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沐瑋老師，裘派名家、京劇淨角，國家一級演員、天津三大花臉之一。天津三大花臉:鄧沐瑋、康萬生、孟廣祿。花臉名家、淨行演員、天津戲曲名家、京劇名家。
鄧沐瑋他雖然不是出身在這個京劇世家，但是他小的時候喜歡京劇藝術呢，是受父母的影響，是，這個家庭裡頭就是他父親母親都喜歡京劇，家裡頭等於是戲迷吧，他們家那時候有一個也不叫留機機，叫電轉，就是通電的那個，那個唱片特別多，唱片裡頭他記得最多是金少山金先生的、馬連良馬先生的、譚富英譚先生的、楊寶森楊先生的、裘盛戎裘先生的，這裡頭他最愛聽的就是裘先先那唱片。那其實小的時候，那麼的喜歡聽裘派，也許就是從小就覺得跟裘派有緣分，也可以這麼說。那後來萌生了自己想學戲唱戲這個念頭的時候，父母同意嗎，他也沒想到這個事，父母就更沒想到這個事，這考戲校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機會，這個跟幾個同學到天津兒童電影院，天津戲校1959年那年，在那兒招生的，那些小孩考試的，他記得特別清楚，大部分都不會唱京劇，都唱歌，社會主義好。你唱什麼歌，他說我不唱歌，我唱京劇，你會唱京劇，你會唱什麼，他說《坐寨盜馬》，他記得正是教他花臉的那個老師，劉少峰老師，當時他不知道，他們那個老師臉上有點麻子，他們挺害怕的，再說少先生，長得黑個也高，會的戲特別多，他會拉琴，你唱吧，他就唱，“將酒宴擺至在聚義廳上”，好好好，回來你參加複試去吧，複試也很容易，所以說很偶然的這麼一次，就沒想到就幹了一輩子，可能命中註定了就要跟裘派藝術結下不解之緣，就那麼順利地就考入天津戲校，一點障礙都沒有那時候，那個時候剛到戲校的時候，是不是老師就讓他學裘派，他們那時候就講學什麼呢，戲班有一句話叫官中的，官中這個詞你懂，就是普通大路的，這樣的拿它打基礎，你想他們入校那時候都得學武功，都得學刀槍把子，有把子課，把子課練什麼，練眼神，練腳步，這個上下身隨和，但是你這個把子不見得能直接用到臺上去，他有些都是潛移默化和間接性的，你的步伐和上下身的隨和，配合、眼神、手眼身法步，都是在這當中練出來的，所以說學校是打基礎的地方，不能學流派。為了打好基礎，什麼都得學、什麼都得會。
那這個時候對於裘派藝術是一種什麼感覺，那個時候，就當時他在校的時候，裘派藝術是一個什麼樣的發展階段，鄧沐瑋他是1959年入校的，裘先生那時候可以說裘先生最興盛的時候，裘派藝術。裘先生經常到天津來演出，在天津第一文化宮演出，鄧沐瑋以前在別的節目裡頭談過這個，就是他們那時候也小，就到門口就往後臺裡鑽，買不起票，《趙氏孤兒》那天他就沒鑽進去，《姚期》那天他鑽進去了，裘先生在後上試嗓子，到小奴才那一場，“小奴才”~，他就，聽著特別懸乎，可到臺上一下就上去了，他那戲，當時對那《姚期》那印象到今天來說特別深。怎麼說呢，就是心裡裝著裘派，但老師不允許你隨便，你又跑哪兒去什麼，希望你看戲，但是你不能隨便瞎學，他是什麼意思呢，怕你學歪了，他記得他們老師講這麼一句話，就說一個演員要走這個途徑，總結五個字:學、會、精、通、化。學是你要學嘛，顧名思義，最後你會了，這基本會了，他說這會，很廣了，你會的很多了，會的很多東西了，學、會、精，這就很難了，越上一步就越難，通，這就更難了，你都得貫通、融會貫通，最後這個化，達到了最高境界了，到化境了。