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老百姓講的當然是白話，或者說是各地的方言，而不是文言文。文言文的出現是因為方便書寫，因為古代記載文字的載體並不多，早期的是結繩記事，後來的是甲骨記事，甲骨面積有限，一片甲骨記不了太多東西，如果按白話記事的話，像現在的一篇簡單的新聞稿都恐怕記不全，所以要用文言文，用最簡單的方式表達最豐富的內容，聽以說和寫是不一樣的。而且在遠古，文字是屬於皇室和貴族才配擁有的學識，最早的記事是關於貿易算術、古天文記事和占卜、祭祀。

文言文就是古代的書面文字。

從前電報費很貴按字收錢的時候，創作了“人傻錢多速來”這樣的精簡文字。

更從前，那些因為還沒有紙而不得不在竹簡上刻字的貴族士大夫們，對於精簡文字當然有更強烈的追求！

到毛筆字時期這種需求會減少嗎？回憶一下小學時期被老師罰抄作業xx遍時的恐懼；再看看程式猿、作家們自稱碼農時的無奈……

很明顯，用文言文交談除了裝逼就是腦殘嘛！現代白話文體已經很力求接近白話了，仍然沒有誰會用書面語言聊天。

古代底層老百姓用文言文聊天，這種事情想想都不可能啊！

因為古代的文化典籍幾乎都是文言文，無論是官府文告、史書散文還是小說戲劇。所以給今天的人一個錯覺，以為古人平時的口語交際也用的是文言文。其實，文言文在古代也只是書面語言，只有在寫文章時才咬文嚼字、之乎者也的，平時的口語交際跟文言文區別很大，更接近我們今天的口語。我們可以從《紅樓夢》、《金瓶梅》《三言兩拍》等古代白話小說中找到答案。這些小說敘事部分有不少文言，但人物的對話，特別是下層人物之間的交流，和今天你我之間的對話，幾乎沒有差別，不妨翻書驗證一下。

語言產生於人類的“交流”需求。所以語言是自人類走出叢林，就一直伴隨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工具。

但文言文則是“書面記錄”的專用語言，是從有“書面”記錄以後才正式出現的“語言”。

遠古時代，由於受書寫工具的限制，人類“書面記錄”的發展及其緩慢，最早的“文言文”記錄目前並不能確定是什麼時候出現的，但不能否認的是，為了更簡潔的書面記錄，人類必須用一種比口語簡潔的多的方式來作為書面記錄的專用語言，這就是“文言文”語言。

於是，自戰國時代開始，文言文作為作為一種“獨立於口語之外的語言”，開始出現在書面記錄中。

因為文言文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口語表達的語言方式出現的。不用說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老百姓不講文言文，即使是作為諸侯們的貴族也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不使用文言文。

文言文作為書面表達用語，有其自身的發展路徑：即先秦時期的文言文因為脫胎於口語，所以和口語表達最為接近，也最容易理解。到了唐宋，文言文成為成熟的書面“表達工具”，所以文言文也成為最具影響力、最有代表性的“書面表達工具”。所以，現在高考文言文閱讀，也主要選擇唐宋時期的文言文。

而明清時期的文言文，則由於“文人墨客”過度修飾，越發變得晦澀難懂。所以，隨著書寫工具的發展，書面表達“字數”不再是表達的限制，拋棄“晦澀難懂的文言文”，也就成為讀書人與普羅大眾的共同選擇。同時期出現的“名著”無一例外的選擇口語表達就是例證。

自此，文言文成為一種表達方式，基本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我相信，即使不出現新文化運動，文言文也會被淘汰。

既不是文言文，也不是如今的白話。如今的白話誕生不過百年時間左右。古代的民間交流白話有些接近於文言文，在如今的潮汕話中，還能找到很多蹤跡，有些詞彙與文言文幾乎一樣。

