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漢昭帝時期和漢宣帝的前期，漢朝的實際統治者就是霍光，這個時期的國家政策實際上體現的就是霍光的執政思路。霍光這個人身高七尺三寸，大約相當於一米八左右，不僅長相好，而且性格沉穩，考慮事情細緻周到，行事風格端莊嚴肅，他能在將近20年的時間裡實際掌握國家政權，並不完全是依賴首席託孤大臣的身份和權謀手段，個人魅力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按照《漢書》的說法，當時天下人都很仰慕他的風采。霍光是昭宣時期主要國家政策的制定者，按照史書記錄的實際發生的情況看，霍光基本上延續了漢武帝時期的國家政策，但是又根據情況的變化進行了緩慢的調整。
首先是司法方面，霍光沒有對漢武帝時期遺留的司法體系進行調整，至少《漢書》沒有這方面的記錄，不過他用了一種技術上的手段來緩解因為司法制度而造成的社會問題，這就是國家赦免。在漢昭帝在位13年的時間裡，進行了7次大赦天下，平均一年多進行一次，他用這種手段來快速緩和漢朝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漢武帝死之前親自對國防政策進行了調整，把國防政策從積極進攻轉為積極防禦。霍光執政時期延續了這個政策，對境外作戰的行動比較謹慎，大規模的遠征只在漢宣帝即位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71年進行了一次，這就是五將軍擊匈奴之戰。
這次戰役之後，基本上終結了匈奴對西域的控制，除了繼續在西域進行屯田，漢朝在遼東也進行了屯田，還修建了玄菟城。隨著匈奴實力的不斷衰弱，東北方向的烏桓和西北方向的羌人開始對漢朝的國防安全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霍光執政時期，漢軍的幾次境外作戰主要就是針對這兩個方向。隨著大規模境外作戰的停止，財政危機得到進一步緩解，減稅政策有了實施的條件，比如漢昭帝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這一年就免除了本年和來年的人頭稅，而且免除了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以前全國老百姓欠繳的更賦。在漢昭帝去世的兩個月之前，中央政府還把人頭稅的納稅額度減去了30%。
大規模的減稅政策得以實施，除了國家開支減少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工商稅源的穩定。霍光執政時期的稅收政策調整，主要針對的是農業，在工商業方面，霍光基本上堅持了漢武帝時期的經濟政策。在鹽鐵會議結束的第二年，漢朝經濟工作的負責人桑弘羊就被捲入了上官桀謀反案，全家被族誅。但是霍光沒有因為桑弘羊是自己的政敵，就拋棄了桑弘羊的經濟政策，除了放棄酒類專賣政策之外，作為工商業核心稅源的鹽鐵專賣，並沒有因為桑弘羊的死而受到影響。
在對豪強問題的處理上，霍光堅持了漢武帝時期一貫的壓制政策，但是在具體手段上更溫和一些，比如徙陵制度，鉤弋夫人的雲陵和漢宣帝的杜陵，這兩個陵墓開始修建的時候，中央政府都曾經遷徙過富人到陵墓附近組建新的城邑，但是從強制遷徙改成了招募。按照漢昭帝時期的做法，每個遷徙的富戶可以得到十萬錢的補貼。雖然手段溫和了，但是遷徙的規模也進行了擴大，漢武帝的時候遷徙的是家產三百萬錢以上的人，到霍光時期遷徙的標準變成了一百萬錢。這說明在霍光時期算緡制度仍然在執行，作為一種針對工商業主和高利貸者的財產稅申報制度，只有算緡制度保持良好的運作，徙陵制度才能有執行的依據。
總的來說，霍光在不對大政方針大動干戈的情況下，對國家的政策進行了逐步的修訂，用稅收政策和行政手段來緩解人民的生存壓力，緩和民眾和漢朝政府的矛盾，成功的實現了過渡時期的社會穩定。漢武帝選擇霍光做首席託孤大臣的時候，寄託在霍光身上的兩個目的，穩固兒子的皇位和維持政策的延續性。霍光基本上實現了漢武帝的這兩個目的。
漢宣帝劉病已消滅了霍氏家族，但沒有全盤否定霍光的執政路線。在之後18年的時間裡，漢宣帝基本上延續了霍光時期的緩和政策。除了這些延續下來的政策，漢宣帝親政之後，漢朝在國家政策上也發生了和以往很不相同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集中在意識形態方面。公元前66年，漢宣帝頒佈了一道詔令，大致的意思是從此之後子女包庇犯罪的父母，妻子包庇犯罪的丈夫，孫子包庇犯罪的爺爺奶奶都不算是違法行為，這是非常典型的儒家親親相隱的倫理觀。
