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際網路大廠對員工的無度壓榨，成了一個新的問題。限制上廁所、無限加班，乃至猝死、自殺，令人對當下“科技企業”的內部生態產生了憂慮。

“拿命換錢”是對員工的勞動力過度榨取的結果，於是人們提出了一個疑問：這些都是高科技企業，或者叫技術密集型企業，為何在社會表現上，卻是活脫脫一個勞動密集型企業？

勞動使用的規模很大，單個員工的勞動強度也很大，網際網路大廠在社會觀感裡，甚至有了一種富士康的既視感。

技術不但未能解放人，似乎還製造了新的、更深的勞動泥淖，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好問題，需要一個好答案，今天我們就來嘗試面對這個問題。

底層再生產

我很熟悉的一位快遞員，姓程，經常在我們的小區出沒。他的廂式三輪快遞車尾部貼著一副自己寫的對聯：少壯不努力，長大送快遞。

顯然，他還是“現代傳統觀念”：從事體力勞動，是因為自己沒有學歷。這也是我們最容易接受和認同的觀念。

但是，2020年有一組統計資料顯示，全國有28萬多名本科以上學歷的人在送外賣。

送外賣和送快遞其實是同樣的工作。本科快遞員，我還沒有找到一個近期的全國性的數字，但本科生當快遞員的訊息不新鮮。一組區域性資料顯示，從2015年到2017年，江蘇省本科快遞員數量從5000多人增加到7000多人。幾年前一省尚有如此數目，今天全國的本科快遞員規模，可以由此及彼。

來自美團《2018年外賣騎手就業報告》

相比之下，顯得更體面的網約車司機，尤其是自購車輛的那一部分，常理而言高學歷的比例會更高。

這說明什麼呢？

人們的第一反應應該是：收入高。的確，在應用科技剛剛擴充套件到這些領域，引發資本混戰的時代，平臺往往會提供比較豐厚的補貼，月入過萬的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不在少數。辛苦，但值得。

邏輯不能到此為止。

做餐館老闆不如做外賣員，在中小企業上班不如開網約車，開服裝店不如開淘寶店、微店或者做代購，將來在菜市場賣菜，不如幫平臺送菜。這些事實背後，是市場機會在集中，日益集中到那些掌握著應用科技和大量資金的大企業手中。

平臺企業的資本規模在快速擴大，融資手段的豐富，讓資金規模的爆炸性增長習以為常。這會擠掉相類行業的中小市場主體的生存空間，市場機會向大企業集中，對這些行業而言就意味著機會的萎縮。

與資本的增大相對立的是底層勞動人口規模的縮小。一般認為，中國在10年前已經出現“劉易斯拐點”，勞動力供給短缺。這裡的勞動力，指的主要是底層勞動力。

劉易斯拐點

而網際網路的大規模產業化應用，比“劉易斯拐點”更晚。巨大的投資規模，必須有相應的勞動力與之匹配，怎麼辦？

市場，會不斷重新制造底層。所以我們就看到，越來越多的有產者淪為無產者，越來越多的老闆淪為打工者，越來越多的腦力勞動者淪為體力勞動者，越來越多的高學歷年輕人從事不需要學歷的工作。

概而言之一句話：越來越多的中間階層，或者有希望成為中間階層的人，淪為底層。

這就是“底層的再生產”。

滿足的底層

所謂“底層的再生產”，不是重返1990年代和新世紀初期的工業叢林狀態，不是用對尊嚴的壓制來換取低成本高效率。因為今天的底層和過去的底層不一樣。

過去的底層，是衣食無著，是全家人只有一兩條褲子。今天的底層，是收入不錯，保險齊全，加班費不少。

他們的共同點在於，無休止地工作，最後都所剩無幾，不足以實現階層攀爬。今天的底層，就是《資本論》裡提到的學者艾登所說的：“安易而寬大的隸屬狀態。”

第一財經商業資料中心×蘇寧易購釋出的《2018快遞員群體洞察報告》顯示快遞員的勤勞新指數

生活隨時可能崩潰，真正崩潰的只是少數，但崩潰的危機感，時刻鞭打著他們一刻也不敢放鬆。這就會迫使他們去爭取把自己的勞動賣出去，已經賣出去的，就去爭取持續地賣出去。

活下來不成問題，但社會機制不會讓他們有所積累。因為一旦積累，他們就會擺脫“隸屬狀態”，從而導致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缺失與之相匹配的勞動力比例，進而導致效率降低，生產不飽和，甚至導致資本運轉停滯，生命結束。

一個現代社會，可以沒有絕對貧困，但不可以沒有底層。“安易而寬大的隸屬狀態”，說的就是未必貧困的底層。

底層必須存在，而且要跟隨資本動向而按需擴大。約翰·白拉斯說：“勞動能使人富裕，故勞動者愈多，富人也愈多。……窮人的勞動，就是富人的富源。”

