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新聞，讓筆者想起了一位百餘年前就在拿糖水當燕窩賣的大騙子。
該巨騙，姓孫名瑞，字鏡湖，安徽桐城人，約生於1856年。①
孫鏡湖的早年經歷，缺乏確鑿的材料。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裡有一段影射他的文字（吳文將他的名字改寫為“沈經武”）。說他早年在一家當鋪做夥計，因年紀小常被東家叫去內宅做事，然後與東家的一個丫頭產生了感情。後來東窗事發，丫頭被草草嫁掉，已成婚的孫鏡湖也被攆走。該丫頭出嫁後“鬧了天翻地覆，後來竟當著眾人，把衣服脫光了”，然後被人退了回來。孫鏡湖遂將其拐出，帶了家眷一同逃走。先是跑到武昌，結識了一名現任官員，開了個當鋪，官員負責出錢，孫負責經營。幹了兩年當鋪倒閉，被客戶告到衙門，他又以“現任地方官做了生意要擔處分”為把柄，向該官員借了三千兩銀子的訴訟費。然後將三千兩銀子交給丫頭帶去上海，自己在監獄裡耍起了無錢可還的無賴。關了三年之後，孫被取保釋放，撇下正妻與兩個兒子，跑來上海與那丫頭團聚，賣起了藥茶。②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雖然是小說，但內中人事，常取材報紙媒體刊載的新聞故事，和吳趼人自己的耳聞目睹。這段關於孫鏡湖（沈經武）的影射文字，自然也不例外。這些文字未必全然是真，但它至少代表了當時上海報界和商界中人，對孫鏡湖早年經歷的一種基本認知。
孫鏡湖來到上海“發展”，約為1890年前後，正是《字林滬報》《申報》《新聞報》《點石齋畫報》等報刊發行量驟增之時。孫很敏銳地見到了時代的風口。1890年，孫在上海開了一家藥鋪，然後在上海的報刊媒體上瘋狂砸錢，以各種姿勢打廣告來帶貨。
孫的藥鋪，叫做“京都同德堂”，實際上和北京沒有半毛錢關係，最開始也只有一個很小的門面。之所以要冠以“京都”這個字首，不過是為了方便將藥鋪說成“百年老店”——若說成“上海同德堂”，太容易查證，所謂的百年老店招牌，分分鐘會被同行拆穿。 “同德堂”三字，則是為了方便與同仁堂魚目混珠——藥鋪初設階段，孫一度掛出過“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後來影響漸大，引起真同仁堂的注意，才不得不挖掉招牌上的“仁”字，改寫為“德”。
（1）偽造各種名人的題字贈匾。
1849年去世的阮元、1872年去世的曾國藩、1885年去世的左宗棠，都曾給1890年才開張的同德堂“贈送”過匾額，誇讚孫鏡湖是“扁盧再世”、“仙術佛心”——只挑名氣大的死人，而絕不去碰張之洞、李鴻章、翁同龢這類名氣大的活人，是孫鏡湖的一種“風險自覺”。這些從遙遠的歷史深處穿越過來的匾額，儘管粗製濫造（時人的描述是“不滿二尺，粗俗不堪”），卻不但堂而皇之地掛在同德堂內，還刊登在《申報》等媒體的廣告裡。
♦ 《申報》1890年1月30日廣告版
（2）偽造消費者來信，吹噓同德堂產品的藥效；收買官僚和名流，為同德堂站臺。
比如，《申報》主筆何桂笙拿了孫的錢，即以“高昌寒食生”為名，在《申報》上刊發了兩則消費者感謝信，內中說同德堂的藥“素稱靈妙”，而且“真由京師販來”。再比如，上海知縣袁樹勳，也曾以官府名義，在《申報》上刊等告示，說孫鏡湖通曉醫理，同德堂製造的戒菸丸相當有效，且願平價銷售，還“每月送戒菸百人”，實在是造福百姓；若有人敢去同德堂“強討惡索”，孫鏡湖可以指名報告給上海縣，官府“決不姑寬”④。這份告示，還被孫用玻璃罩保護起來，放置在同德堂的櫃檯上。
此外，為了可以更方便地混跡官場，孫還給自己弄了一個“候選同知”的官銜。
♦ 《申報》刊登袁樹勳為孫鏡湖站臺的廣告
（3）產品隨便拍腦袋生產，絕大部分成本都用來打廣告。