如果古代人日常交往也用文言文說話，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白話文。

在古代，文言文是官話，日常用的白話文是人話，就連大臣們上朝與皇帝對話也用白話文。不然的話豈不是要累死皇上了？

只有在給皇上呈奏摺時用文言文，而且還要用工整的蠅頭小楷寫奏章。還有凡是正式行文也都用文言文，包括歷史記錄等。

明清後盛行白話小說，終於接了地氣。新文化運動後，白話文漸漸用於社會生活各個方面……

在古代，文化對於老百姓來說是奢侈品，人們之間的交流當然是白話。文言文只是文化學者用來著書立說和史料記載等等，但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也會用白話，所以在古代說和寫是分離的：寫是精煉的文言，說是白話，只不過有當時的口語特點而已。

五四時期自打提倡白話文運動發起之時，說和寫才逐漸統一起來。

但在此之前的雍正皇帝在給田文鏡的御筆硃批中有這樣的話：“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也不負爾等。勉之。”

想來十分有趣，可見即使皇帝和大臣日常對話也不會之乎者也的，說著累，寫著也累。

這個問題，不能有封閉答案，我出生的故鄉還保留很多文言文的語法語彙，如，去乃之(去哪兒)，返館(上學)，得閒(有空)，吃也(吃東西)，心嬉(開心)。小學時用方言學文言文真沒壓力，都朗朗上口

都是日常生活中流行的大白話，文言文用詞只不過是在文學作品官方和有文化人之間交流當中才會出現使用的。在古代的時候，絕不會人與人用文言文繁瑣的意思來互相交流說話的，那也是真的太麻煩了。古代的人也和我們現在的人之交流溝通語言是一樣，人與人在說話的時侯用最簡單的語言說最多的事情，表達出最完美的意思和內涵的。

古代的老百姓講的肯定是白話文，這個可以參考西遊記和紅樓夢這樣的章回小說。這些小說都是當時那些江湖說書人在各地流竄用白話文來講解故事的，面對的是當地底層的老百姓，知識文化水平都不高，所以只能用白話文來講解。如果用文言文形式底層老百姓理解不了。慢慢的這些流傳的故事被一些文人整理成了章回小說，流傳至今。所以我們今天看三國演義或者西遊記都是如此，不需要翻譯也能看懂。

文言文毫無疑問是古代的官方語言，就跟今天的普通話一樣，是規範化語言。至於布衣平民，操什麼語言，我們只能從古代白話小說中得知。從小說中的人物對話會話中得知（拋開聊齋志異等文言小說），民間交流的絕對是白話，儘管捎帶文言的痕跡 ，但小說是文人寫的。帶有少許的文言色彩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可以推斷，民間絕對是白話交際。

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已照古時人。同理，今天人的口頭語與書面語也是有差別的，這說明了人類文化生活中總是存在於口頭語與書面語的不同。

至於古代人的口頭語與書面語(文言文)不同的事實，我們可以在很多古文書籍裡找到證明。如《陳涉世家》中，陳涉為王后，其同為傭耕者來見陳王，見到陳王的殿屋帷帳之華麗後驚歎:“夥頤！”，這就是當時的口頭語。據考證今天的華北一帶還保留著這個口頭語的說法，有“唉呀夥計”之意。

文言文告別於新文化運動後，白話文登上文化舞臺，但是，我們今天與人交流的語言儘管與書面白話文很接近，還是存在很多的不同。說明了人們生活中的語言與書面語言是不一樣的。由此我們就能夠得到結論:不管是古代人還是現代人，不管是高層領導還是普通百姓，都有口頭語交流的語言，也有書面語交流的語言。

題主提出來這個“問題”，說明他對什麼是“文言文”根本不懂。所謂文言文，是古代的書面記錄文字，因為一般白話文字量過多，而古代的文字記錄工具和模式相對簡陋，必須用最簡單、最少的文字，把事情或對話記錄下來，於是，古代的學者發明了專用於書面記錄的文字系統——文言文。由此可見，文言文只用於書面，日常對話還是用當時的“白話”，古代的一些通俗小說如《紅樓夢》、《西遊記》、《水滸》（《三國演義》偏向於文言文），用的就是當時的白話，當然，當時的所謂“白話”，無論在詞彙表達、語言結構和發音上，和現在肯定有明顯的區別，只是沒有錄音機可以把當時的白話語言記錄下來。

