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與同時代稱帝的劉備、孫權相比較，還是魏武帝【曹操】。因為：面對當時破敗的政治與經濟的社會局面，他召募流亡農民，利用荒田命令軍隊從事耕作以自給，這就是被後人妨效的（軍屯）。使北方的社會經濟得到恢復，這樣就加強了經濟實力，以便於發揮軍事力量逐步實現北方的統一。

三國第一經濟學家應該是 劉巴。凱恩斯是宏觀經濟學之父，劉巴就是宏觀經濟學之祖父。

第一，劉巴被高度重視重用。

諸葛亮說“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劉巴）遠矣”。

劉備進圍成都時下令“如有誰危害劉巴，誅滅他三族”，可見對劉巴高度重視。

劉備入主成都後，法正為尚書令（劉備的秘書長），諸葛亮為軍事將軍（後勤負責人）……法正死後，尚書令劉巴繼任，劉巴病倒後，諸葛亮才被封丞相管理政務……

第二，劉巴的經濟學本事。

劉備入主成都後，去劉巴家裡把劉巴請出來當官，

劉備說現在手上沒錢怎麼辦？

劉巴說：易耳，但當鑄直（值）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巿。”劉巴說：“不難，小事一樁，三個動作搞定：一、鑄值百錢的銅板通行；二、統一全國物價；三、實行公賣制度。”即：鑄造面值百文的銅錢流通於市場；派官員管理市場，平抑物價。劉備聽從了劉巴的建議，果然，短短几個月之後，國庫迅速充實了。

看起來劉巴的主意簡單，但這套貨幣理論，直到1700年後，《三國演義》《三國志》傳入歐洲，英國經濟學大師凱恩斯才想明白，並以此奠定了起歐洲經濟學大師的地位，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之父”。

現在經濟不景氣，各國都在搞貨幣量化寬鬆政策來拯救經濟，我知道的，最早提出這套理論的就是劉巴了。

我覺得是曹丕。因為曹丕稱帝時，處於三國之中最強勢的一方，無論是軍事還是經濟上都如此（這得感謝他老子曹操）。而此時，曹丕並非像其他帝王一樣急於開疆拓土，建功立業，而是繼續實行修養生息策略，對蜀和吳採取守勢，以積蓄更強大的人力和物力。結果是，魏國的實力越來越強，蜀國越來越弱，吳國則陷入內耗，最終三國一統之戰輕鬆搞定。當然沒有意識到司馬家這一堆老狐狸，導致江山被奪是另外一回事。

其他人我不太瞭解，但是有個人絕對懂經濟，那就是東吳第二任大都督-魯肅，魯肅上臺以後很少聽到他發動大規模戰爭，雖然時間短，但是從後期呂蒙和陸遜的戰役和東吳發展情況看，側面反應了東吳基礎建設和民間的發展很好！這些都和經濟分不開！

三國時代將經濟玩出花的只有劉巴一人，劉巴也是一直被忽略的三國頂尖人才之一。司馬徽告訴劉備的“臥龍鳳雛，得其一者便可安天下”，好事者給他補了下半句“子初孝直，若亡一人則漢室難興”。

雖然龐統和諸葛亮最終都效忠劉備，蜀漢也依舊最早滅亡，但是劉巴和法正是蜀漢不可或缺的重要謀臣則毋庸置疑。

劉巴備受劉備、諸葛亮等人推崇，卻不想匡扶漢室，只一心想當”曹賊“

劉巴是荊州零陵郡人，是當地名士，劉表自然早有耳聞，幾次三番徵召劉巴，卻被劉巴拒絕。建安十三年，曹操征伐荊州，劉表病逝，劉琮繼位。劉備倉皇南逃，諸葛亮、伊籍、馬良等諸多荊州名士都跟隨劉備逃走。

唯獨劉巴，北上拜訪曹操，原來劉巴雖然和劉備都姓劉，但是卻並不待見這位“本家”。反而一心認為曹操才是心目中的明主。曹操徵辟劉巴為掾，讓其招納荊南三郡（長沙、零陵、桂陽），顯然曹操對劉巴是認識不足，劉巴雖然在荊州有名望，但是招降納叛的能力遠不及另一位”本家“。劉表雖然一直被漢末三國諸侯們所看不起，但是“單騎定荊州”的能力還是其他人所望塵莫及的。

劉巴還沒做出什麼成績，赤壁之戰曹操就吃了敗仗，荊南三郡被劉備奪走。劉巴無法回到曹操身邊，想逃到交州再想辦法來個“千里走單騎”回到心愛的曹老闆身邊。諸葛亮還寫信勸告劉巴留下了幫幫皇叔，匡扶漢室。但是劉巴對曹操死心塌地，拒絕諸葛亮的好意，逃到交趾。

