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怎麼樣，中華民族遠古的哲學思想，都一樣的“少人能懂”。

以自我為中心的西方人，又怎麼樣能夠接受得了“無為”的思想呢？

連我們自己人，過了二千五百多年了，不還是一樣從歪曲中，出不來嗎？

現實生活決定思想，脫離現實生活的思想早就被現實生活的歷史淘汰了，因此孔蘇對調生活空間，兩者都必被歷史淘汰，人類思想史就不會出現孔蘇思想了。回答完畢。

思想歸根結底是為政治服務的，即使孔子和蘇格拉底互換靈魂，我國的傳統思想也不會改變。

在我國古代，孔子思想得到重視的時候，正是封建君主專制發展的時候。那時需要服務政治的思想，於是漢武帝選擇了儒家思想，因為它強調君主的權力，強調中央集權。而蘇格拉底的思想，是不符合當時政治需求的。

孔子剛剛創立儒家思想的時候，在那個動亂的時代，並沒有得到重視。那時最受重視的是墨家，因為他們強調實用。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思想是為政治服務的。

其次，某種思想的出現，一定是根植於當時的各種環境的，比如民俗習慣、政治因素、經濟基礎等。

蘇格拉底的那種思想是不可能產生在中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國是一個農業國，大家都靠天吃飯，被固定在一個地方。那種什麼自由思想怎麼可能產生，大家都定在土地上了，還怎麼自由。

不會，思想和文明的誕生與發展必須迎合所在的土壤。

儒家思想是基於大陸農耕文明的產物；西方古典哲學則是基於海洋貿易文明的產物。貿易文明的商人很難容忍統治者對貿易的干涉，農耕文明的農民經不起貿易帶來的價格衝擊。兩者不可能互換。

就憑孔子的“道行大同天下為公”這句話就無人能替代的。毛主席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天下有誰能比呢？孔子的“天下為公”思想被孫中山立為建國的奮鬥目標，既然是天下為公，就能代表了中西全球天下人共享了。

如果蘇格拉底來到中國，可能會變成莊子，如果孔子去到古希臘，他會跟春秋戰國時代的孔子一樣，駕駛著一輛馬車到處遊說各國國王，講仁義道德。然後失望而歸。

中國之所以是中國，不是因為孔子，而是因為中國的地理環境所致。為什麼這麼說？是因為古代中國的大多數人口居住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兩河的治理和國家治理的“治"是一個字，兩河流域的人民如何才能相安無事？不會出現上游的人害下游的人呢？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來調處矛盾，如果出現問題，中央可以集中力量來調處矛盾，保證大家相安無事，否則，天下大亂，一個也過不好日子。

中國的國家治理需要中央集權，需要一種理論來支掌這個政權的合理性。蘇格拉底的理論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不符合皇權集中統一的需要，所以，中國人不會採納他的理論。

中國並不是沒有蘇格拉底，不幸的是，他被孔子殺死了。

這個有著蘇格拉底一樣靈魂的中國人叫——少正卯。

少正卯，春秋時期魯國大夫，和孔子在朝堂是同事，在業餘是同行，因為他們都辦有課外培訓班，招收學員，那時候稱為私學。從這個角度看，如今繼承孔子衣缽最為完美的應是俞敏洪俞校長，而不是孔慶東孔和尚。

少正卯能言善辯，博聞強識，喜歡與人交流，廣收門徒，“販賣”自己的思想與價值觀。至於販不販賣焦慮，則不得而知。

而同處於“軸心時代”的蘇格拉底，也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只不過，他比少正卯更為不修邊幅。他經常在古羅馬的廣場上，赤腳或踢拉著拖鞋，逢人便問問題，搞辯論，抱著質疑一切的態度，給人灌輸思辨精神與邏輯思想。至於下頓飯吃什麼，有沒有得吃，都不在其考慮範圍。

少正卯和蘇格拉底行為相似，死因也相同：

魯定公14年，孔丘任魯國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剛7日，把少正卯以“君子之誅”殺死在東觀之下，曝屍3日。用孔子的話說：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一身兼有“心達而險、行闢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種惡劣品性，有著惑眾造反的能力，不可不殺。

公元前399年，當權者認為蘇格拉底在當時的雅典是一個反傳統的“異類”，他只相信自己心中的“靈異”，而對傳統的信仰持懷疑和不敬的態度。蘇格拉底被雅典法庭處以死刑，罪名是“不信城邦諸神、自創新神”和“敗壞青年”。敗壞青年，不可不殺。

當時和後世，都有人認為孔子公報私仇，借道德之名排除異己，消滅競爭對手，以維持教育培訓市場上的壟斷地位。

只是在我看來，如果認為孔子僅因商業競爭便下此狠手，難免太小看了“聖人”的格局。從世俗地位上看，此時的孔子，除去世族勢力，至少名義上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從孔子的教育理念來說，孔子一直提倡仁義道德，也不可能做出此種小人行徑。但為何孔子依然以類似“莫須有”的罪名，不惜冒著讓自己羽毛受到玷汙的風險，也要置少正卯於死地呢？

更有說服力的理由只能是：政治理念的不同。

從孔子的政治理念上不難看出，他對夢迴大周、恢復周禮有多麼的嚮往，人的最可怕之處正在於此：為了天真而純粹的一種學說或教義，而不容任何質疑的聲音。

這與雅典要殺蘇格拉底的本質原因如出一轍：雅典堅決不允許蘇格拉底引誘青年背離各個城邦歷來所信奉的、具有宗法象徵意義的特殊的多神，而要他們相信一個統一的、唯一的理性之神。