其實從時間上來看，他完全有可能當面向裘大師來請教，一個是小，後來馬上就趕上社教運動、然後文革，就老戲也不許演了，傳統戲不讓演了，裘先生也被打入到反動權威了，那時候不許學老戲，也不許唱老戲，都是新戲了，所以這事一直就，他們就，怎麼辦呢，就藏在心裡頭，後來就是在1980年，方榮翔老師到天津的長城戲院演出，那時候他看了他那個《將相和》，全部《將相和》，他看完了以後，太興奮了，就是他那個，又重現了他看裘盛戎大師那個《姚期》的那種興奮心情，那場景又重現了，哎呀，他當時，這時候，他說八幾年那時候裘先生已經故去了，當時他就想，我要能拜在方先生門下，這位也是求之不得的事，後來他就託這個人託那個人就找方先生，最後終於拜在方先生門下，隨後就成為裘派的再傳弟子。跟方榮翔先生學了些什麼戲，學的全部的《將相和》，全部的《除三害》、又給他鄧沐瑋規整了一下那個《姚期》這些戲，小時候在學校學過，又看過裘先生的演出，方先生又從頭到尾給規整了那個，有一次給他說戲的時候，他跟鄧沐瑋講，他說裘先生，曾經多次跟他們講，千萬別學我，他說，當時他就愣了，不理解，咱們學裘先生，為什麼不叫學他呢，當時他就想可能這是裘先生謙虛，後來透過這個不斷地實踐這麼些年的實踐，就逐步地認識到了學流派，絕對不能機械的模仿，要根據自身的條件，這個每個人的條件都不同，你說就高矮胖瘦，就生理上，聲帶、寬窄，長短、薄厚，都不一樣，發出來的聲音肯定不一樣，你要去機械地模仿，這不可能，再有藝術也不可能真正地給予複製，藝術是不能複製的，要學流派，學什麼呢，學他的法則、和他的創作規律，你要說一句最通俗的話來講，如果當初裘先生要死學他的父親裘桂仙老先生和金少山老先生，他也裘盛戎不了，方先生如果死學裘盛戎先生，他也方榮翔不了，所以方先生在這點上給他們樹立了典範。其實每一個演員也好，藝術家也好，他都有自己的這個生理的特點，包括自己的方方面面的獨有的條件，那麼我們在學習前輩的流派大師也好、前輩藝術家的也好，一定要學習他們的創作規律、最後做到殊途同歸。
他呢，鄧老師給我們演了好多的戲，突然發現在這些戲當中，他恐怕演得最多的一個角色就是包公了，不同的戲裡的包公肯定是不一樣的。要想提高自身的藝術、這個藝術水平，他認為應該就是不斷地挖掘劇本，挖掘人物就同樣都是包公的戲，都有所不同，您比如說《赤桑鎮》當中的包公，他就是這個大義滅親，而且富有人情味;《鍘美案》就是《秦香蓮》當中的包公，剛正不阿、不畏權貴;《鍘判官》當中的包公呢，他睿智機敏、辦案果斷，他都有他的側重的一面，就說《鍘美案》這齣戲來說，你也不能單一的就說他是剛正不阿丶不畏權貴，他也不是簡單地一條線，包公他是一個文人，是清官的典型，但是他這個思想活動、內心活動是很複雜的，《秦香蓮》裡有很多、他有幾個曲折跌宕的地方，你不能說誰來了我就不怕，那太單線條了，所以就沒有人物了，要把人物的多樣性和複雜性表現出來。