《三國志·卷三十九·蜀書九·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先主深以為恨。

劉備為此非常憎恨劉巴，但是很快劉備真正又遇到劉巴的時候，就”真香“了。只能說：“不是冤家不聚頭”，劉巴跑到交趾，改名換姓，卻又和交趾的“大佬”士燮鬧矛盾，不得已跑到益州，在劉璋手下當官。建安十六年，在身邊一堆反骨仔張松、法正等人的蠱惑下，劉璋想“驅虎吞狼”借劉備的力量攻打老神棍張魯。

《零陵先賢傳》：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于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

劉璋想派遣法正去邀請劉備，劉巴反對建議說：“劉備是梟雄桀驁之人，進來益州必為禍害，不可以請他進來。”劉璋早被張松、法正等人給忽悠住了，自然聽不進忠言，法正請來劉備，劉巴再度進言：“如果讓劉備去征討張魯，就等於是放虎歸山林。”劉璋依舊不聽，劉巴只得閉門稱疾。

《零陵先賢傳》：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很快攻打張魯的劉備，回馬一槍開始攻打劉璋，建安十九年，劉備圍攻成都，劉璋投降。劉備派兵入城前還告誡軍中，不得加害劉巴，違者誅滅三族。劉巴最終不得不效忠劉備，而且顯然早有打算，一來就解決了劉備入蜀的最大難題——缺錢。

劉巴的特殊技能——金融大師

《零陵先賢傳》：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都說劉璋闇弱，身邊還有帶 投大哥——張松、法正等人，好像劉備收拾劉璋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一樣。實際上劉備打劉璋是大費周章也是拼盡全力的，龐統身死、張松敗露，不得已還讓諸葛亮、趙雲派遣荊州的軍隊支援。

可以說完全打亂了早期劉備集團的部署，原本鎮守荊州的是關羽、諸葛亮為首的一文一武，還有趙雲、馬良等人都在荊州的但是顯然劉備集團對於攻打劉璋的預期太過樂觀。導致荊州只剩下關羽節制，而沒有重要謀臣輔佐。

因此客軍作戰的劉備軍隊是非常艱苦的，因此才有劉備和手下士卒約定攻下成都，府庫百物都歸士兵所有。結果一進成都，士兵們都連兵器都不要了，開始爭搶府庫的財物。導致劉璋雖然投降，但是劉備基本上一點軍需財物都沒撈到。

這可愁壞了劉備了，打下益州才不過是第一步，劉備揚眉吐氣的同時，也知道真正的威脅還是曹操和孫權。軍需和軍心都是重中之重，諸葛亮、法正等人對此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是劉巴就可以做成這“無米之炊”。

劉巴給劉備出了個好主意：造“值百錢”。劉巴顯然是通曉經濟理論的，起碼知道通貨膨脹，以跟隨劉備入蜀計程車兵們暴富，掌握大量財物為前提，一方面發行大額的錢幣，另一方面規定物價，讓官吏親自出面維護管理市面。

可以說讓錢保值的情況下，增加貨幣的流通，就是現代刺激消費的一系列手段。劉巴是少有的跳出，古代人以為錢財是固定的，你用的多了，其他人就少了的小農思想，可以說只有後世的王安石才初窺宏觀經濟調控的門檻。因此，蘇軾、司馬光等人認為民不加賦，而國賦足根本是不可能的，而劉巴輕而易舉的就讓劉備“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劉巴後來和諸葛亮、伊籍、李嚴等人共同制定了《蜀科》。建安二十四年，劉備自稱漢中王，任命劉巴為尚書。建安二十五年，法正病逝，劉巴接替為尚書令。章武元年，劉備稱帝，劉巴為其起草禱文、詔誥、文書等。章武二年，劉巴病逝。

諸葛亮也非常推崇劉巴，曾說：“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劉備也曾經以能讓劉巴獨攬大權而自豪說：“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

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曹操《置屯田令》）贏在起跑線上的經濟強人——曹操和棗祗、任峻

千萬別被《三國演義》所誤導，要從歷史長遠的眼光來看問題，不要被所謂的“臥龍”諸葛亮、“鳳雛”龐統、“冢虎”司馬懿所迷惑，真正的懂得經濟並貫徹實施的應當是曹操、棗祗、任峻三人。

為何首推這三個人是有原因的。公元196年，棗祗、韓浩最早提出了“屯田制”，棗祗首次建議曹操搞“民屯”，韓浩建議搞“軍屯”，曹操聽從了建議，曹操一方就開始搞“屯田制”了。

棗祗建議曹操實施屯田圖

東漢末年，中原地區軍閥混戰不斷，社會生產力大幅度下滑，人口銳減，土地荒蕪，糧食供給奇缺。這樣造成了像曹操詩作中所說的景象：

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 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曹操《蒿里行》）

曹操當時面對的是的北方慘淡局面，流民作亂，軍隊的糧食供給也接不上。開展“軍屯”和“民屯”解決了軍隊給養問題，同時也安置了大批的流民，安排他們勞作，並有了一口飯吃，社會逐漸穩定，同時中央政府的糧食也充足起來了。