少正卯與蘇格拉底一樣，犯了當權者的大忌。教堂也好，廟堂也罷，只能有一尊主神。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公元前五世紀前後，古希臘與中國基本上同時進入第一次的思想啟蒙時代，古希臘表現為蘇格拉底等一眾先哲推動了哲學的發展，在古中國則體現為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

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第一次把這一時期同時出現在中國、西方和印度等地區的人類文化突破現象稱之為“軸心時代”。

孔子率領門徒，長途跋涉，車馬不停，腳步凌亂，惶惶如喪家之犬，卻執著地處處宣講自己的政治理念，而蘇格拉底等人西哲諸賢也不惜代價地在一切能夠辯論的場合去宣揚自己的哲學思想。

後人經常拿孔子與蘇格拉底相提並論，在當代，二人還同時榮膺了“世界十大文化名人”稱號。

從二人對後世文化影響力來看，可以說是實至名歸，因為二人的確均非徒有虛名之輩。但如果從影響文明的發展方向來說，二人又實在是大相徑庭。

甚至可以說二人在文化史上可謂中西遙相呼應，相映成輝，但在思想史上卻稱得上南轅北轍，不共戴天。

蘇格拉底之於孔子，恰如少正卯之於孔子。

孔子至於蘇格拉底，恰如雅典當權者至於蘇格拉底。

孔子宣揚自己的學說，核心是克己復禮，中庸之道，如果不是按照這個方向走，則被他視為異端。孔子在為數不多的春風得意的日子裡，便誅殺了少正卯，誅殺理由竟是“其人詐而險”，幾近“莫須有”，在今天看來是多麼的牽強！

而整體看來，孔子畢生所宣揚的，不過是自己的一己政見，圍繞這種政見，自然也會涉及價值觀的宣傳，包括仁義禮智信以及諸多教育理念，但核心依然是政治。既然是政治，是不允許不同的政見存在你對我也對的情形的。是以，爭鳴的結果必然是你死我活，這種思路和傳統在後世愈演愈烈，直至董仲舒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謂登峰造極，以致兩千年過去，譚嗣同猶說：“兩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這裡的“大盜”，不止是政治的大盜，也是思想的大盜。這個大盜，鉗制著整個社會一動不能動，動輒得咎，直到被西方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國門。

而蘇格拉底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只為開啟民智而辯論，只為追求真理而思考，尊重不同，包容異見。這種理念後來開枝散葉，奠定了西方重視邏輯、崇尚思辨的學術傳統，繼而為科學、民主、自由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比如，愛因斯坦曾說：“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以及透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

不僅西方科學受益於此，政治及思想莫不如此。蘇格拉底，作為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功不可沒。

而東方大國，受一家獨大的儒教所鉗制，在思想上找不到出口，在制度上擺脫不了殘酷的週期律的怪圈，孔子，罪不可恕。

而殺少正卯，正可謂始作俑者。

一個社會傳統的形成，如喀斯特地貌的形成，要經過漫長時間的累計，與無數風雨雷電的洗禮，才塑造出一種獨特的面貌，而遠遠非一二人力所能為。孔子也好，蘇格拉底也罷，是時代打磨造就了他們，他們的光彩才得以至今還熠熠生輝，而不是他們塑造了時代，或者，像唐僧取經一樣，從西天抱回幾部經卷，就徹底改變了東土大唐的面貌。

突然想起愛情故事裡常有的一句臺詞：你得到我的人，也得不到我的心。

無意惡意抨擊孔子及其信徒，只是有些鍋，他不背，誰背？

蘇格拉底和孔子並不是孤立存在於歷史中的。沒有自泰勒斯到巴門尼德再到原子論的哲學積累，沒有畢達哥拉斯 歐幾里得 阿基米德的科學與數學積累，任何人都無法產生出那樣的思想火花。

孔子到了古希臘，大概也是位傑出的教育家，但你說他能成為柏拉圖的老師，我看很難。

蘇格拉底來到魯國……依然會死，他這樣的人就是向死而生的！

孔子和蘇格拉底靈魂怎麼可能互換呢，蘇格拉底對孔子來說，就是夷狄之人，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我覺得只要是應該存在的文化不會消失一定就會存在　，

就看它能夠以怎樣的方式在相應的地域存活下去。

沒有孔子和蘇格拉底，也還會有其他人　。

從二人對後世文化影響力來看，可以說是實至名歸，因為二人的確均非徒有虛名之輩。但如果從影響文明的發展方向來說，二人又實在是大相徑庭。

甚至可以說二人在文化史上可謂中西遙相呼應，相映成輝，但在思想史上卻稱得上南轅北轍，不共戴天。

蘇格拉底之於孔子，恰如少正卯之於孔子。

孔子至於蘇格拉底，恰如雅典當權者至於蘇格拉底。

歷史是人民大眾創造的，所謂的知名人士只不過是當時社會的需要，有可能還有比這些人更厲害的角色，只是歷史沒有選擇他們，結論：如果他們互換的話就都不會被歷史選中，現在有可能他們只是普通百姓一枚，或許我們現在連他們名字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