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以來，“內卷”和 “996”的焦慮還未解除，圍繞工作的輿論氛圍，又隨著拼多多員工猝死、被開除等事件變得更焦灼而複雜。不管是初入社會的年輕人，還是已在職場默默工作的老手，似乎都意識到奮鬥敘事的失效，開始發出更多質疑和困惑的聲音。
我們想從憤怒和沮喪情緒中，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更深入理解問題本身，如何在日常基於自身主動性採取行動。我們需要直面更難的問題：什麼是工作，什麼是工作的意義，什麼是好工作。在這樣的訴求下，我們找項飆老師談了談，希望尋找一些解釋力和方法，來幫助回答關於“工作”的問題。
01
為什麼我們會有很強的
“被工具化”的感受？
項飆：
為什麼大廠不用平均工資和平均工作量，多招一些人呢？
拼多多事件之後，我稍微關注了一下某些網際網路大廠裡的工作情況，發現了一個我不太能理解的現象：為什麼大廠的勞動強度會高到這個程度，但同時薪資也高到這個程度？難道公司就不能多僱幾個人，每人少付一些錢，以更加常規的方式去工作嗎？
這樣的模式會形成一種很強的招聘市場中的競爭，讓年輕人都向往這份工作，但只有少數人能被接收。大廠又會給這些少數人多派超額的工作。所謂“3-4-5”，3個人幹5個人的工作，付4個人的工資。一個人的工資高出平均水平一點，工作量卻接近於平均水平的翻倍，為什麼大廠要這麼做？為什麼不以更加常規的方式（平均工作量、平均工資）來完成工作量呢？
我有一個假設和猜想：大廠這麼做的原因，很重要的考慮是控制。這個體制的設計，包括把工作時間拉長、工作人數減少，單純地靠工資高來吸引人，造成了一種非常緊張的競爭狀態。大家到了工作崗位後，肯定是不加反思地、一根筋地去幹活。同時，人少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少了，也變得更加容易控制。
看起來打工人是和其他打工人在競爭高薪的大廠的工作，但他們真的是在和別人在競爭嗎？A和B競爭者根本不是關鍵，關鍵是誰設定了這麼一個遊戲規則，即這個激烈的競爭局面和讓少數人高度緊張的工作狀態。這種工作狀態是為什麼大家會有那麼強烈的“工具人”感受的原因。當時間壓迫性、強度壓迫性太高，就會出現“異化”“被工具化”的強烈感受。如果每天工作8小時，有緩衝，人的感知是不一樣的，不用覺得工作是人生的意義基礎。現在整個就把人壓扁了，壓扁成工具。
在高強度長時間的工作下，人是沒有時間停下來思考的。這是感到“被工具化”的重要原因。
02
對於工作，
我們可以做哪些自我反思？
項飆：
“工具”不完全是一個負面的概念。
“工具人”這一概念確實引起了我的思考，這個概念很有意思，因為它在哲學、社會科學的範疇中很重要。從韋伯開始，大家認為現代性、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的基本意思是，你在做事的時候，手段和目標是分開的，但不一定是對立的。你對如何達到目標、採取怎樣的手段，有一個理性推理過程和設計過程。韋伯認為，最早的資本主義積累不是為了錢，而是把積累過程當做手段，比如“辛苦工作是靠近上帝的一種方式”。
從韋伯的角度看，中華文化裡是沒有工具理性的。在儒家文化裡，做事情本身一定要直接應對終極目標。這一定意義上解釋了為什麼經商是沒有文化地位的。文人會選擇做官，能夠按照儒學的思想對社會關係進行調節和管理，或者說對人性進行反思、對百姓進行教化，這是直接達到意義的。
但是著眼歐洲整個工藝的發展，對工藝、技術、工具使用的重視程度是非常高的。在亞洲，尤其是日本，他們對工具理性的掌握，至少在操作意義上非常強。日本人日常生活裡，出去隨便爬山、走路，一定會全副武裝，換上專門的帽子、手套、衣服，一套東西針對一套目標。
直觀上講，對工具的重視確實是整個現代社會、現代經濟非常重要的特點。我們雖然也說“必先利其器”，但這是日常生活智慧，而非安身立命的原則。這是最早的工具主義的意思，即“工具”不一定是完全負面的概念，但需要思考能怎麼樣把它重新啟用起來。
今天我們看到很多所謂的“城市新窮人”，他們不是“經濟窮人”，而是“意義貧困”。