棗祗動漫形象，三國時期的經濟牛人

一、頂著壓力，棗祗首議“民屯”，任職“屯田校尉”推行“民屯”大獲成功。

中國歷史上的“屯田制”有三大型別，分別是“軍屯”、“民屯”、“商屯”。顧名思義，屯田的主體是以軍隊及其家屬和附屬人員為主體；民屯的主體是中央政府和流民；商屯的主體是商人和政府。

軍屯在西漢漢文帝時期就已經有了，主要是在北部邊疆和西域地方，因運輸糧食比較麻煩，因此就想了讓軍隊以及一些發配邊疆的罪人等共同開展邊疆屯田，解決邊疆將士的吃飯問題，當時的軍屯規模較小。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打敗黃巾軍，獲得大量的牲畜、農具和勞動力（主要是流民），如何處置這些應該是曹操的頭等大事。棗祗建議曹操利用農具、牲畜和勞動力在許昌周邊進行屯田，主要是“民屯”。當時棗祗是頂著很多壓力進行建議的，曹操的很多手下將領打算將耕牛、農具、流民都分了，曹操沒有分，而是進行“國家經營”屯田。

棗祗、任峻在許昌屯田獲得巨大成功圖

具體做法是，無主的土地全部收歸國有，大批的耕牛、農具也收歸國有，並招募大批的流民，把流民按照軍隊的編制進行編組。國家提供土地、種子、農具、耕牛等，流民負責開墾土地，耕種糧食。獲得的糧食收成由農民和國家共同進行分成。棗祗負責許昌的民屯一年之後，收穫糧食大增。

公（棗祗）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三國志.魏書》）

這是棗祗建議曹操進行民屯的記載，第一年國家就獲得了穀物一百萬斛，屯田取得巨大成功。此後曹操將棗祗屯田制度推行到自己所有控制區的州郡，曹操一方的糧食充足，人口增加，征戰四方的將士的糧食供給非常充足。

棗祗建議並推行民屯的成功，為曹操統一北方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也奠定曹魏一方的主導地位。

曹操對棗祗是非常看重的，很快提拔他為陳留太守，可惜英年早逝，曹操時常追憶他的功勞，看一看對棗祗的評價如何？

豐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三國志裴松之注》）

克定天下，後勤保障，首功是棗祗的，曹操下的斷語，可惜的是棗祗早早去世了。

任峻動漫形象

二、任峻提倡推行全面的“軍屯”和“民屯”。

提出“屯田”人中還有一個人，是曹魏的將領韓浩，但是他建議的主要是軍屯。支援棗祗進行民屯的還有任峻，棗祗擔任屯田校尉（全權負責屯田），任峻擔任典農中郎將主持許昌周邊的屯田實驗。

官渡之戰中，任峻負責軍隊的後勤補給運送，袁紹軍隊數次偷襲都沒有成功，曹操對他十分讚賞。

1、魏晉屯田之利，始於棗祗，成於任峻，終於鄧艾。（《續後漢書》）

2、峻（任峻）與祗（棗祗）戮力勸耕，才閱數年，得積穀數百萬斛，且令州郡各置田官，所在豐饒。操因此得用兵四方，不勞輸運，卒能戰勝攻取，兼併群雄；曹氏功臣，祗峻當居首列！比諸兩荀一郭，殊不相讓。（《後漢通俗演義》）

魏晉屯田，最終統一，後勤資源主要是糧食供給，而棗祗開始建議屯田，任峻執行成功，最終屯田制終結於鄧艾。

而有的史學家直接將棗祗、任峻的功勞足以比擬荀彧、郭嘉，應該共同站在首列，主要是農業經濟搞得好。

曹魏屯田制度簡介及其消亡。

一、民屯設定：

50人為一屯。

官員設定：

一屯設定屯田司馬（村長），其上設定典農都尉（後改為縣令）、典農校尉（2000石官員，相當於太守）、典農中郎將（等同太守）。這些官員和屯田業務直屬中央，不歸地方政府管轄。

土地提供：

國家提供土地、種子等。

收穫分成：

如果使用國家的耕牛，收成的六成歸國家，四成歸農民；如果使用自己的耕牛，五五分賬。

屯田百姓的規定：

不得擅自離開屯田區域。

二、軍屯設定：

60士兵為一屯，一邊耕田，一邊戍守。

屯田制為曹魏統一、穩定北方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也為西晉統一三國奠定了物質基礎。蜀國、吳國雖然也進行了屯田，但是範圍很小，遠遠比不上曹魏一方的規模。

