲+中年人的直觀感受。

2018年離職前，熊斌在上海某行業龍頭外企，手握35萬-40萬的年薪。

2019年，34歲的熊斌從廣州某外貿公司的銷售崗位離職後才發現，“7000月薪的工作都不好找”。

34歲後找工作的過程，不再是一問一答的職場初探，而是需求和現實的剛硬碰撞。面試官丟擲的問題，都是談及他過去的經歷，熊斌認為沒有問及自己的長項，為此，他好幾次與面試官翻臉吵架。結果也可想而知——大多數面試都草草收場。

法國電影《工作的人》

他有過反思，過去所負責的領域屬於無機非金屬材料裡很小眾的一部分，與市場化產品相差太遠，企業很難重視他的能力。

輾轉一年，熊斌依然沒有工作。2019年9月，遭遇屢屢被拒的職場窘境後，他備受打擊，隻身一人跑到湖北恩施，想要“隱世”。

最落寞的時候，他在縣城中央擺起了地攤，賣玩具手辦。

直到大半年過去，熊斌才意識到，這是一種變相的逃避。恩施獨居的日子裡，他沒有社交，沒有和世界的交流，只能不斷徘徊於自己的內心。

今年6月，熊斌感到整個人“想通了，也豁達”了，重新回廣州找工作。現在和他交流，他會告訴你，“隱居是傻子才幹的事”。

熊斌並非沒有收到offer。一年間，他和一家提供9000元月薪的公司簽了試用期合同，上了幾天班就離開了。今年11月，他接了廣州的一家供應鏈公司的offer，當了外貿業務員，但很快又被辭退。

他的解釋是，感到和公司的理念不合，熊斌說，這個過程“就像化妝師把你化成70歲的樣子時，你對著鏡子看會哭，肯定接受不了。”

生活

拮据的失業生涯裡，熊斌用上了拼多多，會為了買一張擺在床上的小桌子貨比三家，看看怎麼最划算。他戒了酒，服飾等不必要的開支都省去了。

儘管如此，多年的積蓄已經耗盡，他自嘲“已經快要乞討了”。朋友知道他的難處，在幾個月前湊了兩萬塊塞給他。

熊斌自己倒是樂觀了不少。在城中村找工作的時光裡，他一邊學會了欣賞生活。每天早晨七點起床，他要走到幾公里，喝上一杯咖啡，再回家捧起書閱讀。出租屋停水，他也學會了耐心等待，然後跑到村口的保安亭，聽保安拉小提琴。

熊斌鏡頭下記錄的保安

在最艱難的日子裡，徐歌學會了花15元在上海CBD的咖啡店裡呆一下午，中間不吃午飯。隨後在裡頭用文字和閱讀陪伴其投簡歷，或者在網上兼職筆譯的時光。她稱這樣的咖啡時光為“自習”。

她的文字記錄了失業期間的不安。

她曾經懷疑是新家風水不好，導致她屢戰屢敗。她老說自己想吶喊，但“又不知道能衝誰喊”。她開始反思媒介影響下的消費主義風潮，責問自己過去為何能花幾千塊買一個包。

最後，她會在日記的結尾問：“我們的社會怎麼會對年齡介意成這樣？”

她同樣變得感性，生活中的種種細節都能讓她心生感嘆。一次，上海下大雨，她看到天橋底上的一位流浪漢，用樓梯間自上而下湧出來的水洗腳，自娛自樂的樣子，彷彿小時候玩水龍頭撒歡時的自己。

那一瞬間，她的腦海中閃過的想法是，“如果有一天我流落街頭了，會不會也能如此。”她無法給出答案，那位流浪漢的歡樂與他的境地顯得格格不入。

她心裡嘆了一句，“這就是生活，就是那麼真實”。

真實的生活伴隨著理想與麵包之間的權衡。即便已經儘可能調節心態，熊斌還是給了個結論，“如果沒錢吃飯都是空談。”

覆盤了過去13年的工作經歷，熊斌總結了幾個關鍵點，“良好的生活作息”“保持新知識攝取”“擯棄無效社交”“制定好職場規劃”。他表示：“做好這些，職業選擇也就水到渠成了”。

“那你的規劃是什麼？”

“找個工作，”他回答得斬釘截鐵，再補充一句，“現在需要的是機會。”

（徐歌、李逸為化名）

作者 | 林達浪

編輯 | 黃靖芳

排版 | 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