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人類歷史數千年“國”的含義也發生了變化。曾經“國”指的是國王個人的，後又是“家族”的，皇位上換了個家族，就國亡了，又立了新國了。直到近現代，“國”才成為最廣大人民的，以文化和人民為基礎。以現代眼光看，春秋戰國的國家在血源和文化上是當今中國上朔的。但當今無論人民的血源還是文化，漢匃差異太過巨大。沒有可上朔性。

東周列國形式上同隸屬於大周王朝，只是東周朝廷羸弱，無法統治列國而已。商鞅、張儀等只屬於展平生之所學，於大爭之世實現畢生之抱負。而中行說背棄漢朝，為報私憤不惜為匈奴出謀劃策之徒。

這個問題要從漢族，或者在當時稱為華夏族、諸夏的夷狄之辯來解釋。商鞅、張儀他們自己本身是華夏族人，而服務的物件—秦國，其本身，也是周朝分封的諸侯，也是屬於諸夏的一部分，所謂的國的概念，在諸夏封國看來，無非是華夏統治區域的地理區域，而非不同的族群。所以他們兩人離開自己的故土，去到秦國，無非是服務於華夏族不同的分封區域內的諸侯而已，並沒有為異族服務。

而中行悅則不同，當時漢朝時期，周朝的諸侯分封制度，漢朝也有一定程度的保留（漢朝是郡縣制和分封制並行）。中行悅隨漢朝公主陪嫁至匈奴後，一直為匈奴單于出謀劃策，損害當時漢朝的國家利益，這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都認為是為異族服務，這作為一個具有共同價值觀的族群，是難以容忍的。

所以，中國古代史家對商鞅、張儀和中行悅持不同的態度。

戰國時期的國的概念與現在國的概念是不一樣的，某國只不過是同為華夏民族其中的一個單位。商鞅與張儀去幫助秦國，是從一個單位跳槽到另一個單位，他們認為只有在秦國才能實現自己的報負，所以不存在叛國之說。宣太后從楚國嫁到秦國，掌權後還派兵攻打自己的母國呢。中行說則完全不同，他投靠匈奴與大漢為敵，就是一個漢奸。

華夏內亂是在周天子“授意”之下，強食弱肉，是拿了“執照”的。天下方國人士在天子制下，朝秦暮楚是人材的正常交流，商鞅丶張儀丶吳起丶孫武丶蘇秦等等都是其中傑出人士。但有一點，那就是“華夷大防"底線，不可逾雷池一步，中行曰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個越雷池且為“夷狄”服務的華夏人，並對大漢朝造成重大損失，可稱為“漢奸第一人”，你說該不該口誅筆伐？

商鞅張儀以中原文明中先進的理念來提升秦國，使秦國在文化上同步中原融入中原。而中行說以中原文明中低層級的技術級別的謀略詐術，強化匈奴野蠻的武力，為害中原文明，為敵於中原文明。所以，商鞅類是歷史正能量，中行說是歷史負能量。

中行說對漢的傷害雖比不上商鞅，可他的傷害是人就能看到。商鞅的傷害大，可是一般人看不到，再有雄才大略者都喜歡專治制度，為商鞅的思想鼓吹辯白。矇蔽了絕大部分人的眼睛。

中行悅是漢奸，商鞅、張儀雖然也是為外國服務的，但是根本區別在於，匈奴是外族，而不同的諸侯國都是華夏族的一員，內外之分，另外，中行悅做了什麼事？商鞅張儀又做了什麼事？完全沒有可比性

商鞅，張儀再作死那也叫人民內部矛盾，中行說那是民族矛盾，也是敵我矛盾。

這麼簡單的問題也值得問？是準備洗白方方之類的公知嗎？逗逼！

二者之不同，漢朝初興，國泰君安，中行說因己私不隨而背國資敵，賣主求榮，實為國賊，漢奸！

而商鞅，張儀懷才不遇，本國不能使志士展志，而又不甘埋沒自己的才華，所以，踏上了實現自己理想的道路！從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很簡單，商鞅、張儀是為國家強盛出謀劃策的，而中行說(悅)是替當時異國侵佔華夏動腦筋的，是賣國賊(不能以現在的國家概念看歷史)。

“中國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這是最近一些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開始明白的一種觀點。首先中行說是漢奸！這是毫無疑問的，首先作為一個隨漢朝赴匈奴的使團一個侍從，被判投敵，這種行為不叫漢奸又叫什麼？其次從人類學角度看，當時的漢朝的基本生產單位已經是小農經濟，而匈奴依然是一個奴隸制社會，這在文明價值角度，相對於漢朝匈奴顯然是文明發展的阻礙，中行說因個人恩怨站到了社會進步的對立面，就這一點而言如何能與商鞅這樣的歷史人物相提並論？商鞅投奔秦國，狹義上可以定義為叛國者，但他不是漢奸；首先戰國時期的列國，本就是周朝下的分封諸侯，這種國的概念只是地方利益割據的概念，文化上、基本的生產生存形態上，彼此間卻是相似和有聯絡的，商鞅變法對於列國而言，只是地方治理能力、體制創新競爭的關係，而不是宗族、文明屠殺滅絕的關係；而中行說協助匈奴單于是以顛覆華夏文明為目標，而只是為報私怨，這種思想和行為本身就是違背社會文明進步的基本價值觀和歷史發展規律的。至於為何有人想起來把他這種人和商鞅張儀這些歷史上的大政治家、戰略家編在一個問題裡討論呢？這就很奇怪，這就如把一個殺人犯的武功和邊防戰士的單兵軍事素養放在一個題目下進行比較研究，是很荒唐的事情。至少說明，什麼叫價值觀、人生觀、什麼是文明，甚至什麼是人，這些基本認知在一些人腦子裡是混亂的。中行說就智商而言，也算的上人中龍鳳了，可人僅僅只是生理機體那麼單純、原始嗎？