他都有兩面性、人都有兩重性，您比如說一上來那點，他唱那流水板，命王朝約駙馬，過府開導，但願他明大義，認香蓮，滿天雲霧頓時消，這什麼意思，包公不是說就滿腦子官司，陳世美待會兒來了，我就把他辦這兒，一會兒我就把他殺了，不是，是抱著希望，是開導的，希望他回心轉意，說明包公他這個人很細緻，你比如說那點，他一看見秦香蓮，這個陳世美，拿過劍來，他就氣急敗壞就要殺，包公一攔，你可相認，我不相認，不相認為何仗劍就殺，我殺了她再問，稱殺了她還問什麼呢，這就有一種文人的那種氣度，所以他這個分寸呢，一定得掌握好了，再有就是將她們母子三人相認才是，非常懇切，還是開導他、勸他，為什麼一定把這些戲要演到位，就給後邊升堂，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這高潮就推上去了，給他鋪墊。包公到後邊那時候，後邊還有一段戲，往往有時候有些演員就容易輕視，就他們剛一開始演，也是沒有重視起來，後來總演總演就感覺到再看裘先生那電影看方先生的錄影，都感覺到這點，後邊有一個重點的地方，就是皇家的官司難了斷，他沒辦法，一個是平民百姓，一個是皇親國戚，他要站在哪邊，這不好辦了，後邊他就開始動搖，這也是包拯他性格特徵裡他很現實的一面，他畢竟是為他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的，這點正是說明了包公的那個側面，這面是剛正不阿、人都有兩重性，就跟現在我們看的電視裡，現在有時候也講，就這些罪犯、比如說反面人物、罪犯，殺人犯他最後走上刑場的時候，他有懺悔的時候，他有善的那一面出來了，說人都有兩重性，包公到這時候動搖了，到時候，他很感慨，他說你爹爹倒把高官作，實際上他在問他自己，我也是當官的，我當官為了什麼，是為老百姓，後邊的戲才能推上去，皇家的官兒我不作，縱有這塌天禍，包某承擔，把這戲達到最高的高潮，最後開鍘，把他這個為民伸冤的這個心情一下就傾洩出來了，“開鍘”，他每次演到這時候，他自己心情都特別激動，每次觀眾都報以熱烈掌聲。
鄧沐瑋老師，裘派名家、京劇淨角，國家一級演員、天津三大花臉之一。天津三大花臉:鄧沐瑋、康萬生、孟廣祿。花臉名家、淨行演員、天津戲曲名家、京劇名家。
鄧沐瑋他雖然不是出身在這個京劇世家，但是他小的時候喜歡京劇藝術呢，是受父母的影響，是，這個家庭裡頭就是他父親母親都喜歡京劇，家裡頭等於是戲迷吧，他們家那時候有一個也不叫留機機，叫電轉，就是通電的那個，那個唱片特別多，唱片裡頭他記得最多是金少山金先生的、馬連良馬先生的、譚富英譚先生的、楊寶森楊先生的、裘盛戎裘先生的，這裡頭他最愛聽的就是裘先先那唱片。那其實小的時候，那麼的喜歡聽裘派，也許就是從小就覺得跟裘派有緣分，也可以這麼說。那後來萌生了自己想學戲唱戲這個念頭的時候，父母同意嗎，他也沒想到這個事，父母就更沒想到這個事，這考戲校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機會，這個跟幾個同學到天津兒童電影院，天津戲校1959年那年，在那兒招生的，那些小孩考試的，他記得特別清楚，大部分都不會唱京劇，都唱歌，社會主義好。你唱什麼歌，他說我不唱歌，我唱京劇，你會唱京劇，你會唱什麼，他說《坐寨盜馬》，他記得正是教他花臉的那個老師，劉少峰老師，當時他不知道，他們那個老師臉上有點麻子，他們挺害怕的，再說少先生，長得黑個也高，會的戲特別多，他會拉琴，你唱吧，他就唱，“將酒宴擺至在聚義廳上”，好好好，回來你參加複試去吧，複試也很容易，所以說很偶然的這麼一次，就沒想到就幹了一輩子，可能命中註定了就要跟裘派藝術結下不解之緣，就那麼順利地就考入天津戲校，一點障礙都沒有那時候，那個時候剛到戲校的時候，是不是老師就讓他學裘派，他們那時候就講學什麼呢，戲班有一句話叫官中的，官中這個詞你懂，就是普通大路的，這樣的拿它打基礎，你想他們入校那時候都得學武功，都得學刀槍把子，有把子課，把子課練什麼，練眼神，練腳步，這個上下身隨和，但是你這個把子不見得能直接用到臺上去，他有些都是潛移默化和間接性的，你的步伐和上下身的隨和，配合、眼神、手眼身法步，都是在這當中練出來的，所以說學校是打基礎的地方，不能學流派。