底層必須能夠隨時被製造出來。孟德維爾說：“貧民沒有了，叫誰勞動呢？……對於貧民，是應當使他免於飢餓，可是不應當讓他獲得任何值得貯藏的東西……最大部分的貧民，從來不懶惰，但常須支用其全部收入。……每天借勞動而營生計的人，除缺乏外，沒有何等可以刺激他勤勞的原因。”

今天的底層，許多人收入是不錯的，大部分並未陷於絕對貧困。當然他們也不可能佔便宜，因為按照一般規律，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資本的價值構成”當中，“不變資本部分與可變資本部分相比而累進增大”，也就是說，工資佔比在資本總額當中的比例會不斷下降。

但是工資（可變資本）絕對數額卻可能持續增大，因為總投資在倍數擴大—今天的大企業，出現才兩三年就營收數百上千億。因此，勞動者的收入確實在不斷提高，許多人還是比較滿足的。

就商業執行機制而言，如何抵消這種滿足，避免他們不再努力勞動呢？如何消耗他們的積蓄，讓他們維持在底層狀態呢？

觀察今日之社會，奧秘在於兩點。

一是，無處不在的消費貸，透過持續給消費行為賦予文化和精神意義，同時又提供貸款購買的渠道，讓許多人陷入負債深淵。

二是，爆竹聲聲的爆雷。每一聲爆雷，都是千千萬萬個人積蓄的煙消雲散。

我們不能說這兩點奧秘是一種精巧的合謀，但從整個社會經濟的局面觀之，它們客觀上起著一種持續製造底層的作用。

當下的社會有一種麻痺效應，就是讓你身處底層、淪為底層，卻感覺不到。

“集體降維”

傳統農業社會不是一個理想社會。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果沒有政治動盪、戰爭爆發、自然災害、瘟疫流行，一般來說，社會結構整體上不會發生明顯的調整。

而在工業社會，變革頻仍，調整也就變得頻仍。

每一次的變革，都會重新安排人的位置，其中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會讓很多很多的人重新底層化—用神學語言來說就是，“人類註定要在額上流著汗吃麵包”。

資本主義的史前史，最重要的是原始積累史。

英國的“圈地運動”最為典型，為了迎合一種正在成形的生產關係，原始積累做了兩件事，一是把土地、生產工具等資源集中起來，二是把自耕農、寺廟的僧侶及其土地租種者、封建貴族的家臣及農奴、基爾特組織中的學徒“解放”出來，變成可以自由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勞動者”。然後兩相配合，甲方支配乙方，使用甲方擁有的生產工具，去為甲方從事單純為了獲取利潤的工作。

英國圈地運動中小農轉化為僱傭工人

其中的關鍵詞是“剝奪”。剝奪之後，一無所有，無可選擇，就“自由出賣勞動力”了。

這就是政治經濟學中經常提到的“原始積累”。原始的意思是，資本和工人的關係還沒有發生，這是一個為它的發生準備前提條件的過程。“它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結果，而寧為其出發點。”“故所謂原始積累，不外是生產者與生產手段分離的歷史過程。”

當資本與工人的關係確定之後，資本積累就變得很從容了，它可以運用工資、物價等許多有效的槓桿，來調整投資和與之相匹配的勞動者數量的關係。

埃及經濟學家阿明·薩米爾，早就提出過“新原始積累”的概念，他論證說，原始積累不僅僅屬於資本主義的前史，而且長久地存在著，當代還繼續存在。

現在有一種隱隱的感覺，那就是，社會正處於某種新的生產關係的前夜，可能預示著一種“原始再積累”。

所謂新的生產關係，不是革命性的而是改良性的變動。改良的動力，來自技術變革，即生產力變革。技術，就是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應用技術。

無遠弗屆，是網際網路的特點，在生產應用場景上，它指的是突破地理限制的擴張能力，並且這種擴張的邊際成本隨著企業規模增大而無限趨近於零。

這就意味著，如果不考慮國界和政策壁壘，那麼理論上企業的規模可以無限大。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的企業，尤其是平臺企業，可以一夜之間變成一個巨獸。未來它們會變成什麼樣，不知道。

變成巨獸的條件，首先就是有足夠的投資。在今天的條件下，不需要圈地，基金、股市、網際網路金融，都是融資的渠道，到處都是錢，所以這不是問題。問題就在於，與暴增的規模相適應的勞動者，從何而來？

人口紅利期已經過去了，社會老齡化時代已經日漸走近，像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而主動擁入工業體系的年輕人，已經越來越少。

