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職官員父母死了必須回老家守喪三年，這是根據儒家孝道觀念規定的一項制度。

守喪叫"丁憂”，如果朝廷需要不能離開工作，皇帝可下詔留任，這種情況稱為"奪情”，如果"丁憂期限未滿朝廷需要召回，稱為"起復”。

官員丁憂期間就失去了官職，沒有俸祿，唯一任務就是在父母墳前守孝報恩。

那麼官員回家守三年，他原來的職位就空缺出來怎麼辦？不要擔心，這事由吏部管著，翰林院裡那些候缺的人有的是，恐怕一聽到哪個官的父母死了，不知有多少翰林院裡的文人們到吏部去找門子託關係了，當然吏部的官員們又有油水可撈了。

空缺出來的，如果不是像張居正被皇帝下令“奪情”這種，百分百被別人頂替了，官場派系鬥爭很厲害，想隱瞞的都會成為把柄。

守孝三年說的就是古代的“丁憂”制度。西周時制定的禮法就有子女要為父母守孝三年的條文倡議，儒家思想對此表示贊同，論述一個觀念：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

在父母活著時贍養他們稱不上大事，他們去世後為父母操辦喪事才真正是人生的大事。把治喪的思想高度再次提高。

漢朝以後，儒家思想成為統治者大力推崇的正統思想，對丁憂這事更加註重，以法律的形式定下了規矩，凡是丁憂期間，子女不得婚娶，不得娛樂，不得生育，不得遠遊。如果是官員，必須“三年不從政”。

這裡“不從政”就是卸任了原有的職務，自此離開官場，至於三年後的事情，三年後再說，官員的身份保留。明朝時，會給丁憂的官員發一個證明，京官就到必吏部去領取開具的“孝字號勘合檔案”，地方官就到當地隸屬吏部的管理機構開具“引文”，表示官員卸任是因為“丁憂”，後面要想再回官場，拿證來。

不過，有些官員牴觸丁憂，因為一旦卸任，自己靠職務獲得的權力就瞬間消失了。唐朝的滑州官員孟升就是如此，對外隱瞞母親去世的事，沒有丁憂守孝，結果被發現處以死刑，讓其自盡。

同樣，丁憂還可以成為攻擊政敵的一把利器，南宋的監察御史婁寅亮和秦檜有矛盾，秦檜要剷除他，就誣告婁寅亮隱瞞父親亡故的事，然後順利罷免了婁寅亮。

可見，丁憂不僅影響著官員手中的權力，還可能成為政敵攻擊的工具。

位置空出來，無非奪情或補缺。補缺就不用說了，吏部重新安排接替人選，反正地球缺了誰還是會繼續轉，朝廷也一樣。如果是政敵攻擊出了空缺，正好可以插手安排自己隊伍的人員，進一步擴充自身勢力。

但總有個別情況，就是“奪情”，皇帝親自下令，國家奪去了你的孝親之情，不必解除職，穿著素服繼續為朝廷辦事。不過這種情況只有皇帝才可以下令，但皇帝也不輕易使用，因為不是所有大臣都同意。

比如明朝的張居正，1573~1582年主持新政變法，1577年父親亡故，按理張居正要免官守孝，不過這變法主持人如果被免官，明神宗擔心變法半途要玩完，就打算“奪情”，朝廷大臣為此吵得不可開交。

兩個翰林編修和兩個刑部官員帶頭參本上奏，要求張居正必須免官，結果被皇帝下令拉出午門用杖刑。同時，兩個翰林被“削籍”降為庶民，兩個刑部官員被充軍，終身不赦。原因是皇帝認為這些官員在藐視他，無視皇帝的旨意。

然後又下了諭旨，再議論張居正奪情的人，誅無赦。在皇帝的力挺下，張居正被留下繼續主持變法。不過可惜，小王看到明神宗後來翻臉不認人了，張居正死後下令抄家，險遭開棺鞭屍，家屬流放。