為了打好基礎，什麼都得學、什麼都得會。
那這個時候對於裘派藝術是一種什麼感覺，那個時候，就當時他在校的時候，裘派藝術是一個什麼樣的發展階段，鄧沐瑋他是1959年入校的，裘先生那時候可以說裘先生最興盛的時候，裘派藝術。裘先生經常到天津來演出，在天津第一文化宮演出，鄧沐瑋以前在別的節目裡頭談過這個，就是他們那時候也小，就到門口就往後臺裡鑽，買不起票，《趙氏孤兒》那天他就沒鑽進去，《姚期》那天他鑽進去了，裘先生在後上試嗓子，到小奴才那一場，“小奴才”~，他就，聽著特別懸乎，可到臺上一下就上去了，他那戲，當時對那《姚期》那印象到今天來說特別深。怎麼說呢，就是心裡裝著裘派，但老師不允許你隨便，你又跑哪兒去什麼，希望你看戲，但是你不能隨便瞎學，他是什麼意思呢，怕你學歪了，他記得他們老師講這麼一句話，就說一個演員要走這個途徑，總結五個字:學、會、精、通、化。學是你要學嘛，顧名思義，最後你會了，這基本會了，他說這會，很廣了，你會的很多了，會的很多東西了，學、會、精，這就很難了，越上一步就越難，通，這就更難了，你都得貫通、融會貫通，最後這個化，達到了最高境界了，到化境了。其實從時間上來看，他完全有可能當面向裘大師來請教，一個是小，後來馬上就趕上社教運動、然後文革，就老戲也不許演了，傳統戲不讓演了，裘先生也被打入到反動權威了，那時候不許學老戲，也不許唱老戲，都是新戲了，所以這事一直就，他們就，怎麼辦呢，就藏在心裡頭，後來就是在1980年，方榮翔老師到天津的長城戲院演出，那時候他看了他那個《將相和》，全部《將相和》，他看完了以後，太興奮了，就是他那個，又重現了他看裘盛戎大師那個《姚期》的那種興奮心情，那場景又重現了，哎呀，他當時，這時候，他說八幾年那時候裘先生已經故去了，當時他就想，我要能拜在方先生門下，這位也是求之不得的事，後來他就託這個人託那個人就找方先生，最後終於拜在方先生門下，隨後就成為裘派的再傳弟子。跟方榮翔先生學了些什麼戲，學的全部的《將相和》，全部的《除三害》、又給他鄧沐瑋規整了一下那個《姚期》這些戲，小時候在學校學過，又看過裘先生的演出，方先生又從頭到尾給規整了那個，有一次給他說戲的時候，他跟鄧沐瑋講，他說裘先生，曾經多次跟他們講，千萬別學我，他說，當時他就愣了，不理解，咱們學裘先生，為什麼不叫學他呢，當時他就想可能這是裘先生謙虛，後來透過這個不斷地實踐這麼些年的實踐，就逐步地認識到了學流派，絕對不能機械的模仿，要根據自身的條件，這個每個人的條件都不同，你說就高矮胖瘦，就生理上，聲帶、寬窄，長短、薄厚，都不一樣，發出來的聲音肯定不一樣，你要去機械地模仿，這不可能，再有藝術也不可能真正地給予複製，藝術是不能複製的，要學流派，學什麼呢，學他的法則、和他的創作規律，你要說一句最通俗的話來講，如果當初裘先生要死學他的父親裘桂仙老先生和金少山老先生，他也裘盛戎不了，方先生如果死學裘盛戎先生，他也方榮翔不了，所以方先生在這點上給他們樹立了典範。其實每一個演員也好，藝術家也好，他都有自己的這個生理的特點，包括自己的方方面面的獨有的條件，那麼我們在學習前輩的流派大師也好、前輩藝術家的也好，一定要學習他們的創作規律、最後做到殊途同歸。