孫鏡湖初到上海，本來開的是茶葉店，店名叫做“味餘齋”。但他很快就發現，茶葉這門生意不好做，不但運轉資金大，消費者對產品的質量也頗為挑剔。味餘齋生意寡淡，很快就關門大吉。隨後，孫便改行進入到藥品行業，先是以“京都同仁堂”冒用同仁堂的招牌，然後又轉型為“京都同德堂”。開始賣起了藥茶、藥酒、狗皮膏、戒菸膏和戒菸糖。據時人披露，這些產品，全是孫從其他藥鋪乃至南雜店裡隨意採購而來，重新做一番包裝之後，就成了一種號稱具有奇效的新產品：
“最可惡者為上海英租界大馬路之某藥肆……初冒稱京都某大藥肆分店，後被理論，乃改今名。其藥材即販諸小藥肆，甚至有南貨店之物，經彼轉售，即弋取重價。其每月最多之費用，惟有一種，即各報館告白費也。”⑤
“告白費”就是廣告費。相比投資藥品研發，孫鏡湖更願意將錢全部撒在廣告上，那樣帶貨來錢的效果，更好也更快。
這“為商三招”，讓孫鏡湖在上海商界迅速站穩了腳跟。
但孫很清楚，自己的事業存在瓶頸。賣藥終究是要講求藥效的。藥茶、藥酒還好說，也沒有多少利潤。戒菸膏與戒菸糖是同德堂早期的主打產品，如果不能戒斷消費者的煙癮，遲早要出負面新聞。更何況，孫為了讓戒菸膏與戒菸糖顯出“有效”，也就是產生一種“消費者煙癮上來之後吃上一顆，煙癮就下去了”的錯覺，實際上往膏和糖裡添加了鴉片和嗎啡。所謂的“毒癮有所緩解”，不過是毒癮上來了就吸一口毒。這種做法，存在巨大的露餡風險。
事實上，最後也確實漏了餡。早在1903年，即有人向官府（也就是之前讚揚過孫鏡湖的袁樹勳）控告孫鏡湖出售的戒菸丸含有嗎啡，結果是租界外的售賣點被關閉，但開設在租界內的同德堂，依舊“門常如市，購者紛紛”⑥。
1906年，已升任上海道臺的袁樹勳，得到租界當局的支援，透過海關稅務司，聘請了西醫，來檢驗自上海各藥店“私下購買”的各種戒菸藥丸，結果只有一家藥店的戒菸藥中，沒有查出鴉片或者嗎啡。同德堂出售的“富強戒菸丸”中，即含有鴉片。該產品隨即被查封禁止銷售，廣告也不許再做。⑦實際上，孫仍在偷偷繼續販賣，所以1907年又東窗事發，孫被撤掉了朝廷賦予的“勸辦賑捐”的身份。⑧
♦ 《申報》曝光孫鏡湖賣含嗎啡戒菸丸
好在，深懷“危機意識”的孫鏡湖，早在1897年前後，就已引領同德堂實現了產品轉型，不再靠著所謂的“戒菸藥”一條腿走路。這一年，他“開發”出了一款新產品“燕窩糖精”，開始由藥品市場進軍補品市場。補品市場比藥品市場更無序，產品效果更無判斷標準，孫鏡湖的“為商三招”，自然也就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
按孫鏡湖在媒體上的廣告轟炸，這款“燕窩糖精”是他的公司煞費苦心，募集鉅款，不惜工本，前往南洋採購了上等燕窩，再用先進機器去掉裡面的雜質，再用化學辦法提取出其中的精華，最後進行調味做成糖精，整套工序都是從西方引進的。用今天的話說，這是一款科研含量極高的高科技補品。1897年“燕窩糖精”正式上市，孫鏡湖再度施展出自己的“為商三招”，結果便是購者如雲。
♦ 孫鏡湖在《申報》刊登假消費者來信
據時人披露，孫鏡湖的這款“燕窩糖精”，內中根本就沒有燕窩。有醫界中的有心人，憤慨於當日藥品與補品市場的亂象，寫成《醫界鏡》（《醫界現形記》的簡本）一書，其中以小說筆調，提到了孫鏡湖“燕窩糖精”的由來（為避免官司，將主角的名字變更成了胡鏡蓀），希望讀者千萬不要上當：
“（胡鏡蓀）買了數十斤（小白魚）回來，在太陽下曬乾，研成細末，和入糖霜，配製妥當，裝好玻璃匣子，美其名曰燕窩糖精，價銀大匣兩元，小匣一元……”⑨
加入小白魚的汁水，是為了追求一種“燕窩味兒”，究其實質，不過是在拿白糖當燕窩在賣——儘管燕窩在今天已被證明不存在特殊的營養成分，吃燕窩遠比不上吃雞蛋、喝牛奶對人體有益，但孫鏡湖的這種做法，仍構成了商業欺詐。
♦ 燕窩，引自《中華》（上海）雜誌1934年第29期
遺憾的是，在清末民初，除非於製作現場直接抓包，否則幾乎沒有辦法拆穿孫鏡湖的這種欺詐。所以，他的“燕窩糖精”一直賣得很好。靠著賣“含鴉片嗎啡的戒菸丸”和“不含燕窩的燕窩糖精”，孫鏡湖一次又一次地走上了人生巔峰，成了上海灘聲名狼藉卻又財運亨通的名流。