所以，空缺職位就看情況了，一般吏部安排，特殊情況皇帝會奪情，讓原先的官員繼續擔任該職務。

王安石也是主持變法的領頭羊，但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正好與王派針鋒相對。

王安石的隊伍中有一個叫李定的官員，他的庶母死了，一般來說庶子要為嫡母丁憂，嫡子不必為庶母丁憂，所以李定不必去。

但保守派抓住了一個把柄，說李定其實是庶母所生，李定解釋不知道此事。但還是沒頂住壓力，被解除了職務。這種“匿喪”的行為是大逆不道、違背倫理綱常的行為，這事就成了保守派攻擊改革派的一個把柄。

再如唐朝中期的王叔文，突然遭遇“丁憂”，想找皇帝“奪情”，可惜沒有張居正這麼好運氣，沒透過被迫離開權力中心，他這一派的人員，如陳諫、柳宗元、劉禹錫、凌準、韋執誼等等，一共八人接連被罷官或者貶官。王叔文字人也被下詔賜死，這離不開政敵的挑撥。

丁憂這事，一旦出現空缺，沒有皇帝的力挺，空缺百分百被頂替，搞不好政敵上位，接下來的就是己方勢力的倒臺。

從漢朝開始，中國曆代王朝便是以孝道治理天下，科舉制度出現以前，孝道是選拔官吏的重要標準。無論是兩漢的舉孝廉，還是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孝順都是一項重要的選拔條件。

到了唐宋明清時期，雖然開始採用科舉制度選拔人才，可是孝道依舊是衡量人才的重要標準。尤其是從宋朝開始，守孝三年，基本上成為了每個讀書人必須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蘇東坡當年考上進士以後，還沒怎麼飛黃騰達，他的母親就去世了，他只好回家守孝三年，再回來做官沒多久，父親蘇洵又去世了，他又回家守孝三年。這6年時光，皇帝都換了，因此蘇東坡的仕途受到了嚴重影響。

這種制度之下，很多有才能的官員，白白浪費了6年時光。因此聰明的古人又發明了奪情的說法。所謂奪情，那就是說朝廷離不開你，你不能回家守孝，就一邊工作一邊守孝好了。還有一種就是守孝時間不足三年，就被朝廷召回的，叫起復。明清時期，奪情起復基本 是放在一起用的。

中國最不缺的是什麼？當然就是人。自古以來，從來都是職位稀少，而人才眾多。一般王朝剛建立的時候，最早考上進士的，可以順利做官。

但是越往後這做官的難度係數就越高，為什麼？因為職位不多。一開始的進士可以直接留在朝中做官，可是後來的進士就只能打發到地方上擔任知縣、通判這一類的基層官職了。

你別笑話他們，這些人已經算是比較幸運的了，好歹是有官職可以擔任的。到了王朝中後期，那些老傢伙一個個都還在官位上活蹦亂跳，後起之秀們完全沒有機會做官。

就連基層的縣令，都是要靠走門路搶著去的。所以就有了候補官員的說法，沒有關係和門路的進士們，只好都論資排輩地等著，有些人坐冷板凳可能要坐一輩子。

沒辦法，職位就這麼多，人才太多了。你說這幫回家守孝三年的官員回去以後，他的職位該怎麼辦？當然是留著給後面的人了。

不能因為他一個人離職了，這朝廷的工作就不運轉了吧？況且，那麼多人在後面排隊等著呢！你走了，大家可都是捂著嘴巴笑，開始各種找關係想要代替你。

守孝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直到清朝末年，依舊有守孝三年的說法。到了新時代以後，發現這也太浪費一個人的時間了，所以就取消了守孝三年的說法。