在古代，普通老百姓的語言肯定不是現在的白話和古代的文言。古代的文字和語言都是經過歷代的吐故納新才進化成現在的語言。古代文字少，語言貧乏，《詩經》中的“風”就是民歌，翻譯成現代白話能增加幾倍的篇幅。隨著文字的不斷增加，語言表達也不斷變化。因為書面文章需要精煉，保留了古代語言的精華部分而形成了文言文。白話和文言相輔相成，經過一代又一代的豐富和淘汰，給我們留下了通俗易懂的語言和高雅的文言文。

當然是白話，不過是古白話。唐宋有很多筆記，記錄那時候因為文言和白話不一樣，鬧出很多笑話。宋代有個農婦請蘇東坡寫個家書，報個平安，蘇東坡文言寫就，讀給農婦聽，農婦聽了一臉懵，以為說啥不吉利的話。解釋才明白。你看水滸傳就是白話寫就，跟明代的那些文言文很不一樣。

古代人日常見面說話，自然都是講大白話，應該和現在的人說話一模一樣。而寫信或者著作，全部用的書面語，也就是文言文。

過去讀書是貴族的事情，老百姓那有資格讀書，尤其是古代貴族和平民成為兩個不同世界的階層，權貴家族世世代代世襲爵位，儘管麻袋裝布袋，一代不如一代，但他們享用了優質資源和掌握著權力。直到隋唐開創科舉制度之後，一些平民透過讀書改變命運和身份，那時才是真正的知識改變命運，這也就學而優則仕。所以，讀書自然都讀四書五經以及先賢典籍。由於古代中國方言很多，一個地方跟一個地方方言差異很大，不可能用白話文記錄，加之文化傳承，也要認真領會早期典籍的意思，故所著所作仍然必須使用文言文，其一就是能夠正確反映當時說話人的真實意思，不會出現誤讀；其二是後人在看這些話的時候，也就明白當時所著的意思，不會走樣。

到了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民國政府推廣白話文。凡事有利必有弊，有利的是，不用那麼文縐縐的寫之乎者也，大白話學起來聽起來讀起來簡單、好學、好用，提高國民文化素質，降低文盲率。但弊端就是，書寫和講話都用白話文，導致大家對文言文慢慢相去甚遠，越來越讀不懂古人先賢的意思。所以，現在很多專門研究語言文字的人都成了二把刀，很多時候歪曲歷史史實，有的斷章取義，甚至鬧出笑話。

說這些，並不是要教育恢復文言文，而是國家教育應該注重文化的傳承，要讓學生能夠不費周章的閱讀古代經典。畢竟那是中華民族留給世界的瑰寶。還有一點就是，把英語作為選修而非必修課程，學好自己的母語，才能增強文化自信，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古代有一書生，平時喜歡咬文嚼字，一天晚上，他被蠍子咬著了，於是搖頭晃腦道：“賢妻,速燃銀燭,汝夫為毒蟲所襲！”他老婆文化不高，聽了幾遍沒聽懂，這書生痛急了，張口而出：“敗家娘們！快點燈，老子讓蠍子給蟄了！”

看看，還是說人話好懂啊，看來古代也有口語和書面語之分。那麼問題來了，在古代，普通老百姓的口語究竟是文言文還是白話？

一、先秦時期以前書面語和口語是一致的，“言文合一”。

先秦之前，人們使用的書面語和口語基本是一致的，這叫“言文合一”。

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裡的詩句大多清朗意明，現代人讀起來能知其大意，並不覺得吃力。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這類句子，我們並不難揣度到它的意思，這說明在那個年代，書面語與口語區分並不大。

二、先秦之後，逐漸產生了“言文分離”的現象，延續至今。

年齡較大的人可能還記得電報這種通訊方式，電報成本高收費貴，所以擬電報稿時要以最少的字表達最豐富的內容。而文言文相對於口語來說，就如同擬電報稿，同樣追求言簡意豐。

先秦時期文言文出現，一是為了適應當時書寫條件，二是為了區分不同社會地位，三是為了更好的文化傳承。

紙張還沒有出現之前，人們使用竹簡、紡織物甚至石碑、青銅器來記錄刻寫文字，效率非常低，像紡織物的成本也非常高，這就迫使人們用最少的字來表達更豐富的內容，於是就出現了文言文。

