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是一個熱衷於改革的人，王安石從小就是一位有著雄心壯志的好青年，他在當任地方官的時候就熱衷於改革，當時社會矛盾不斷突出，社會問題不出湧現，他勤於調查民情，把不合發展的民情、不良的風俗進行矯正。

他有施展改革的大力支持者，改革決定有保障。王安石時任宰相，每一任從官者都希望自己在任職期間能有所作為，而王安石更是一位有著大抱負的人。他的抱負遇到了同樣有著抱負的帝皇，一位傾情改革的老闆——宋神宗，於是乎在就在改革的路上大展身手。

提出了獨特的改革意見。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最大的政績莫過於提高國家財政，他從理財入手，提出了要用天下的力量增加國家財政，然後為國家之所用。

解決了財政困難。他分別制訂了青苗法、免疫法和方田均稅法，這些變法都能很好的解決當時的財政危機，增長了財政收入，使當時的朝庭不再一年比一年貧窮。

加強了國防安全。為了達到強兵富國的的目的，他提出了推行保甲法和將兵法，加強了宋朝的軍事強國的籌碼，為大老析宋神宗統治國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當時，他的變法也被許多人不看好，他也曾遭遇到許多的攻擊，可是他不顧個人的安危，不顧仕途的風險，奮不顧身推行政治改革，是一位出色的改革家。

任何一個能觸及到社會根本問題的改革家都可以被稱為偉大的改革家，若是能跳出自己所在的階級看問題，無疑更加偉大。

比如先秦時代的商鞅，他就是偉大的改革家，他的改革對當時的國家起到了增強國力，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

但是王安石更加偉大，他的改革觸動了社會根本問題和統治階級的利益，最終卻落得失敗的下場，這不能不說很遺憾。

王安石要實行改革的背景是北宋當時積貧積弱，國家處在內憂外患的處境中。北有大遼，西有西夏，內有土地兼併嚴重，社會貧富不均的嚴重問題。

外患其實還好（相對於內憂來說），嚴重的在內憂，歷代封建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土地兼併（新中國把土地收歸國有從法理上斷絕了這種可能性）。

北宋其實並不弱，除了北方的遼，沒有其他國家有資格說北宋弱。也不窮，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就是GDP居世界首位，工商業蓬勃發展，富得流油，貨幣形式的改變可以證明這一點（交子）。

但是大地主田連仟佰，佔據大量優質土地和勞動力的同時，還有能力隱瞞土地和這些人口，官方難以追查。直接造成了稅收的減少，間接造成了國家財政的困難。

加上宋朝官僚體系的過度完善，中央禁軍的龐大體量。不僅使得辦事效率大大降低，而且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國家財政的巨大花銷。再加上北宋對於士大夫大地主階級採取懷柔政策（得國不正，心虛，所以要討好地主階級）。

最終導致北宋的“三冗兩積”局面：冗官、冗兵、冗費，積貧、積弱。

面對以上這種情況，一個心懷天下的讀書人是不可能坐以待斃的，所以王安石施行了變法改革。以下介紹其中幾條：

青苗法：亦稱常平給斂法、常平斂散法。是抑制土地兼併最直接的法子。在作物未成熟之前，民戶可向官府借低息貸，度過糧荒，在收成之後再償還。相當於官辦銀行。

募役法：官府的各種差役、民戶不再自己服役，改為由官府僱人服役。民戶按貧富等級，交納免役錢，原來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錢。相當於花錢不服兵役。

方田均稅法：為了防止大地主兼併土地、隱瞞田產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實土地數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稅。

市易法：政府設立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市場與計劃相結合。

以上這些手段從表面上看都能抑制土地兼併，緩解社會矛盾，一定程度上起到均貧富的作用。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財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徹底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面。

相信我不說也有許多人看出來了，手段都是好手段，但是施行的人未必都是好人。

就比如：青苗法把放貸之權收繳國家，但是實行起來必然要依靠底層官吏，底層官吏一般是由當地人擔任，沒有穩定的上升渠道，自然就成為地頭蛇一樣的人物。

國家定的低息，底層要盤剝一層，利息就高上來了。可能那些豪門大戶明明沒有糧荒，依然偽造文書，借朝廷的低息糧，再高息貸出去。種種手段，不一而足。

再加上王安石變法時權勢大增，必然有趨炎附勢之徒想要分一杯羹，所以導致王安石的新黨良莠不分，盛行貪官汙吏，因此就給了政敵司馬光等人攻訐的藉口。

（左為王安石，右為司馬光）

不過這些還只是表面原因，真正失敗的原因也許體現在這一次對話中：

神宗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