可是此前如果哪個官員沒有正當理由，沒有回家守孝的話，那麼對不起，你這個官也就不要做了，肯定會有大量官員過來彈劾你。把你彈劾下去了，總歸會有其他人頂替的。

因此一般官員為了自己的烏紗帽，都會選擇回家守孝。當然了當初你擔任著重要的職務，回家守孝三年以後，再回來可能就是個沒有實權的虛職了。

有一些對朝廷來說，不可或缺的人，即使父母雙亡，他也不能回去守孝。比如說明朝土木堡之變時，要是于謙的父母去世了，他說你們先想辦法擋著瓦剌人，我回家守孝三年先！這樣你會答應嗎？當然不行，等他守孝三年回來，可能大明都沒了。

既然有奪情的說法，那麼自然會有人去踐行。明朝萬曆年間的內閣首輔張居正，那就是奪情的典型代表。

當時張居正的老爹去世了，張居正作為兒子當然要回家守孝三年。可是他捨不得這個內閣首輔的位置啊，他是費了千辛萬苦才得到的這個位置，現在說讓他丟了就丟了，你覺得可能嗎？當然不可能。

而且當時萬曆小皇帝年紀太小，內閣首輔相當於是朝中的一把手，你覺得他還會輕易放權嗎？因此張居正主動奪情，繼續留在朝中做官。這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若干御史彈劾張居正，但是我們的優良傳統就是，解決不了問題，那就解決你們這幫提出問題的御史唄！

我覺得守孝三年，的確有些時間長了，之前那個例子裡，宋仁宗非常看好蘇東坡，認為他是宰相之才，所以他一考上進士，宋仁宗就打算讓他進入翰林院，擔任三品的翰林學士。

可惜這個時候蘇東坡的老媽去世了，他不得不回去守孝。再回來以後，宋仁宗的身體已經不好了，而蘇東坡本著宰相必起於州牧的想法，主動申請下鄉擔任通判。

結果沒多久他父親也去世了，蘇東坡不得不再回家守孝三年。等到三年以後他再次復出的時候，宋仁宗已經去世了，而宋英宗也快掛了。所以說蘇東坡完美地錯過了升官的好機會。

清朝的曾國藩當時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在家鄉訓練鄉勇，打算對付太平軍。結果這個時候他老爹曾麟書去世了。

按道理國家危難的時候，繁文縟節都應該丟棄，可是曾國藩骨子裡是個儒家學派，他對守孝三年矢志不渝，所以就算在戰況吃緊的情況下，曾國藩還是偷摸著回家守孝了。

這可把同僚們給嚇壞了，尤其是左宗棠甚至寫信把曾國藩臭罵了一頓，表示關鍵時刻，難道不能變通一下嗎？等你守孝回來，可能大清都亡了！

結果曾國藩愣是在家守孝了1年半的時間，太平軍越戰越勇，清廷實在是受不了曾國藩的迂腐，所以下旨跟曾國藩借孝，讓他提前上了戰場。

在國家危難時刻，在民族到了關鍵時刻，你作為可以改變歷史的關鍵人物，你能回家守孝嗎？你這個情況你能睡得著覺？

絕大多數人，在古代必須要回去守孝，可是至關重要的人，是必須不能守孝的。如果曾國藩真的在家守孝三年，會有人可以頂替他嗎？恐怕不行吧？到時候他可就是滅亡大清的功臣了。

參考資料：《明史》、《清史稿》

早在先秦，對居喪就有了一整套規定，父母與祖父母離世需要守孝三年，稱作“丁憂”，不過那時這只是倡議，直到漢朝時期，丁憂才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硬性規矩。

