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司馬光都是北宋時期的著名政治家。兩個人生活在同一時代，同一年去世。在王安石主持變法之前，他們是一對好朋友，因為這場變法，兩個人成了一對政敵。王安石是變法派的代表人物，積極主張並推行變法。司馬光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強烈反對變法。不過，兩個人雖然對這場變法的態度截然不同，但他們個人之間卻互相尊重，惺惺相惜。自古以來，變法者與反對變法者之間往往是水火不容，甚至刀兵相見，一方總是想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比如商鞅變法，吳起變法。可是，王安石與司馬光之間卻不是如此，他們改寫了變法的歷史。

王安石與司馬光，為變法意見不同，為何沒有相互陷害？

當王安石任宰相主持變法的時候，司馬光因反對變法而被貶離開京城。僅此而已。王安石並沒有因為司馬光反對變法、反對自己的施政措拖而對司馬光進行打擊迫害，更沒有羅織罪名進行誣告陷害。司馬光沒有被投入監獄，定罪處刑，也沒有因此丟掉性命，只是暫時離開了朝廷。王安石的所作所為，完全稱得上是一個君子。

幾年之後，當王安石被迫無奈辭去宰相職務回到江寧賦閒時，司馬光也沒有去迫害他，也沒有去攻擊他，王安石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是沒有受到威脅的，是有保障的。特別是當起用王安石進行變法的宋神宗去世後，司馬光登上了宰相之位，他所做的也僅限於把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全部廢除，並沒有對王安石本人進行秋後算賬，把王安石或者其家人投入監獄或者迫害致死。司馬光的所作所為，也稱得上是一個君子。

這兩個謙謙君子能夠如此作為，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本人的人格素質非常高，人品非常好，一點沒有卑鄙齷齪的小人心理與行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當時的政治生態還是相當不錯的，作為皇帝的宋神宗也是比較英明的。大家都是為了國家，為了皇帝，為了富國強兵，不是為了私利，也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目的。王安石是這樣，司馬光也是這樣。君子與君子之間，斗的是治國方略，爭的是孰優孰劣，都是對事不對人。你說國家應該這樣治理，你就試一試。試了以後，事實證明你的辦法不行，你就下來，我再上去，又回到原來的治理方式上去。這樣的政治生態，在我國古代僅此一例，北宋之前沒有過，北宋之後也沒有過。

這場變法的結局與春秋戰國時代的商鞅變法正好調了一個個。商鞅變法時，因觸動了保守派的重大利益，保守派對商鞅恨之入骨。當支援變法的秦孝公去世後，商鞅被誣為謀反，在組織反抗的過程中被殺，死後，他的屍體被施用了車裂的刑罰。但是，作為秦國繼承人的秦惠文王雖然對商鞅使用了極刑，但是，對商鞅變法所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和所採取的各項措施，卻沒有進行廢除，而是全部保留了下來。這與王安石變法的結局正好相反。

談到這裡，可能有人會說，你太高看北宋的政治生態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比如，發生在蘇東坡身上的烏臺詩案就是一樁冤案，蘇東坡就是被羅織罪名而遭陷害的。的確如此，烏臺詩案中的蘇東坡是被陷害的，起因是蘇東坡反對變法，罪名是以詩文訕謗朝廷。這是一起典型的文字獄，陷害蘇東坡的就是支援變法的人。但是，這並不能說明，烏臺詩案是變法派對保守派進行攻擊所導致的。因為，王安石是變法的代表人物，他卻出面為蘇東坡求情。當他罷相閒居江寧的時候，蘇東坡路過曾去看望他。兩位好友在一起，暢談詩文，共敘友情，團聚多日後方依依道別。這又說明了什麼呢？說明這一起案件並非變法派與保守派進行政治鬥爭的結果，而是有人忌妒蘇東坡的才華所致。蘇東坡不是因為反對變法而被陷害，而是因為他的才華太出眾了，招來了別人的羨慕忌妒恨。

都說北宋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朝代，可是，就是這樣一個朝代，卻產生了這樣的政治生態，多麼不容易，又多麼令人羨慕。

政治是政治，友情是友情，個人是個人，不論哪一方掌權，都沒有不論緣由的排斥異己，也沒有恨不得將對方斬盡殺絕，充其量，不過是將政敵降職而已。大家辦的都是公事，爭的也是公事，大家都是謙謙君子，大家都光明磊落，不採用卑鄙的手段，不進行人身攻擊，如此從政，難能可貴。

作者/張偉

王安石變法的本意是好的，就是脾氣急了點。

改變制度，有贊成的，有反對的，很正常的事情，結果王安石將反對新制度的人趕出了朝政，於是贊成變法的成了新黨，反對變法的為舊黨。

於是新黨舊黨你來我往打成一團，新的制度一會執行，一會廢除，政令朝令夕改，搞得全國老百姓都糊塗了，國力走下坡路是必然的。

新黨老大就是王安石，舊黨老大就是司馬光，黨派之爭導致宋朝一路下滑，老百姓苦不堪言，最終北宋O了。

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政治主張不同，但是兩人生年相近，經歷相仿，所受教育也比較類似，同為翰林學士，可以說兩人的私人情誼應該還是不錯的。雖然政治主張不同，但從兩人在任期間，不管是與自己主張相同還是相對的，都沒有采取過卑鄙的手段，兩人都可稱得上君子，不會因為政治觀點不同而對對方進行人身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