1926年，是孫鏡湖的七十大壽。此時的他，除了經商之外，還活躍於民國政界，頂著“淞滬維持全國糧食會會長”的頭銜。深諳廣告之道的孫，請來了高僧誦經一個月，以“祈禱世界和平”。壽辰當天，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江蘇省長陳陶遺等數十位軍政要人送來賀禮，上海市政商文化圈名流百餘人，或親至或派代表前來祝壽。眾人紛紛登臺演說，一致讚譽孫鏡湖是大德仁壽之人，攜手呼喚世界和平。末了，由孫登臺答謝，以素齋款待眾人。
《申報》說，這壽辰的排場，“頗極一時”。⑩
②（清）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十八回“辦禮物攜資走上海，控影射遣夥出京師”。
④《欽加四品銜升用直隸州正任南匯縣調署上海縣正堂袁為》，《申報》1897年10月5日廣告版。該廣告刊登於1897年，但袁樹勳做上海知縣是1891-1895年間的事情，可知孫鏡湖找到袁樹勳給自己站臺是更早的事情。
⑤《告白生業》，《中外日報》1899年7月13日。轉引自張仲明《當糖精變成燕窩——孫鏡湖與近代上海的醫藥廣告文化》。
⑥《滬城瑣語》，《申報》1903年12月17日。
⑦上海市檔案館編：《清末民初的禁菸運動和萬國禁菸會》，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207頁。
⑨儒林醫隱：《醫界鏡》。轉引自張仲明《當糖精變成燕窩——孫鏡湖與近代上海的醫藥廣告文化》。
⑩《糧食會長孫鏡湖壽辰記》。《申報》1926年2月3日。1927年，孫鏡湖被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開除。但孫的卒年，筆者未能查到相關資料。
這個新聞，讓筆者想起了一位百餘年前就在拿糖水當燕窩賣的大騙子。
該巨騙，姓孫名瑞，字鏡湖，安徽桐城人，約生於1856年。①
孫鏡湖的早年經歷，缺乏確鑿的材料。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裡有一段影射他的文字（吳文將他的名字改寫為“沈經武”）。說他早年在一家當鋪做夥計，因年紀小常被東家叫去內宅做事，然後與東家的一個丫頭產生了感情。後來東窗事發，丫頭被草草嫁掉，已成婚的孫鏡湖也被攆走。該丫頭出嫁後“鬧了天翻地覆，後來竟當著眾人，把衣服脫光了”，然後被人退了回來。孫鏡湖遂將其拐出，帶了家眷一同逃走。先是跑到武昌，結識了一名現任官員，開了個當鋪，官員負責出錢，孫負責經營。幹了兩年當鋪倒閉，被客戶告到衙門，他又以“現任地方官做了生意要擔處分”為把柄，向該官員借了三千兩銀子的訴訟費。然後將三千兩銀子交給丫頭帶去上海，自己在監獄裡耍起了無錢可還的無賴。關了三年之後，孫被取保釋放，撇下正妻與兩個兒子，跑來上海與那丫頭團聚，賣起了藥茶。②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雖然是小說，但內中人事，常取材報紙媒體刊載的新聞故事，和吳趼人自己的耳聞目睹。這段關於孫鏡湖（沈經武）的影射文字，自然也不例外。這些文字未必全然是真，但它至少代表了當時上海報界和商界中人，對孫鏡湖早年經歷的一種基本認知。
孫鏡湖來到上海“發展”，約為1890年前後，正是《字林滬報》《申報》《新聞報》《點石齋畫報》等報刊發行量驟增之時。孫很敏銳地見到了時代的風口。1890年，孫在上海開了一家藥鋪，然後在上海的報刊媒體上瘋狂砸錢，以各種姿勢打廣告來帶貨。