他呢，鄧老師給我們演了好多的戲，突然發現在這些戲當中，他恐怕演得最多的一個角色就是包公了，不同的戲裡的包公肯定是不一樣的。要想提高自身的藝術、這個藝術水平，他認為應該就是不斷地挖掘劇本，挖掘人物就同樣都是包公的戲，都有所不同，您比如說《赤桑鎮》當中的包公，他就是這個大義滅親，而且富有人情味;《鍘美案》就是《秦香蓮》當中的包公，剛正不阿、不畏權貴;《鍘判官》當中的包公呢，他睿智機敏、辦案果斷，他都有他的側重的一面，就說《鍘美案》這齣戲來說，你也不能單一的就說他是剛正不阿丶不畏權貴，他也不是簡單地一條線，包公他是一個文人，是清官的典型，但是他這個思想活動、內心活動是很複雜的，《秦香蓮》裡有很多、他有幾個曲折跌宕的地方，你不能說誰來了我就不怕，那太單線條了，所以就沒有人物了，要把人物的多樣性和複雜性表現出來。他都有兩面性、人都有兩重性，您比如說一上來那點，他唱那流水板，命王朝約駙馬，過府開導，但願他明大義，認香蓮，滿天雲霧頓時消，這什麼意思，包公不是說就滿腦子官司，陳世美待會兒來了，我就把他辦這兒，一會兒我就把他殺了，不是，是抱著希望，是開導的，希望他回心轉意，說明包公他這個人很細緻，你比如說那點，他一看見秦香蓮，這個陳世美，拿過劍來，他就氣急敗壞就要殺，包公一攔，你可相認，我不相認，不相認為何仗劍就殺，我殺了她再問，稱殺了她還問什麼呢，這就有一種文人的那種氣度，所以他這個分寸呢，一定得掌握好了，再有就是將她們母子三人相認才是，非常懇切，還是開導他、勸他，為什麼一定把這些戲要演到位，就給後邊升堂，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這高潮就推上去了，給他鋪墊。包公到後邊那時候，後邊還有一段戲，往往有時候有些演員就容易輕視，就他們剛一開始演，也是沒有重視起來，後來總演總演就感覺到再看裘先生那電影看方先生的錄影，都感覺到這點，後邊有一個重點的地方，就是皇家的官司難了斷，他沒辦法，一個是平民百姓，一個是皇親國戚，他要站在哪邊，這不好辦了，後邊他就開始動搖，這也是包拯他性格特徵裡他很現實的一面，他畢竟是為他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的，這點正是說明了包公的那個側面，這面是剛正不阿、人都有兩重性，就跟現在我們看的電視裡，現在有時候也講，就這些罪犯、比如說反面人物、罪犯，殺人犯他最後走上刑場的時候，他有懺悔的時候，他有善的那一面出來了，說人都有兩重性，包公到這時候動搖了，到時候，他很感慨，他說你爹爹倒把高官作，實際上他在問他自己，我也是當官的，我當官為了什麼，是為老百姓，後邊的戲才能推上去，皇家的官兒我不作，縱有這塌天禍，包某承擔，把這戲達到最高的高潮，最後開鍘，把他這個為民伸冤的這個心情一下就傾洩出來了，“開鍘”，他每次演到這時候，他自己心情都特別激動，每次觀眾都報以熱烈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