三、屯田制為何在曹魏期間取消了？

公元264年，使得曹魏奠定自己經濟基礎的“屯田制”在推行了69年（196年-264年）後被取消了，為何？

深究其歷史原因，就是貪婪和腐敗造成的，主要有兩大原因：

1、層層加碼，剝削屯田的百姓，民屯百姓大規模流失。

棗祗、任峻推行屯田之時，官民六四分賬或者五五分賬，百姓還被固定在屯田的地方不自由。不過好歹自己基本不用出成本，勞作就可以得到收益，等於自己打工了。

但是曹魏逐漸在北方穩定之後，貪汙腐敗接踵而至。屯田司馬、典農都尉、典農校尉、典農中郎將層層加碼，民屯百姓的糧食分成越來越少，壓榨最厲害時到了八比二的分成。

分成這麼少，人生又不自由，很多民屯的百姓逃亡了很多，社會經濟也恢復不少了，何必在民屯白白受剝削！民屯的民眾流失，使得民屯難以為繼。

2、門閥士族掠奪最好的“民屯”土地。

新興起的貴族地主們又回來了，他們對國有的肥沃土地早就盯上了，和屯田官員們互相勾結，將最好的土地侵佔為自己的土地，使得民屯土地的收益日趨減少，國有耕地的規模也越來越少了。

經過幾十年的侵略，民屯的耕地也縮減了不少，這在曹魏已經是普遍現象了。

綜合以上兩大原因，曹魏在264年取消了屯田制（民屯）。軍屯也好不到那裡去，軍官也經常掠奪軍屯的物產，鄧艾之時，軍屯也被廢除了，軍隊專門負責作戰了。

從東漢末年到三國時期，直到三國歸晉。魏晉是鐵定的老大，奠定北方優勢經濟軍事地位的就是棗祗倡導，任峻成功實施的“屯田制”，而曹操是這一經濟決策的決定人。

長期來看三國最懂經濟的就是曹操、棗祗、任峻三人，其他人都是浮雲！

自黃巾起義，董卓入京，李榷、郭汜作亂以來，北方紛爭不斷，連年混戰，生產經濟遭到毀滅性打擊。而川蜀和江東之地雖沒有遭到兵災之禍，但在與曹操的對峙中仍處於守勢，除了曹操本人能謀善斷，人才濟濟外，還有個重要原因就是北方在曹操的治理下，經濟發展遠超川蜀和江東兩地。這才有了曹操數次南征的信心和決心。如果沒有強大的經濟基礎所後盾，曹操是斷然不斷貿然進軍的。因為任何戰爭都不能脫離兵法所云的“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鐵律。

曹操治理、發展北方經濟，主要從三個方面。下面逐一介紹。

一、戶調製的頒佈和施行。自西漢開始，口賦、算賦和徭役是百姓需要承擔的三大封建義務。曹操將口賦和算賦合併，改用徵收綿、帛。曹操這樣做也是無奈之舉。東漢王朝後期，統治崩潰，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民間採取以物易物的方面促進商業發展，鑄幣近於廢棄。所以曹操就採取以物代幣的方式徵收賦稅。另外由於東漢末年剝削過重，民不聊生，人口大量遷徙或逃亡，以人丁為基本的徵稅方式很難沒有遺漏。而一戶之家較一丁之口不易流動，便於徵調，所以曹操就以戶為單位，易其名為戶調。當然，戶調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家庭紡織業始終沒有與農業生產剝離出來，農業和手工業是始終結合在一起的。曹操改口賦為戶調製，增加了政府收入，為統一北方打下了堅實的賦稅基礎。

二、屯田制度的實施。黃巾起義，董卓之亂以後，導致北方出現大量流民和荒廢的土地。從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開始，曹操開始屯田，一年可得谷百萬斛，以後又大規模募民屯田，每年收穫穀物數千萬斛。這樣一來，不僅解決了軍糧問題，同時使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重新獲得了土地。農民與土地的結合，不僅使他們安居樂業，還為兵員解決了問題。

三、興修水利。曹操為了配合大規模的屯田，在各地修渠治水，廣興農事。從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治睢陽渠開始，曹操就一直沒有停止過。西至關隴，北至幽冀，從洛陽到淮南，都建立了完善的灌溉系統。興修水利的大力發展建造了大量水田，而水田的生產量遠超陸田。在曹操的努力下，曹魏時代經營的水田，每年每畝收穫量可達到數十斛之上，極大促進了農業發展。

由於《三國演義》的普及，很多讀者認為曹操坐擁如此強大的實力卻沒有統一全國，是因為劉備和孫權太厲害，其實這只是原因之一。史載曹操“諸將征伐，皆以新書（指曹操的自作兵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即使負責一面的大將，也必須秉承他的謀略行事，這樣必然造成前方將帥的束手束腳，難以發揮他們的軍事才能。曹操的這種性格為他贏得了中原霸主的地位，但同時成為他統一全國的障礙，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三國亂世，群英爭雄。然而，熊熊硝煙不止燃燒在刀光劍影中。萬言經濟略，三策太平基。三國群雄們圍繞經濟的智鬥，相比金戈鐵馬的沙場爭鋒，絲毫不會遜色。那麼，在這場事關經濟民生心智大賽中，諸位豪傑名士，誰更有經濟頭腦呢？