說白了，文言文就是當時人們所使用口語的精簡用語。

隨著社會層級觀念的加深，達官貴人們覺得有必要用一種與普羅大眾相區分的語言體系來表達階層優越感，像魯迅筆下的孔乙己，那麼可憐的一個讀書人，卻滿口之乎者也半文夾白的，其實是在炫耀骨子裡的優越感。這種心態無疑加大了文言文同口語白話分離的速度。

當然，這其中也體現出古人的卓越智慧。就文化傳承穩定性而言，文言文要遠勝口語白話。俗話說“十里不同音”，口語隨著時空轉換變化極大。說個簡單的例子，我們肯定聽不懂同一地方唐宋時人們的方言，就算處在同一時代，一個河南人也肯定聽不懂廣東客家方言。

而文言文就不同，千百年來，讀書人用自己的頑強固守，代代傳遞著一套獨立的約定俗成的文化密碼，讓每個時代人都能聽得懂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聲音，這其實是中華文化的奇蹟。

三、白話應當是歷朝歷代人們日常溝通交流的主要用語。

白話是最具人間煙火味兒的表情達意方式，不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尋常百姓，甚至貴為一國之君，在日常生活中，其實都在使用白話。這從流傳下來的不同時代的文字記載裡可見端倪。

你不會想到，在大文豪蘇軾的文章裡，也有標準的口語“呵呵”。

明代皇帝朱元璋得知有倭寇來犯時，龍顏大怒，急不擇言，乾脆下了個白話聖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告訴百姓每（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傢伙來了，殺了再說。欽此。”這聖旨真是話不好聽但好懂啊。

網紅皇帝雍正更是一位愛上白話的皇上，他在大臣呈上的奏摺中批到：“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勉之。”若不是親筆真跡，你敢相信這是雍正的原話？

如今，文言文已經退出歷史舞臺，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做為中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我們仍需用心拜讀，因為裡面有中國精神民族魂。

文言文，顧名思義只是一種文章中的語言，用於書寫時的書面記錄方式，而決不會是古人講話的方式。

古人日常講話，自然就是口語化的大白話為主。不僅僅是底層的普通老百姓，就算是孔孟、司馬遷、以及帝王將相等等，日常生活之中的語言表達，也絕不會用文言文講話交流，同樣的就是一口大白話聊天的方式。這是邏輯！否則，打個比方，皇帝的太子七八歲時，他還講不來文言文。那麼負責教授他讀書的人，莫非用文言文與皇子對話，整得人聽不懂？豈不就是欺君之罪，要掉了腦袋。

紙張發明之前，毛筆與竹簡作為文書記錄工具，就決定了古人在記錄事件，或者官方文書等等，必須化繁為簡，將需要幾千字白話才能寫得清楚的事，用一種統一的格式，濃縮成一二百字，就能讓人觀看之後，一目瞭然。這就是文言文的產生原因。

古代無紙張，所有法令、文書、書籍、包括帝王起居錄，凡一切要書面記錄的人與事，都得用毛筆寫在竹片上寫好。

這竹片，俗稱為竹簡，又稱簡牘。若寫錯了，又得用隨身小刀，將字削去，再重新書寫。

故而，古代負責文書工作的官員隨身帶著刀和筆，以便隨時削竹簡。又因刀筆並用，又稱之為：刀筆吏。

若沒有文言文出現。那麼用白話敘說的形式，去記錄大事小事，那得用掉多少竹簡？

簡牘成堆，體積大，份量沉重。古人讀書要讀得見多識廣，知識淵博的，那必定要讀很多書，多到什麼程度呢？

有句古話，叫作：學富五車。

就是讀完了五輛大車才能裝載得下的書。而這五大車書，決不是如今現代的紙質書籍，而是五大車的竹簡。

但這五大車的竹簡上，所有記載的全部內容寫在後世的紙質書本上，或許兩個手提皮箱就能解決掉了。

由此可見，古人用文言文記錄事件，書寫文書，高效而精簡。

若是用白話的格式去竹簡上書寫，那麼，這就真將是一項不可想像的災難了。那樣的話，刀筆吏們的小刀，估計會用來抹了自己的脖子。

所以，文言文也是時代與物質條件所造成的。而到了造紙技術進步，紙張普及之後，本來可以不再使用文言文了。但此時，文言文早已成了一種習慣性的官方記錄習慣了，也是文化習慣了。