孫的藥鋪，叫做“京都同德堂”，實際上和北京沒有半毛錢關係，最開始也只有一個很小的門面。之所以要冠以“京都”這個字首，不過是為了方便將藥鋪說成“百年老店”——若說成“上海同德堂”，太容易查證，所謂的百年老店招牌，分分鐘會被同行拆穿。 “同德堂”三字，則是為了方便與同仁堂魚目混珠——藥鋪初設階段，孫一度掛出過“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後來影響漸大，引起真同仁堂的注意，才不得不挖掉招牌上的“仁”字，改寫為“德”。
（1）偽造各種名人的題字贈匾。
1849年去世的阮元、1872年去世的曾國藩、1885年去世的左宗棠，都曾給1890年才開張的同德堂“贈送”過匾額，誇讚孫鏡湖是“扁盧再世”、“仙術佛心”——只挑名氣大的死人，而絕不去碰張之洞、李鴻章、翁同龢這類名氣大的活人，是孫鏡湖的一種“風險自覺”。這些從遙遠的歷史深處穿越過來的匾額，儘管粗製濫造（時人的描述是“不滿二尺，粗俗不堪”），卻不但堂而皇之地掛在同德堂內，還刊登在《申報》等媒體的廣告裡。
♦ 《申報》1890年1月30日廣告版
（2）偽造消費者來信，吹噓同德堂產品的藥效；收買官僚和名流，為同德堂站臺。
比如，《申報》主筆何桂笙拿了孫的錢，即以“高昌寒食生”為名，在《申報》上刊發了兩則消費者感謝信，內中說同德堂的藥“素稱靈妙”，而且“真由京師販來”。再比如，上海知縣袁樹勳，也曾以官府名義，在《申報》上刊等告示，說孫鏡湖通曉醫理，同德堂製造的戒菸丸相當有效，且願平價銷售，還“每月送戒菸百人”，實在是造福百姓；若有人敢去同德堂“強討惡索”，孫鏡湖可以指名報告給上海縣，官府“決不姑寬”④。這份告示，還被孫用玻璃罩保護起來，放置在同德堂的櫃檯上。
此外，為了可以更方便地混跡官場，孫還給自己弄了一個“候選同知”的官銜。
♦ 《申報》刊登袁樹勳為孫鏡湖站臺的廣告
（3）產品隨便拍腦袋生產，絕大部分成本都用來打廣告。
孫鏡湖初到上海，本來開的是茶葉店，店名叫做“味餘齋”。但他很快就發現，茶葉這門生意不好做，不但運轉資金大，消費者對產品的質量也頗為挑剔。味餘齋生意寡淡，很快就關門大吉。隨後，孫便改行進入到藥品行業，先是以“京都同仁堂”冒用同仁堂的招牌，然後又轉型為“京都同德堂”。開始賣起了藥茶、藥酒、狗皮膏、戒菸膏和戒菸糖。據時人披露，這些產品，全是孫從其他藥鋪乃至南雜店裡隨意採購而來，重新做一番包裝之後，就成了一種號稱具有奇效的新產品：
“最可惡者為上海英租界大馬路之某藥肆……初冒稱京都某大藥肆分店，後被理論，乃改今名。其藥材即販諸小藥肆，甚至有南貨店之物，經彼轉售，即弋取重價。其每月最多之費用，惟有一種，即各報館告白費也。”⑤
“告白費”就是廣告費。相比投資藥品研發，孫鏡湖更願意將錢全部撒在廣告上，那樣帶貨來錢的效果，更好也更快。
這“為商三招”，讓孫鏡湖在上海商界迅速站穩了腳跟。
但孫很清楚，自己的事業存在瓶頸。賣藥終究是要講求藥效的。藥茶、藥酒還好說，也沒有多少利潤。戒菸膏與戒菸糖是同德堂早期的主打產品，如果不能戒斷消費者的煙癮，遲早要出負面新聞。更何況，孫為了讓戒菸膏與戒菸糖顯出“有效”，也就是產生一種“消費者煙癮上來之後吃上一顆，煙癮就下去了”的錯覺，實際上往膏和糖裡添加了鴉片和嗎啡。所謂的“毒癮有所緩解”，不過是毒癮上來了就吸一口毒。這種做法，存在巨大的露餡風險。
事實上，最後也確實漏了餡。早在1903年，即有人向官府（也就是之前讚揚過孫鏡湖的袁樹勳）控告孫鏡湖出售的戒菸丸含有嗎啡，結果是租界外的售賣點被關閉，但開設在租界內的同德堂，依舊“門常如市，購者紛紛”⑥。
1906年，已升任上海道臺的袁樹勳，得到租界當局的支援，透過海關稅務司，聘請了西醫，來檢驗自上海各藥店“私下購買”的各種戒菸藥丸，結果只有一家藥店的戒菸藥中，沒有查出鴉片或者嗎啡。同德堂出售的“富強戒菸丸”中，即含有鴉片。該產品隨即被查封禁止銷售，廣告也不許再做。⑦實際上，孫仍在偷偷繼續販賣，所以1907年又東窗事發，孫被撤掉了朝廷賦予的“勸辦賑捐”的身份。⑧
♦ 《申報》曝光孫鏡湖賣含嗎啡戒菸丸