曹孟德：咬定土地不放鬆

要說發展經濟，“土地”就是繞不開的話題。

現代經濟學中，土地被視為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在農業經濟佔主導的時代，土地幾乎可以和生產、財富直接劃等號。土肥而耕利，耕利而糧盛，糧盛而國興。甚至有人直接用一句話總結中國經濟發展歷史，也就是百姓和土地的關係史。換句話說，於統治者而言，土地相當於試卷上的一道大題，不僅不能跳過，更得想法設法地多拿上幾分。

恰好，三國時期稱霸北方的一代梟雄曹孟德，這道題就答得不錯。

影視劇中的曹操形象 《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截圖

實際上，曹操準備提筆作答時，考場並不平靜。東漢末年，政權名存實亡，群雄爭霸，且不說到處混戰，各路軍閥纏鬥得難解難分，便是這連年的戰亂，就將昔日的國泰民安徹底粉碎。狼煙四起，百姓流離失所，一邊是白骨蔽平原，餓殍遍野，另一邊是田無常民，勞動力銳減，大片田地生生荒費。

民生凋敝，孟德自己也不忍直視，揮筆寫下一句“生民白遺一，念人斷之腸”。哀憐慨嘆之外，在前期作戰中飽嘗軍糧匱乏之苦的曹操也意識到，今時今日，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固安之志，要想圖謀大業，解決生產問題是當務之急。

在謀士們的幫助下，曹操找到了破題方法——屯田。

屯田，可以被簡單理解為一種特殊的農業集體耕作制度，大致分為軍屯、民屯和商屯三種。西漢時期，漢文帝就在晁錯的提議下實行了屯田制，後來，武帝征討匈奴過程中對其發展完善，將軍屯發展為民屯。軍屯的核心思想是耕戰結合，即“帶甲之士，隨宜開墾”，由軍隊開墾荒田，開墾者既做戰士，亦當“農夫”，民屯的主要承擔者則是流民。

東漢建安元年，曹操迎回漢獻帝，遷都許縣（今屬許昌），自此大權在握，挾天子以令諸侯。此時的許縣經歷戰亂，“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成了試行屯田制的第一個試驗點。公元196年，曹操頒佈《置屯田令》，文曰：

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

既為“良式”，怎能不為？說幹就幹，公元196年，曹操任命棗祗為屯田都尉，“募民屯田許下”。在許縣開展的這場試點中，既有軍屯，也有民屯。不得不說，在軍屯的勞力選擇上，曹操動了些心思。

曹操本身便是因鎮壓黃巾起義軍起家，在此過程中“得賊資業”，奪取了不少錢財、耕牛、農具，被俘虜的黃巾軍又大多為農民出身，掌握著大量的農耕經驗和生產技術，現兵敗被俘，只求活命，圖個安穩，如此一來，自然是屯田的最佳人選。事實上，這些兵士成為許縣屯田的重要力量。民屯，也在此時開展起來。說來也不復雜，便是招募天下流亡的農民，由政府租給其耕地，借予耕牛，並將他們按照五十人為一屯的方式組織起來，實行軍隊編制，專門從事生產。

這場試驗很成功，按《三國志》的記載，直接“得谷百萬斛”。而據學者推測，“百萬斛”應是從土地上剝削之量，實際上土地的產量可能達到一百六十六萬餘斛。試點成功，自然要擴大範圍，民屯制度逐漸被推廣到洛陽、河內、南陽、弘農、上黨等地。

屯田制的實行和推廣並非想象般順利，遇到不少阻礙，為此，曹操和謀士們著實費了些心力，還創新出不少配套的經濟政策和措施。

在此之前，農民的交租主要是定額方式，即計牛輸谷，也就是根據農民向官方租借耕作的耕牛數量來界定足量的數量。這種方式雖能保證官府收成，但實際上非常機械，特別是遇到天災，收成不好時，農民苦不堪言。

在許縣屯田時，棗祗就注意到這個問題，認為“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災除，大不便”，於是向曹操提出了一種“分田之術”。分田之術，便是按照產量的分成來收租，將定額收取變成動態調整，曹操採納了他的提議。按分田之術的設計，用官牛屯田耕地的，上交六成收成，自留四成，如果用自家的耕牛，就可以留下一半收成，而且屯田戶都不用再負擔其他雜稅和徭役兵役。