再打個比方。

（1）如隋煬帝伐高句麗，他肯定就會用普通的白話對眾臣說：給高句麗下個詔書，限他幾日內來請罪稱臣，否則就要發大軍討伐他。

然後，負責詔書的官員，就會將皇帝的意思，寫成一篇文言文形式的“討伐檄文”。

（2）如《三國志》中的關公斬顏良情節。

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擋者。

萬軍之中斬敵上將軍，一場驚天動地的戰，在文言文的筆下，只是寥寥二十餘字。

所以，文言文只是種書面語言。而古代人日常生活中講話，不論百姓，還是官員，包括帝王與大儒學搜，平常講話時，必定還是講普通的大白話的。但是，他們做過的大事與說過的名言，則會被文言文的形式，記入歷史之中。

古代，底層百姓講的是文言文還是白話，得看是什麼時代。另外，講文言文還是白話，底層百姓和上層統治者沒什麼區別和禁忌。

先秦時代，也就是秦朝以前，漢民族語言，文言文和白話是基本沒什麼不同的。

這裡說的文言文，指的是書面語，白話指的是口語。

文言文字就是從口語來的。

先秦時代，把語詞從口中說出來就是口語，把口語記錄下來，或者寫成文章，就是書面語。

比如《論語》裡的文章，就是孔子平時說的話，他的弟子把它收整合文的。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yuè）乎？”

翻譯成現代文，就是：孔子說：學習之後，經常溫習溫習那些知識，不也是令人愉悅的事情麼？

但是在當時，是不需要翻譯的，因為那時人們說話就是那樣說。口語與書面語沒有區別。

當然，那時候寫詩作文，也講究修辭，使用了修辭手法的詩文，必然與口語不一樣。那很好理解。

比如現代人寫現代詩，與口語說話也是不一樣的。現代人寫的文章中的語言與口語也有一定區別。那就是文章語言一般有一定文采，口頭語相對直白。

隨著時間的推移，口頭語（白話）與文言文（書面語）的區別越來越大。也就是說文言文（書面語）為了表達的簡潔和語詞容量，保留了先秦時期的語言特色。白話（口語）為了意思的清晰和豐富，則與書面語漸漸脫節。

漢語言的分期，一般把先秦時期以及秦朝之後的西漢劃為上古期，把魏晉時代到兩宋劃為中古期，元、明、清時代是近代期。

越到後來，文言文（書面語）與白話（口語）的區別越大。到了清末民國初期，絕大部分書面語依舊使用文言文，口語使用的是白話。

需要說明的是，文言文這個語詞的意思，從中古期開始，就是“紋言文”的意思，“紋”是修飾的意思，“紋言文”就是修飾過的文字。

而把文言文與白話文相對應的提出，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所謂文言文就是指古文，所謂白話文，就是用現代口語，或者說現代漢語語言寫成的文章。

上古期，底層百姓講話使用的語言，既是文言文也是白話，二者並無區別，上層統治者也是這樣。上面已經說過，那時候，書面語與口語表達，是同一套語言。

中古期以後，文言文（書面語）與白話（口語）有了區別，但只是書面交流與口頭交流的區別。並不是當官的說官話，底層百姓說白話。

也就是說當官的寫文章用的是文言文，口頭說話時用的是白話，下層百姓也是如此。

文學作品中有所謂“官話”，但“官話”指的是當時朝廷認定的通用語言，相當於現代的“普通話”。“官話”只與說話人的地域有關係，與他的身份是上層官員還是底層百姓無關。

古代的底層老百姓究竟用的是文言文還是白話文？由於沒有音像資料留存下來，因此我們不得而知。不過，雖然我們不得而知，但這件事情是可以分析的。我認為，古代老百姓肯定不是用文言文來說話。雖說他們用來說話的語言，與我們現在說話的白話文已經有了很大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那時候絕不會用文言文來說話。為什麼這麼說呢？我認為有以下幾方面的理由。