中行說大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姓名可考的漢奸。商鞅是中國文化諸子百家中法家的代表人物，而張儀是縱橫家的代表人物。中國文化號稱儒釋道三教合一，實際上儒釋道中包括含著百家思想的精華。中國從秦漢之後的政治思想中，雖然是以儒家為主流，但是法家思想的精華部分，始終在起作用。而商鞅是法家三個重要人物之一。因此，商鞅做為中華文化諸子先賢的地位，是無法改變的。張儀是縱橫家最有名的代表人物，縱橫家捭闔之術就是在今天的國際外交事務中，依然有值得借鑑的地方。因此，張儀做為文化先賢，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也是抹殺不掉的。把兩位文化先賢與一個漢奸相提並論，對商鞅和張儀來說，是一種侮辱和貶低。而對中行說來說，無疑是一種抬高和讚揚。

如果硬要把三個放在一起比較一下，那還要從三個人一生的行為說起。先說中行說，他是漢文帝時期的人，身份是一位宦官。秦漢時期的宦官從來歷上講，與後世明清時期有很大不同。明清時期的宦官，大多是京城附近的底層人家為了生存的壓力而庵割入宮的。而秦漢時期，有許多朝廷高官因為犯法受宮刑之後，成為宦官。最著名的大約就是司馬遷了。秦代的趙高，也是宦官。中行說是戰國時期燕國的後人。至於為何到漢代成了宦官，我沒查到資料。

漢文帝時期，對待北方的匈奴，採取了漢初以來的合親政策。當匈奴的老上單于稽粥初立之時，漢文帝派遣皇家宗室之女翁主到匈奴合親，做老上單于的閼氏。翁主和親，要帶隨行陪嫁人員。中行說被選中做為翁主的管家。也就是陪嫁人員的頭頭。侍候輔助翁主。

中行說的個性大約有兩個特徵，一是能力不錯。二是個人自我意識很強。他不願意從中原錦衣玉食的漢宮中去到北地過遊牧民族的生活。於是，他對和親的使命明確拒絕。在那個時期，做為臣僕而違抗君命，是絕不被允許的。這是嚴重觸犯皇權臉面和尊嚴的。不去不行。於是，中行說只能隨翁主前往匈奴。臨行前，中行說留下一句狠話：“一定要我去，我到了那兒一定讓匈奴與漢朝做對。”

中行說說到做到。到了匈奴之後，他立馬投降單于，並受到單于的欣賞和重用。中行說想盡一切辦法破壞匈奴和漢朝的關係。因為他了解漢代的情況，所以，漢匈交往中，他成了老上單于的狗頭軍事。怎樣能夠讓漢朝不爽，他就教唆單于怎樣做。直到他去世。

商鞅和張儀的故事，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都是耳熟能詳的。商鞅本是衛國人，叫公孫鞅，也叫衛鞅。後來到了秦國，幫助秦孝公變法，使得秦國逐漸強大，並最後統一六國，建立了統一的秦朝。

張儀原本是魏國人，曾經師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後來做了秦國宰相。把商鞅和張儀拿來與中行說相比，背後的邏輯大概是說，張儀是魏國人可以到秦國做官，幫助秦國統一天下。商鞅是衛國人也可以到秦國幫秦孝公變法。中行說到匈奴幫助匈奴單于為什麼不可以？

還真不可以，戰國時期中行說的燕國也行，張儀的魏國也好，秦國也好，雖然號稱是“國”，但是，在國之上有個“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如果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周代的天下，相當於現在的國，而當時的國，只相當於現在的省市。所以，張儀也好，商鞅也罷，他們的投奔別國，只是相當於今天的河南人考上了陝西的公務員。沒什麼大驚小怪的。而中行說的行為就不一樣了。如果以今天類比的話，他好比是一個國家派到另一個國家的外交人員。《漢書》上說：“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按一般的婚姻關係來說，翁主嫁於單于，她陪嫁的人員也都成了單于的屬下。不存在投降一說。但是，和親畢竟是肩負著改善兩國關係的重大使命的。而中行說因為個人的怨恨背叛了自己的國家民族，因此，投降就是一個事實。所以，中行說是不折不扣的投敵變節之人，也是不折不扣的漢奸。

中行說不能和商鞅、張儀相比，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是，商鞅和張儀都是有政治理想的人。他們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採取的一些手段，或許有讓人非議的地方。但他們為了理想而奮鬥的精神，是讓後人景仰的。而中行說是沒有理想，只有私慾的人。他挑唆匈奴單于與漢朝做對，看似挺爽的，其實無論是對匈奴還是對漢朝都是不利的。舉個例子說，他曾經勸阻匈奴學習漢人的文化和習俗。並說，這樣就失去了匈奴的特色，會被漢所同化。另外，在漢朝給匈奴去信的時候，信的尺寸是一尺一，中行說就讓單于覆信的尺寸是一尺二。語言上也儘量牛皮哄哄的，儘量讓漢朝不舒服。所以的這些做法真的能讓匈奴偉大嗎？應該不可能的。正是因為匈奴的這種挑釁，才使得漢武帝下定決心解決匈奴問題。因此，商鞅和張儀雖然個人的下場都不好。但是，他們行為的結果對歷史的影響是正面的。而中行說呢？他除了認真的噁心過自己的祖國之外，給歷史留下了什麼？給匈奴帶來了什麼好處？

總之，中行說就是個漢奸。與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具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