國家統計局統計的人口年齡結構和撫養比

要得到與巨獸的規模相適應的勞動力數量，有兩種途徑。

第一種就是前文所說的，底層的再生產，讓一些有財富積累的人失去積累，就像基爾特的工匠成為產業工人一樣。

第二種則是，直接進行“集體降維”，把技術員、小知識分子、業務員這些原本在經濟地位上屬於白領、高於產業工人的身份，在身份不變的基礎上，地位變得和以前的產業工人無異，成為社會最底層。

同時，給這些人提供看上去體面的薪水和保障，讓他們日常里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是底層。反正，因為技術與制度帶來的效率提升，在資本的價值構成當中，可變資本（今天叫人力成本）的佔比，整體上總是不斷下降的。

如果這些人在數量上仍然不足以匹配資本規模以及其再積累的加速度，怎麼辦呢？不管效率如何提升，錢總是要對應一定數量的人，今天錢太多了，人就相對不足。好辦，那就把一個人當成兩個甚至三個來用。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各種加班、各種限制自由時間（包括上廁所）的辦法，而且大企業家們還要持續地為加班製造話語上的合法性。

原來富士康的那種工人生存環境，轉移到網際網路企業的白領們頭上了。

防止慢性沉淪

“集體降維”，這是完全經濟意義上的。今天的白領，相比於產業工人、建築工人、裝修工人、生活服務工人，在經濟收入上幾乎沒有差距，甚至白領還低於那些被稱為“工人”的人群。

“集體降維”，既順理成章，也是既成事實。

透過消費貸負債，或者因為爆雷而失去積蓄的人們，以及那些被巨獸們擠垮的中小企業主、個體老闆，最後都成為了全新的“自由勞動者”。而且人們發現，自己能走的路不多，歸根到底，都逃不脫某個平臺的籠罩。

2020年浙江杭州長租公寓暴雷涉及房東租客數千人

道路的狹窄，原因就在於前面所說的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性。巨獸在不斷長大，用長大可能還不準確，貼切地說是“膨脹”。從黑龍江到海南，人們用著同樣的軟體點外賣，用著同樣的軟體叫網約車，這在前網際網路時代，是不可想象的。

我們必須擁抱技術，否則我們就將被落後造成的困局所擁抱。然而技術發展的目的，不是讓人，以及生活，被某種精打細算的技術力量所熊抱。

今天的問題就是，一些精打細算的技術力量，已經轉換為一種準公共品，劫持了我們的生活，也劫持了我們的未來。公共品與私有之間，形成了一種莫大的張力。

這就叫作機會壟斷。

今天，我們可能是一個創業者，這個社會上有無數的創業者，但追根溯源都會發現，自己的創業是依託於某個平臺，如果這個平臺對自己關上大門，那麼一切的努力都將灰飛煙滅。

因為這些平臺足夠大。如果它們什麼都可以做，連賣菜都包攬了，那麼我們每一個人，以後的標籤都是從屬於哪一個平臺。這也是平臺反壟斷的一個不言而喻的初衷吧。

以前曾經作過一個推演，基礎是社會決定論—技術將會改變生產關係。如果人工智慧普及，那麼製造業將不再需要勞動力，從而不再僱傭，那麼勞動者就會失業，購買力就會喪失；並且，因為人工智慧的高門檻，也會造成機會壟斷，難以進入，人們只能去從事服務業，於是服務業就會淪為製造業的代理消費行業；但這種代理消費，始終不足以消耗人工智慧製造業日夜不休的生產能力，所以絕大部分人就會陷於無望，而且因為沒有購買力，剩餘價值也就無從產生；無望會誘發革命，沒有利潤生產也就不能維繼，如果不希望發生革命，也要維繼生產，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生產和分配上的公有制。

形勢之變幻，讓這種推理出現了硬傷，硬傷在於，現實告訴我們，事情的核心根本不是製造業，恰恰是服務業，服務業才是新技術應用的最重要場景。

推理的前提依然有效，那就是製造業將不再需要工人，至少不需要那麼多工人，人們必然擁向服務業。這就部分消解了勞動力不足導致的生產擴張難題，同時也讓人們在階層上慢性沉淪。

當我們的就業日益依賴服務業，並且服務業的創新機會因為技術應用的高門檻而不斷被集中起來的時候，就會出現什麼場景呢？

那就是對文首提問的回答：明明是技術密集型企業，看上去卻是勞動密集的。

我們翹首以盼的是，這種再積累，究竟在孕育什麼？

其實我長久以來都持有一種觀點，後發的、無法也無意進行海外殖民和販奴蓄奴的中國，要實現工業化，進而邁向現代化，甚至趕超先發的、成熟的西方，必須要加倍努力，全民奮鬥。你不超常奮鬥，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捱打，而捱打是歷史上血的教訓。

不過事情不能朝著極端的方向發展，奮鬥不能演變成“拿命換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