（甲骨文）

一、文言文最早出現的時候，就是一種提煉過的語言。

這首先是由書寫工具所決定的。因為最早的文字是刻在龜甲獸骨上的，龜甲獸骨可是一種非常珍貴的物品，很難得到。後來不刻在龜甲獸骨上了，又把文字刻在青銅器上，然後才寫在竹簡上。同時，無論是使用刻刀，還是毛筆，書寫的過程都非常困難。

總之，在整個中國文字形成並定型的初期，無論是書寫工具還是書寫方向，都非常艱難，這就使得古人的文字表達必須非常精煉。

那時候的人說話，肯定也是一句一句說的，而不是一個字一個字吐的。但是記載在書寫工具上的時候，就不可能一句一句地說，只可能一個字一個字地寫。所以，就對文字有著非常精煉的要求，用盡量少的字來表達更多的意思，這樣也就出現了文言文。

從這裡可以看出，文言文一開始就是與白話文分離的，一般的普通老百姓，顯然是讀不懂的。

（古代貴族）

二、文言文是奴隸主貴族才有資格掌握的語言。

文言文一開始就是一個奢侈的東西，是奴隸主貴族才有資格學習和掌握的一門表達技巧。一般的奴隸和平民，一來他們沒有機會接觸到文字，二來他們也不被允許接觸到文字。

奴隸主貴族之所以不允許奴隸和平民掌握文字，主要是為了增加文字的神秘感和神聖性。在歷史傳說中，倉頡把字造出來的時候，就出現了“天雨粟，鬼夜啼”的現象，這句話所表達的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文字是一種能夠“窺破天機”的密碼。既然如此，普通奴隸和平民肯定是沒有資格掌握的。如果這種與上天交談的密碼，隨便哪個人都能掌握，那麼奴隸主也不可能宣揚他自己的神聖性和高貴性，因而就不可能理所當然地統治奴隸了。

我們知道在人類社會的早期，巫師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事實上，文字最早就是與巫師密切聯絡在一起。事實上，就算是到了現在，對於一些道士畫在紙上的東西，我們也把它稱為“鬼畫符”。就是因為他畫的那個東西非常的神秘，努力不讓人看懂。一些中醫在開處方的時候，他的字也都寫得讓人看不懂。從這些我們就可以看出，文字產生過程，有多麼的神秘。

既然文字一開始就不是讓普通老百姓看懂的，而是隻能給奴隸主貴族看的。因此在文字表達方式上，肯定就要與一般老百姓的說話方式要嚴格區分開來。所以，古代老百姓說話的語言，肯定就不是用文言文來表達了。

（孔子作《春秋》，圖取其義）

三、文言文的表達是為了顯示微言大義。

文言文在表達上追求微言大義，這一點，從孔子編撰《春秋》的時候，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孔子在編撰《春秋》的時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在《春秋》裡面表達微言大義。要想實現表達微言大義的目的，在文字上就必須要有特別的安排，甚至包括文字表達的順序，也是很有講究的。

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隕石於宋六，六鷁退飛過宋都”這句話，第一句話的數量詞在最後，第二句話的數量詞在最前面，這樣的表達，就是一種微言大義。

微言大義的表達方式，與孔子要求遵守周禮的思想是一致的。周禮對整個社會各階層的行為及說話方式都有嚴格的要求，一個人不能夠隨便穿衣服，隨便吃飯，隨便行動，隨便說話，都必須按照規定的禮儀來進行。而語言作為一種記載周禮最重要的載體，在表達上，以及語法規範上，都是特別考究的。

為什麼古代會出現“皓首窮經”的儒生？古代的那些經書為什麼能夠讓後世反覆不斷研究？除了統治者的強行規定以外，更重要的，還就在於這些經書在文字表達上的特殊性。如果這些經書的文字表達很容易，一下就讓大家看明白了，就算統治者強行要求後世“皓首窮經”，也不可能辦得到。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古代的文言文，絕不是尋常百姓說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