居喪三年，對於官吏們來說就是所謂的“丁憂”，有人覺得丁憂就是辭職回家守孝，然而事實上可沒這麼簡單，丁憂時期各方面都有繁瑣的規矩。

吃：開始三天不能進食，表示哀傷沒胃口，之後也只能粗茶淡飯清粥小菜，不能大魚大肉更不能喝酒宴飲之類；

穿：要披麻戴孝，任何大紅大綠鮮豔的衣服與綾羅綢緞都不能穿，最雷的是不能洗澡。

住：不能睡家裡，要在墳邊搭建草蘆，“曉苫枕磚”，睡草蓆上，用磚頭當枕頭。

行：出入家門不能走正門，也不能走中階。

其他：丁憂期間不能婚嫁迎娶，也不能過夫妻生活，不能聽絲竹管絃，過年不能貼春聯，任何喜慶娛樂活動全都不準。

顯而易見，丁憂是一件苦事，但古人往往遵循得一絲不苟，甚至還出了很多丁憂的美談，同時也有許多人因為違背丁憂的相關規制而受到嚴懲。

宋朝之前，人們對丁憂執行得很忠誠，畢竟從漢朝開始，官員們產生的主要途徑除了出身門第之外就是“舉薦”，而“孝”在當時是被舉薦的重要標準之一。

正因如此，在將孝行作為入仕主要衡量標準的時代，丁憂被作為是當時孝的應有之行被極其看重，絕大多數人都很重視，人們在執行的時候當然也就相當嚴謹。

即便唐朝時期科舉制已經比較完善，但對於孝依舊看重，在唐朝，“不孝”被列入“十惡不赦”之一的重罪，而且對此有詳細的條款解釋，其中就有丁憂期間嫁娶、作樂之類。

但是，丁憂很重要，可官員們丁憂一憂就是三年，位置空出來了，工作誰來做呢？於是，“奪情”制度應運而生。

奪情，又稱作“奪情起復”，也就是奪其哀情令其復職，說的簡單點就是，上面覺得守喪三年不合適，就會要求原本需要丁憂的人，回去執喪意思意思，然後趕緊回來繼續工作。

丁憂有自己的一整套規矩，奪情也有：丁憂者聞喪後即刻彙報，回籍居喪百日，行“卒哭禮”之後，朝廷就出面命其奪情起復，丁憂者不能馬上答應，要故意婉拒，幾次三番之後才“無奈”答應奪情，回到崗位之上。

唐朝時期開始，奪情的名人就已經非常多，比如侯君集、長孫無忌、于志寧、房玄齡、姚崇、褚遂良、張九齡等等，都曾丁憂奪情。

丁憂奪情者，在三年居喪期間，在家穿喪服，上班穿低一級的服裝，表示已除喪可正常辦公，而奪情者也有禁忌，除了祭祀天地社稷，其他的吉事都不準參加。

能夠享有被奪情對待的，通常都是朝廷要員，他們的職位突然空缺一時也難以填補，而低階者的官印烏紗帽好不容易弄到手，不能隨便丟了，所以他們往往主動求著被奪情。

宋太宗時期御史張廓在大中祥符九年上疏：京朝官定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

主動要求奪情這件事在宋朝算開了個頭，但當時依舊重視孝道，這種事往往都比較少見，而且大多都是找關係暗中進行，並不普遍，然而到了明朝，就蔚然成風變成了一種習慣，明朝皇帝屢屢下詔，經常令丁憂者去職回籍，但效果甚微，清代亦是如此。

低階尚且如此，末等的“吏”連求著奪情都沒資格，所以他們乾脆就瞞著不上報了，不過匿喪不報一旦被發現就是重罪，甚至要被充軍，可即便如此，這麼做的人還是如同過江之鯽。

丁憂在唐宋時期被破壞，與制度的設計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很多寒門子弟透過努力都步入仕途，但他們對於辛苦得來的官位自然也非常珍惜，丁憂成為了很多寒門出身官吏的絆腳石。

畢竟對於任何人來說，丁憂三年之後，原本的職位早就被頂替了，只能去候補的大隊伍中重新等著，極少數人能夠官復原職，何況丁憂之後去職降薪，需要蒙受很大經濟損失，俸祿本來就很低的朝代，官吏們更加承受不住丁憂。

總而言之，古代官員丁憂，若職位太重要，一時無法補充，就只能奪情起復，可大多數情況都是，一人丁憂，迅速有旁人填補，古代候補的隊伍規模可不小，位置空出來很快就會被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