好在，深懷“危機意識”的孫鏡湖，早在1897年前後，就已引領同德堂實現了產品轉型，不再靠著所謂的“戒菸藥”一條腿走路。這一年，他“開發”出了一款新產品“燕窩糖精”，開始由藥品市場進軍補品市場。補品市場比藥品市場更無序，產品效果更無判斷標準，孫鏡湖的“為商三招”，自然也就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
按孫鏡湖在媒體上的廣告轟炸，這款“燕窩糖精”是他的公司煞費苦心，募集鉅款，不惜工本，前往南洋採購了上等燕窩，再用先進機器去掉裡面的雜質，再用化學辦法提取出其中的精華，最後進行調味做成糖精，整套工序都是從西方引進的。用今天的話說，這是一款科研含量極高的高科技補品。1897年“燕窩糖精”正式上市，孫鏡湖再度施展出自己的“為商三招”，結果便是購者如雲。
♦ 孫鏡湖在《申報》刊登假消費者來信
據時人披露，孫鏡湖的這款“燕窩糖精”，內中根本就沒有燕窩。有醫界中的有心人，憤慨於當日藥品與補品市場的亂象，寫成《醫界鏡》（《醫界現形記》的簡本）一書，其中以小說筆調，提到了孫鏡湖“燕窩糖精”的由來（為避免官司，將主角的名字變更成了胡鏡蓀），希望讀者千萬不要上當：
“（胡鏡蓀）買了數十斤（小白魚）回來，在太陽下曬乾，研成細末，和入糖霜，配製妥當，裝好玻璃匣子，美其名曰燕窩糖精，價銀大匣兩元，小匣一元……”⑨
加入小白魚的汁水，是為了追求一種“燕窩味兒”，究其實質，不過是在拿白糖當燕窩在賣——儘管燕窩在今天已被證明不存在特殊的營養成分，吃燕窩遠比不上吃雞蛋、喝牛奶對人體有益，但孫鏡湖的這種做法，仍構成了商業欺詐。
♦ 燕窩，引自《中華》（上海）雜誌1934年第29期
遺憾的是，在清末民初，除非於製作現場直接抓包，否則幾乎沒有辦法拆穿孫鏡湖的這種欺詐。所以，他的“燕窩糖精”一直賣得很好。靠著賣“含鴉片嗎啡的戒菸丸”和“不含燕窩的燕窩糖精”，孫鏡湖一次又一次地走上了人生巔峰，成了上海灘聲名狼藉卻又財運亨通的名流。
1926年，是孫鏡湖的七十大壽。此時的他，除了經商之外，還活躍於民國政界，頂著“淞滬維持全國糧食會會長”的頭銜。深諳廣告之道的孫，請來了高僧誦經一個月，以“祈禱世界和平”。壽辰當天，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江蘇省長陳陶遺等數十位軍政要人送來賀禮，上海市政商文化圈名流百餘人，或親至或派代表前來祝壽。眾人紛紛登臺演說，一致讚譽孫鏡湖是大德仁壽之人，攜手呼喚世界和平。末了，由孫登臺答謝，以素齋款待眾人。
《申報》說，這壽辰的排場，“頗極一時”。⑩
②（清）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十八回“辦禮物攜資走上海，控影射遣夥出京師”。
④《欽加四品銜升用直隸州正任南匯縣調署上海縣正堂袁為》，《申報》1897年10月5日廣告版。該廣告刊登於1897年，但袁樹勳做上海知縣是1891-1895年間的事情，可知孫鏡湖找到袁樹勳給自己站臺是更早的事情。
⑤《告白生業》，《中外日報》1899年7月13日。轉引自張仲明《當糖精變成燕窩——孫鏡湖與近代上海的醫藥廣告文化》。
⑥《滬城瑣語》，《申報》1903年12月17日。
⑦上海市檔案館編：《清末民初的禁菸運動和萬國禁菸會》，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207頁。
⑨儒林醫隱：《醫界鏡》。轉引自張仲明《當糖精變成燕窩——孫鏡湖與近代上海的醫藥廣告文化》。
⑩《糧食會長孫鏡湖壽辰記》。《申報》1926年2月3日。1927年，孫鏡湖被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開除。但孫的卒年，筆者未能查到相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