用現代眼光看，“五五開”也談不上“厚道”，但對比其後西晉時期的“八二分”而言，確實幫農戶減輕了不少負擔。

推行分田之術外，曹操還自己發明了一種租稅政策，稱為“戶調”。東漢末年，朝政昏暗，貪官汙吏層出不窮，以袁紹為代表的軍閥強取豪奪，百姓負擔極重，甚至要承擔的苛捐攤派比正稅多上三十倍，以至於黃巾軍喊著“黃天太平”的口號揭竿而起。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頒佈《收田租令》，“發文”痛懟袁紹：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 慾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

隨後提出戶調製度，即：

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絲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

也就是每年每畝交納粟四升，據估算，這差不多佔年產量的4%，此外每戶每年交納絹二匹、綿二斤，此外便不用負擔其他雜稅。這實實在在地幫百姓減了負。

對內安撫百姓，對外曹操也沒閒著。在當時，熱衷控制勞力和兼併土地的土地豪紳是屯田推廣的最大阻力。曹操也不示弱，大筆一揮頒佈“禁豪強兼併”法令。關中被平定後，流民們都想回鄉，但苦於無田可耕，當地豪強見狀搶先下手，招募流民為部民，繼續給自己賣苦力，任司空椽屬的衛凱眼見此景不敢耽擱，立馬寫信給荀彧，荀彧迅速上報曹操，曹操一看，這不行，趕忙派遣專人前往，維持秩序，管理農業。

曹操還逐漸規範屯田的管理體系，設立典農中郎將、典農校衛等職，到了後期，形成了從中央的大司農到最基層的屯司馬的一套機構系統。“屯田能力”也成為曹操考核官員的重要指標，貢獻突出的夏侯惇、任峻都被大大封賞。

解決了“人”事，曹操也沒忘記“天”時，為了生產大興水利。據統計，在其主政期間，曾主持開挖六條運河，由鎮北將軍劉靖負責的水事工程，在河北“凡所潤含四、五百里, 所灌田萬有餘頃。”不過，天災難防，建安二十二年的冬天，百姓受災，死亡甚多，曹操憂心不已，特下《贍給災民令》，詳細要求予以不同條件的災民不同程度的賑濟，鼓勵民心，以助屯田。

屯田被搞得紅紅火火，到了後期產量顯著提高，以至“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不僅早先的“百里絕而無民”再也不見，軍糧問題更是迎刃而解。事實上，屯田收入成了曹魏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也化作曹操稱霸北方的重要基石。

所謂“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自是亦能尋得一二根由。

諸葛亮：搞好“裝備”，商戰資國

如果說曹孟德的智慧紮根在土地上，那諸葛孔明搞好經濟的妙思就更為活泛了。世人皆知諸葛長於軍事，但其在經濟領域的表現，更是可圈可點。

早前“躬耕於南陽”，諸葛亮對農業的重視自不必提，時常勸民務農、殖穀，發展水利、開發資源也不在話下，然而蜀地豐饒繁盛的背後，諸葛亮費的心力不止於此。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諸葛亮更是將對“裝備”的重視發展到了極致。諸葛亮極為重視工商製造，設立司金中郎將和司鹽校尉等官職，專職管理督辦蜀地工商業。他要求還相當嚴苛，尤其摒棄“雕文刻鏤”類的無用之器，希望件件所造之物都能有功于軍務，有利於農事。

孔明並非空言，反而真正參與了製造過程。據不完全統計，光是軍工兵器的製作，諸葛亮參與的就包括刀、斧、匕首、愷甲、矛、劍、鐵疾黎、竹槍、鐵槍、 連弩、衝車等數十種。兵器強韌，別的也不能落後。為了督促農戰，諸葛亮又參與制作了木牛流馬、石琴、石鼓、石人、桐鼓等。

其中的“木牛流馬”，正是讓諸葛孔明被尊為古代發明家的重要之作。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

“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三國志》中的多處記載證明了“木牛流馬”的存在。據考證，其大致出現的時間在建興九年和十二年。《辭源》中對“木牛流馬”詞條的界定非常籠統，將其定義為古時的運輸工具，作用是運糧。諸葛亮發明木牛、流馬的確是為了運送軍糧，可惜的是，這樣的神奇工具並沒有實物儲存，所以關於“木牛流馬”究竟為何物，形何狀，古往今來，眾說紛紜。現代人們仿製復原的“木牛”“流馬”更是五花八門，連究竟運輸靠的是“腿”還是“輪”也暫無定論。

《諸葛亮傳》中記載著木牛流馬的大致形狀和製作方法，節選如下：

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 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助，刻者有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軟，攝者為牛鞅軸…… 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祝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

有學者據此和其他史料推斷，木牛流馬是具有特殊外形和效能的獨輪車，大約能承載四五百斤重的糧食，可以幫助減輕人力負擔。其中，木牛大致的組成上包含牛頭、牛背、牛舌、牛腹等。而“一腳四足”可能是指一個直徑大約有二尺的車輪和四個支柱。“牛背”便是裝載糧食之處，中間是車輪架，兩邊分置木板。