這道詔令的意義是顛覆性的，標誌著儒家學說開始實際影響政府的行政。秦漢作為大統一帝國的第一集團，各個方面都帶有實驗性質，他們面臨的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需要不斷的測試各種思維策略來指導實際的行動。學術思想最終是要為國家的實際需要服務的，沒有現成的理論就會有人去創造去改造，有現成的理論，國家就會拿來用。秦國靠著法家在戰國的屍山血海中完成了第一次統一。西漢前期，面對殘破的社會經濟，只好用黃老之術暫時維持一種保守的狀態。
到漢武帝即位，他用儒學作為黑板擦去清理黃老之學在政治上的影響，好為新的國家戰略做思想上的鋪墊。漢武帝時期是個大發展的時期，各方面都在進行新的開拓，新的創造。在這種狀態下，儒學雖然算是名義上的官方學說，但是始終沒有擺脫遮羞布的身份。國家的思想核心仍然是從戰國時代延續下來的法家功利主義思想。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漢宣帝末期，開始發生顯著變化。
隨著漢武帝的去世，國家的快速擴張期基本結束，這個時候國家需要一種新的理論體系去適應新形成的疆域和社會經濟情況。總體社會環境趨向安定的情況下，統治階層需要一種溫情脈脈的東西來掩蓋赤裸裸的統治現實，儒家思想剛好可以滿足這種需要。
儒學能在中國歷史上透過相容其他學派發展成佔統治地位的官方思想體系，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儒學體系能迎合在大統一狀態下人們的社會心理。法家學說喜歡明確的制度，傾向於效率和控制力，這種學說恰恰是處在戰爭狀態的國家所需要的。當大統一的局面形成，當社會環境進入到長期安定的狀態，當效率低下，控制力放鬆，也不再有生死存亡的威脅。這個時候，一種更加鬆弛的學術思想必然更加受歡迎，更加容易被人們所接受。
整個漢昭帝時期和漢宣帝的前期，漢朝的實際統治者就是霍光，這個時期的國家政策實際上體現的就是霍光的執政思路。霍光這個人身高七尺三寸，大約相當於一米八左右，不僅長相好，而且性格沉穩，考慮事情細緻周到，行事風格端莊嚴肅，他能在將近20年的時間裡實際掌握國家政權，並不完全是依賴首席託孤大臣的身份和權謀手段，個人魅力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按照《漢書》的說法，當時天下人都很仰慕他的風采。霍光是昭宣時期主要國家政策的制定者，按照史書記錄的實際發生的情況看，霍光基本上延續了漢武帝時期的國家政策，但是又根據情況的變化進行了緩慢的調整。
一、霍光時期，國家司光、經濟、軍事方面的政策調整首先是司法方面，霍光沒有對漢武帝時期遺留的司法體系進行調整，至少《漢書》沒有這方面的記錄，不過他用了一種技術上的手段來緩解因為司法制度而造成的社會問題，這就是國家赦免。在漢昭帝在位13年的時間裡，進行了7次大赦天下，平均一年多進行一次，他用這種手段來快速緩和漢朝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漢武帝死之前親自對國防政策進行了調整，把國防政策從積極進攻轉為積極防禦。霍光執政時期延續了這個政策，對境外作戰的行動比較謹慎，大規模的遠征只在漢宣帝即位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71年進行了一次，這就是五將軍擊匈奴之戰。
這次戰役之後，基本上終結了匈奴對西域的控制，除了繼續在西域進行屯田，漢朝在遼東也進行了屯田，還修建了玄菟城。隨著匈奴實力的不斷衰弱，東北方向的烏桓和西北方向的羌人開始對漢朝的國防安全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霍光執政時期，漢軍的幾次境外作戰主要就是針對這兩個方向。隨著大規模境外作戰的停止，財政危機得到進一步緩解，減稅政策有了實施的條件，比如漢昭帝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這一年就免除了本年和來年的人頭稅，而且免除了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以前全國老百姓欠繳的更賦。在漢昭帝去世的兩個月之前，中央政府還把人頭稅的納稅額度減去了30%。