他們感覺到的意義貧困並不是他沒有意義，反而可能相反，他需要自己做的事情直接達到某種意義。但這可能是誤區，一個人做的事情不可能直接有“終極意義”。這確實是我們今天存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不是年輕人本身的錯，而是我們整個經濟體系結構裡面的問題 —— 年輕人看不到自己做的工作有什麼意義。
“終極意義”是很難去建立的，尤其是在日常生活當中。所以，“工具理性”的重點是要建立起“鏈條”，我們做的事情是一個“手段”，但是這個手段不僅僅是手段本身，它會和一定的“意義”結合在一起，並且結合的方式是具體的，手段也是一步接著一步的。比方說，技術的發展也是一步接一步的，所以一定要把這個鏈條敞開來。
依據這一點，年輕人在今天感受到自己被“異化”了一點也不奇怪
以前，在工廠流水線打工妹的工作就是經典的異化方式 —— 你在那個工位上，能感受到的只是人在那一刻調動肌肉、調動神經、調動肢體和腦力活動，重複地做一件事。而你做的這道工序和最後產品有什麼關係、讓誰受益，都不知道。現在大廠裡工作的人，他們同樣無法和同事建立起聯絡。他們在公司裡不用真名，辭職之後同事之間都不知道名字，有點像地下工作的情況。
而在我們現在的日常工作裡，事實當中能夠直接感受到的橫向鏈條特別少，也看不到工作的鏈條通向哪裡。因為這樣的鏈條並不是透過實際邏輯推演而成立的。很多時候我的工作、你的工作，都不知道有什麼意義。它沒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意義鏈條。
為什麼現在年輕人對“重複性”這麼敏感和抗拒呢？
今天年輕人感到是“工具人”的原因，部分來自於工作的重複性，每天都在做一樣的、重複的事情，對工作的重複性有所抗拒。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因為人類工作和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重複的，比如一日三餐，一直都是週而復始的。在中國幾千年的生活裡，最重要的一個宗旨就是要“重複”，如果不重複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就是不肖子孫。“肖”的意思就是“像”。當時大家覺得重複是正常的，不重複就會出現問題，那為什麼現在年輕人對“重複性”這麼敏感和抗拒呢？
我們可以回到前面提到的“鏈條”去理解。如果要直接從工作中看到即刻意義的話，興奮感要麼需要直接來自於這種意義，要麼就去每天做不一樣的事，依靠這個事本身的新鮮性，給大腦上的、情感上的、心理上的滿足。
但我們知道，要幹大事情、好事情就是要重複的。重複的意義正是來自於每天做的事情，你看到它不斷地深入，和其他人做的事不斷連結，然後匯聚成一件大的事。所以，我們需要分析為什麼大家會對“重複性”那麼敏感。
很多年輕人在大的系統下工作和生活，個體也成為了一個封閉的“系統”， 一天到晚生活在心理空間、腦子裡的世界，一點點情感問題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危機。
總的來講，大家有意義渴望，這種心理需求，是和個體化緊密連在一起的。
“工具化”和“個體化”似乎是對立的，但現實中就是一體化的。正因為大家都靠大量的工具，人和人之間沒有發生關係，人在和工具玩，所以一個人的自我意識越來越強。一個人如果一天到晚生活在自己的大腦裡和心理空間裡，自然需要渴求意義來支撐自己。這個時候，人自己就成為了一個封閉的“系統”。
什麼是系統？德國社會學家尼克拉斯·盧曼從生物學的角度引入了“系統”來定義生命，即在不需要外界的介入、干預的情況下，能夠持續地形成自我迴圈，就是一個生命，也是封閉的系統。
很多年輕人在大的系統下工作和生活，個體也成為了一個封閉的“系統”， 一天到晚生活在心理空間、腦子裡的世界，一點點情感問題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危機。因為他的意識在不斷地自我強化，不斷地在一個封閉的系統裡轉，把自己搞成一個情緒的核反應堆。我們常常看到一些農村的、或者附近街角的大媽，她們都比較開朗，願意成天聊天、說話。她們就沒有生活在自己的大腦裡，而現在的年輕人生活在了大腦裡面。