值得一提的是牛舌、牛鞅和牛鞅軸。據考證，牛鞅是牛頭下的繩索，牛舌是牛頭下用繩索懸掛的木頭，而繩索懸掛在牛鞅軸上，車行進時，木頭正常晃盪，而需要停車時，繩索伸長，木頭拖地，置於輪前，能夠起到很好的阻擋作用，這一套設計，實際上便構成了完整的剎車系統。對於山路崎嶇的蜀中的運糧問題，自然是大有助益。

器雖已利，但要國運昌隆，還少不了殷實財富的加持。諸葛亮尤其注意到了這點，狠狠下了一番功夫。

發展鹽鐵，就是其中重要一環。益州的冶鐵業一直髮展盛好，不過東漢末年，鹽鐵開放私營，成了豪強們搜刮民脂民膏的利劍。劉備入主益州後，諸葛亮協助其恢復鹽鐵官營，一招就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打擊了豪強。重拳出擊，統一管理下，冶鐵業大為發展，光是史料記載中的蜀地冶鐵基地就有鐵溪河、魚通、仁壽鐵山、蒲亭縣鐵山等。

“以鹽立國”也是一記妙招。現存四川博物館的“東漢製鹽畫像磚”就記錄著當時蜀人制鹽的盛景。

蜀人自古善於製鹽。《蜀王本紀》中就有關於蜀地鹽井的記載。蜀漢時期，劉備和諸葛亮非常重視鹽井生產，設立專人管理，諸葛亮更是親力親為。據記載，長寧縣寶屏山有“諸葛鹽井十四處”，蘇軾還曾寫過《諸葛鹽井》一詩。

重視以外，諸葛亮曾親自視察並改進製鹽技術。臨邛（今邛崍）的“火井鹽”便是一例。所謂火井，其實是指天然氣。張華《博物志》有文：

臨邛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執盆蓋井上煮鹽，得鹽。

據推測，諸葛亮改良的製鹽方法便是將井的大口改為小口，從而聚攏火力，再將鐵盆放在井上，用火煮鹽，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量。後世李興在《祭諸葛丞相文》中也明確將“千井”作為諸葛亮眾多功績之一。《國家寶藏》的節目中還根據史料設計過一個橋段——諸葛亮主動將火井製鹽法教授於民，只希望降低鹽價，還富於民。

現代綜藝中對諸葛亮“火井製鹽”法的演繹《國家寶藏》節目截圖

發展了鹽鐵，諸葛亮又把眼光投向了另一個特色產業——織錦。蜀錦華美精緻，受到時人追捧，而織錦之法又唯有蜀人掌握，諸葛亮敏銳地察覺到其間的寶貴“商機”，正所謂“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

現代蜀錦（圖源網路）

一方面，他大力提倡養蠶種桑，擴大蜀錦的生產規模，還派人傳授夷人織錦的方法，幫助改進生產技術，還設定錦官，專門組織和管理蜀錦生產調撥之事。大批優質蜀錦被生產出來，吸引各國競相購買。據記載，孫吳、曹魏都多次派人入蜀購買蜀錦，甚至孫吳政府所藏蜀錦幾乎都來自蜀國。蜀錦由此成為重要的“物資”，穿梭於諸國間，“盡攬”財富，成為了蜀國非常重要的財政來源。

後世之人提及諸葛孔明，腦海中浮現的可能有八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晉人袁淮如是作評：“亮之治蜀，田疇闢，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

照此看來，諸葛之功，之慧，可能還不止於此。

劉巴：三招盤活蜀漢經濟

諸葛亮在經濟領域的表現已然不凡。但還有一人，得到諸葛亮的盛讚，稱“運籌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這裡的子初，指的是蜀國名士劉巴。

劉巴，字子初，荊州零陵人。劉巴身在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父親都曾身居要職。劉巴入仕蜀地的經歷頗具戲劇性，劉巴其人聰慧，才名遠播，劉備也曾多次嘗試結交劉巴，將其招為幕僚，可惜劉巴當時心裡一直渴望追隨的主公是曹操，對劉備那是一個“避而遠之”。後來劉巴輔佐劉璋，劉璋準備迎劉備進來，也是劉巴進言阻止，稱“入必為害”。倒也是命中註定，劉璋沒有聽從劉巴的建議，成都被劉備攻佔。劉備此時還沒放棄招攬劉巴，甚至下令若有人傷害劉巴，“誅其三族”。功夫不負有心人，劉巴最終還是成了劉備的謀士。

影視劇中的劉巴形象。94版《三國演義》截圖

雖然兩人有點“單方面情願”的味道，但劉巴輔佐劉備，倒是半點兒沒有遮掩自己的才幹，劉備也給足了劉巴展示自我的舞臺。

故事就發生在劉備入主益州之後。據《三國志》記載，劉備與劉璋的戰爭徹底破壞了益州的經濟，劉備更是損失慘重。要說也是劉備自找的，攻打劉璋時便和將士們約定“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此言一出，城破之後，將士們競相跑到府庫爭奪財物，劉備也履行諾言，不加干涉。問題是，這樣一來，國庫還能剩下幾個錢？果然，很快軍需不足，還沒坐穩城池的劉備就遇上了“財政危機”。