大規模的減稅政策得以實施，除了國家開支減少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工商稅源的穩定。霍光執政時期的稅收政策調整，主要針對的是農業，在工商業方面，霍光基本上堅持了漢武帝時期的經濟政策。在鹽鐵會議結束的第二年，漢朝經濟工作的負責人桑弘羊就被捲入了上官桀謀反案，全家被族誅。但是霍光沒有因為桑弘羊是自己的政敵，就拋棄了桑弘羊的經濟政策，除了放棄酒類專賣政策之外，作為工商業核心稅源的鹽鐵專賣，並沒有因為桑弘羊的死而受到影響。
在對豪強問題的處理上，霍光堅持了漢武帝時期一貫的壓制政策，但是在具體手段上更溫和一些，比如徙陵制度，鉤弋夫人的雲陵和漢宣帝的杜陵，這兩個陵墓開始修建的時候，中央政府都曾經遷徙過富人到陵墓附近組建新的城邑，但是從強制遷徙改成了招募。按照漢昭帝時期的做法，每個遷徙的富戶可以得到十萬錢的補貼。雖然手段溫和了，但是遷徙的規模也進行了擴大，漢武帝的時候遷徙的是家產三百萬錢以上的人，到霍光時期遷徙的標準變成了一百萬錢。這說明在霍光時期算緡制度仍然在執行，作為一種針對工商業主和高利貸者的財產稅申報制度，只有算緡制度保持良好的運作，徙陵制度才能有執行的依據。
總的來說，霍光在不對大政方針大動干戈的情況下，對國家的政策進行了逐步的修訂，用稅收政策和行政手段來緩解人民的生存壓力，緩和民眾和漢朝政府的矛盾，成功的實現了過渡時期的社會穩定。漢武帝選擇霍光做首席託孤大臣的時候，寄託在霍光身上的兩個目的，穩固兒子的皇位和維持政策的延續性。霍光基本上實現了漢武帝的這兩個目的。
二、漢宣帝基本延續了霍光的政策，但儒家開始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漢宣帝劉病已消滅了霍氏家族，但沒有全盤否定霍光的執政路線。在之後18年的時間裡，漢宣帝基本上延續了霍光時期的緩和政策。除了這些延續下來的政策，漢宣帝親政之後，漢朝在國家政策上也發生了和以往很不相同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集中在意識形態方面。公元前66年，漢宣帝頒佈了一道詔令，大致的意思是從此之後子女包庇犯罪的父母，妻子包庇犯罪的丈夫，孫子包庇犯罪的爺爺奶奶都不算是違法行為，這是非常典型的儒家親親相隱的倫理觀。
這道詔令的意義是顛覆性的，標誌著儒家學說開始實際影響政府的行政。秦漢作為大統一帝國的第一集團，各個方面都帶有實驗性質，他們面臨的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需要不斷的測試各種思維策略來指導實際的行動。學術思想最終是要為國家的實際需要服務的，沒有現成的理論就會有人去創造去改造，有現成的理論，國家就會拿來用。秦國靠著法家在戰國的屍山血海中完成了第一次統一。西漢前期，面對殘破的社會經濟，只好用黃老之術暫時維持一種保守的狀態。
到漢武帝即位，他用儒學作為黑板擦去清理黃老之學在政治上的影響，好為新的國家戰略做思想上的鋪墊。漢武帝時期是個大發展的時期，各方面都在進行新的開拓，新的創造。在這種狀態下，儒學雖然算是名義上的官方學說，但是始終沒有擺脫遮羞布的身份。國家的思想核心仍然是從戰國時代延續下來的法家功利主義思想。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漢宣帝末期，開始發生顯著變化。
結束語隨著漢武帝的去世，國家的快速擴張期基本結束，這個時候國家需要一種新的理論體系去適應新形成的疆域和社會經濟情況。總體社會環境趨向安定的情況下，統治階層需要一種溫情脈脈的東西來掩蓋赤裸裸的統治現實，儒家思想剛好可以滿足這種需要。
儒學能在中國歷史上透過相容其他學派發展成佔統治地位的官方思想體系，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儒學體系能迎合在大統一狀態下人們的社會心理。法家學說喜歡明確的制度，傾向於效率和控制力，這種學說恰恰是處在戰爭狀態的國家所需要的。當大統一的局面形成，當社會環境進入到長期安定的狀態，當效率低下，控制力放鬆，也不再有生死存亡的威脅。這個時候，一種更加鬆弛的學術思想必然更加受歡迎，更加容易被人們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