我還看到了中國寵物文化的興起，這種文化現象對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是蠻新奇的。人和動物的關係，在中國傳統文化裡和西方其實是很不一樣的。但青年一代，尤其在疫情期間，大家對動物、寵物的關注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們為什麼需要動物來投射自己的情感？因為動物是能夠進入我們系統內部極少數的生命之一，在心理療愈上可能是有一定幫助的。但是說老實話，我是覺得有點心痛，年輕人到這一步，需要透過養寵物來給自己開啟一點點小窗戶。
在你們發給我的材料中，我們也能看到，今天異化的方式和之前很不一樣。以前的異化是對機器的仇恨、對現金、貨幣的崇拜。而今天的異化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倒過來的。今天的異化，塑造出的好像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個體，這個巨大是說，在生活中只看到自己，覺得自我的主體性、個體性，從生活和感受的範圍來講是宇宙中心，但在工作裡又是非常渺小的。今天具體感知到的表現形式和以前“被異化”的感受是不一樣。
我們覺得異化是“人的消失”，所以必須重新塑造人的中心性或主體性，但實際可能並非如此。這個個體要從自己的心理空間退出來，和別人建立聯絡。關心別人、看到別人，對別人感興趣。
03
對我們來說，什麼是好的工作？
項飆：
不怕重複去做的工作，合作性的工作，對別人有用的工作，都是好的工作。
總的來說，我覺得好的工作可以這樣測試：什麼事情是你重複做也不討厭的？不怕重複做的工作是好的工作，因為你能看到它在意義鏈條中的角色。
另外，合作性的工作，是好的工作。就藝術家的工作舉個簡單的例子。人們往往覺得藝術家的工作是非常個體的創造性的工作，其實藝術家的工作從來都是很合作性的。
比如說在日本做菜，會從進貨開始的每一道工序開始考慮，有兩三個人專門負責提供專門新鮮捕撈的海鮮，有人提供麵包粉、炸天婦羅的粉，有人負責烹飪。畫畫的人也這樣，會有負責採礦石、植物萃取調顏料的，也需要和別人合作供紙。如果你認為藝術家的工作是比較合適的工作，它裡面很多樂趣其實是在於合作，和別人形成共同體。
同時，每個人到最後可能都是“工具”，因為我們來到社會上，大家一起是互相依存的。那麼，對別人有用的，是好工作。
大家也開始引用“螺絲釘”這樣的詞。在社會主義早些時期，這是雷鋒精神下面的一個重要註腳，即“去做社會主義大機器裡默默無聞的一顆螺絲釘”。那時，當人們說這句話，肯定不是“異化”的感覺，相反是一種自豪感。這多大程度上真實反映了當時工人的情況可以再做實證研究，但根據我自己做的一些訪談，這不是完全虛假的，很多工人就是這麼感受到的。但這和他們日常的工作與生活都有關係。
同樣，我們做學術的，“有用”的意識也很重要——如果只想突出自己的聰明，不考慮自己的工作對下一個學者有什麼貢獻和意義的話，其實不能算是一個好的學者。我不能只想象自己的文章和別人有什麼區別和創新，因為對於研究來講，學術創新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對別人、對世界有用。
工具不一定是壞事。我們的意義不在於成為改變世界的人，不在於實現你自己作為主體的價值——要實現自己作為主體的價值，是要對別人有用。
當然，我們仍然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有所警覺。很多年輕人覺得自己是工具人，是因為時間上形成壓迫感的問題——要求24小時 on call。比如，經理會讓你把一份資料馬上找過來，或者外賣騎手的工作，都形成了很強的時間壓迫感。這是造成工具人感受的一個重要原因。
或者，你對於“什麼是好的工作”有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