如何是好？關鍵時刻，劉巴在諸葛亮的舉薦下接了這個燙手山芋，言“易耳”，隨後甩出了三“招”——“但當鑄直百錢，平儲物賈，令吏為官市”。按現在的思維來理解，這分別對應著三條政策。

其中關鍵一條就是“鑄值百錢”，也就是發行大面額的貨幣，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人為搞“通貨膨脹”。據載，蜀漢新鑄大面值貨幣有直百錢、直百五銖錢和傳形五銖錢三種，直通“值”，也就是幣值，這些錢幣相較傳統的五銖錢來說，幣值幾乎增加了數十倍。據考證，直五百株直徑大約26-28毫米，重8-9.5克，現代考古還曾在四川威遠發掘出一千多枚蜀漢貨幣，而其中直百五銖錢和傳形五銖錢幾乎佔到一半，足以證實當時有大量大面值的貨幣在市場流通。

通脹能刺激經濟不假，但物價飛漲的副作用蜀漢能承受得住嗎？這不，劉巴的第二招派上了用場。“平儲物賈”便是統一全國物價，平抑物價上漲。最後則是派遣專人掌管官市，實行公賣制度，也就是政府專賣。不得不說，雖然大幣值的貨幣一直被製造出來，但蜀漢並沒有發生惡性的通貨膨脹，再加上“鹽鐵官營”之類的舉措，物價倒真是實現了“平抑”。

雖然劉巴的這三招在當世飽受爭議，也讓劉備有“搜刮民財”之嫌疑，但是，“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愣是幫劉備平安度過了棘手的財政危機。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自稱漢中王，劉巴擔任尚書，後又成為尚書令。後來，劉巴為官清廉，為人謹慎，可惜的是，劉備稱王后第二年，也就是章武二年，劉巴逝世，金融鬼才自此退出歷史舞臺。

經濟頭腦的背後

言及此處，曹操、諸葛亮、劉巴在經濟這件事情上，可以說是各出奇招，各領風騷。其背後或許可尋出些“章法”，此章此法，甚至可能無關經濟。

章法其一，便是思想之薈萃。三人妙思，固然離不開本身的聰慧才幹，然其背後，默然對映著諸多學說的融匯與傳繼。

曹操治世，身後者眾。光是土地和農業發展的破題之法，就離不開東漢末年眾多名士。荀悅、仲長統、司馬朗、毛玠等人等曾為此深思，有人言“力堪農事，乃聽受之”，有人諫“興農桑以養民生”…… 正是在諸多諫言中，曹操決定“奉天子以命不臣，修耕植，蓄軍資”。

東漢末年的思想家 仲長統

諸葛亮之法亦非無根之木。諸葛亮非常推崇管仲之學，有學者曾專門考證過諸葛亮興蜀之道與管仲思想的聯絡與承繼。事實上，《管子》一書中集納著豐富的經濟思想，其中不少在諸葛亮的延續和演繹中，煥發出新的光彩。比方說，《管子》彰顯著濃厚的農本思想，《牧民》中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等不斷強調農業的重要性，《五輔》篇中的“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則是在鼓勵工商業的發展。《幼官》《小問》等篇中多次提及工具的重要性，要求“毋乏耕織之器”等，這些都在諸葛亮治蜀過程中得到了體現。而《管子》中提倡的“商戰”，則在諸葛亮的吸納中被演繹為一場“以蜀錦聚資”的漂亮商貿戰。

章法其二，在於“合”“協”，即戮力同心、彼此配合。且不論曹孟德多次納諫，這才有了棗祗所思的“分田之術”的登臺可能，就說劉巴的金融舉措，背後也是一場妥妥的配合戰。一方面，諸葛亮的舉薦、劉備的信任為其搭好了舞臺，另一方面，人為搞通貨膨脹，即遍有平抑物價之舉，風險還是存在，更不必說怎麼確保百姓對官府的信任，接受並使用這些大額貨幣。有研究發現，現存史料上並未記載益州曾發生過物價飛漲或經濟崩潰的情況，而這和諸葛亮的“蜀錦戰”有著一定關聯。諸葛亮並沒有單純依靠戰時的經濟政策來維護統治，而是將目光放長遠，積極發展生產和活躍工商業，尤其是蜀錦外銷的方式，為蜀人提供了穩定的經濟來源，進一步刺激了貨幣流通。

眾多招式繚亂人眼的背後，或許亦投射著天下分分合合、群雄爭鬥的多面圖景。逐鹿中原，一統天下，或許遠不是金戈鐵馬、攻城略地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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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