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寫真
李白的詩具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藝術魅力。作為一個浪漫主義詩人，李白調動了一切浪漫主義手法，使詩歌的內容和形式達到了完美的統一。
他的詩富於自我表現的主觀抒情色彩十分濃烈。感情的表達具有一種排山倒海、一瀉千里的氣勢。比如，他入京求官時，“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想念長安時，“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這樣一些詩句都是極富感染力的。
李詩中常將想象、誇張、比喻、擬人等手法綜合運用，從而造成神奇異彩、瑰麗動人的意境。雖然極度的誇張、貼切的比喻和驚人的幻想，讓人感到的卻是高度的真實。在讀到“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這些詩句時，讀者不能不被詩人綿長的憂思和不絕的愁緒所感染。
李白的浪漫主義詩作給人以豪邁奔放、飄逸若仙的韻致的原因所在。他的語言正如他的兩句詩所說，“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明朗、活潑、雋永。
李白詩歌“飄逸”風格我們可以概括四點：
1.李白詩歌帶有強烈的主觀感情。
2.李白詩歌的意象往往是超越現實的。
3.李白詩歌具有生動、大膽的誇張。
4.李白的詩歌具有豐富奇特的想象。
5.李白詩歌具有清新、豪放的語言藝術。
杜甫
杜甫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杜甫一輩子恪守的儒家思想決定了他關注社會、關注現實。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沉鬱”詩風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
杜甫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杜詩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
李白醉酒
李白少時，好任俠，且喜縱橫。李白十六歲與當時有名的縱橫家趙蕤結成好友，此人於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就著成了《長短經》十卷，這部博考六經異同、分析天下形勢、講求興亡冶亂之道的縱橫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極大的興趣。李白以後一心要建功立業，喜談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這部書的影響。
李白先後壯遊天下，以求仕途之路。先後兩次進入長安。
李白進長安後結識了衛尉張卿，並透過他向玉真公主獻了詩，最後兩句說"何時人少室，王母應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李白還在送衛尉張卿的詩中陳述自己境況很苦，希望引薦，願為朝廷效勞。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統治階級的上層。
李白這次在長安還結識了賀知章。李白有次去紫極宮，不料竟在那裡遇見了賀知章。他早就拜讀過賀老的詩，這次相遇，自然立刻上前拜見，並呈上袖中的詩本。賀知章頗為欣賞《蜀道難》和《烏棲曲》，興奮地解下衣帶上的金龜叫人出去換酒與李白共飲。李白瑰麗的詩歌和揮灑出塵的風采令賀知章驚異萬分，竟說:“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間?”
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由於玉真公主和賀知章的交口稱讚，玄宗看了李白的詩賦，對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進宮。李白進宮朝見那天，玄宗降輦步迎，“以七寶床賜食於前，親手調羹”。玄宗問到一些當世事務，李白憑半生飽學及長期對社會的觀察，胸有成竹，對答如流。玄宗大為讚賞，隨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職務是草擬文告，陪侍皇帝左右。
在長安時，李白除了供奉翰林、陪侍君王之外，也經常在長安市上行走。他發現國家在繁榮的景象中，正蘊藏著深重的危機。那便是最能夠接近皇帝的專橫的宦官和驕縱的外戚。他們如烏雲一般籠罩著長安，籠罩著中國，給李白以強烈的壓抑感。
與此同時，李白放浪形骸的行為又被翰林學士張坦所誹謗，兩人之間產生了一些嫌隙。宦官和外戚的受寵，使李白"大濟蒼生"的熱情驟然冷了下來，自己雖在長安，但也沒有施展自己管、晏之術的機會。
朝政的腐敗，同僚的詆譭，使李白不勝感慨，他寫了一首《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表示有意歸山。誰料就在此時，倒被賜金放還，這似乎令李白感到非常意外。這次被賜金放還似乎是李白說了不合時宜的話。這次的歸山，實在是體面一點的放逐。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絡。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
但在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階段，他的人生抱負基本難以實現。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飢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
綜上所述，李白看上去比杜甫瀟灑，只是二人詩歌風格的不同。從個人經歷角度看，二人基本上沒有實現個人的政治抱負，一生都在孜孜以求，內心的苦楚都化為了盛唐的詩歌。
李白寫真
透過詩歌看李杜，李白確實比杜甫瀟灑；透過人生看李杜，二人都是壯志未酬。李白詩歌是浪漫主義代表，具有“飄逸”特點。李白的詩具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藝術魅力。作為一個浪漫主義詩人，李白調動了一切浪漫主義手法，使詩歌的內容和形式達到了完美的統一。
他的詩富於自我表現的主觀抒情色彩十分濃烈。感情的表達具有一種排山倒海、一瀉千里的氣勢。比如，他入京求官時，“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想念長安時，“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這樣一些詩句都是極富感染力的。
李詩中常將想象、誇張、比喻、擬人等手法綜合運用，從而造成神奇異彩、瑰麗動人的意境。雖然極度的誇張、貼切的比喻和驚人的幻想，讓人感到的卻是高度的真實。在讀到“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這些詩句時，讀者不能不被詩人綿長的憂思和不絕的愁緒所感染。
李白的浪漫主義詩作給人以豪邁奔放、飄逸若仙的韻致的原因所在。他的語言正如他的兩句詩所說，“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明朗、活潑、雋永。
李白詩歌“飄逸”風格我們可以概括四點：
1.李白詩歌帶有強烈的主觀感情。
2.李白詩歌的意象往往是超越現實的。
3.李白詩歌具有生動、大膽的誇張。
4.李白的詩歌具有豐富奇特的想象。
5.李白詩歌具有清新、豪放的語言藝術。
杜甫
杜甫的詩歌是現實主義詩風，具有“沉鬱”的風格。杜甫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杜甫一輩子恪守的儒家思想決定了他關注社會、關注現實。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沉鬱”詩風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
杜甫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杜詩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
李白醉酒
從李杜個人經歷來看，二人都可謂壯志未酬。李白遭遇了體面的賜金放還李白少時，好任俠，且喜縱橫。李白十六歲與當時有名的縱橫家趙蕤結成好友，此人於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就著成了《長短經》十卷，這部博考六經異同、分析天下形勢、講求興亡冶亂之道的縱橫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極大的興趣。李白以後一心要建功立業，喜談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這部書的影響。
李白先後壯遊天下，以求仕途之路。先後兩次進入長安。
李白進長安後結識了衛尉張卿，並透過他向玉真公主獻了詩，最後兩句說"何時人少室，王母應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李白還在送衛尉張卿的詩中陳述自己境況很苦，希望引薦，願為朝廷效勞。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統治階級的上層。
李白這次在長安還結識了賀知章。李白有次去紫極宮，不料竟在那裡遇見了賀知章。他早就拜讀過賀老的詩，這次相遇，自然立刻上前拜見，並呈上袖中的詩本。賀知章頗為欣賞《蜀道難》和《烏棲曲》，興奮地解下衣帶上的金龜叫人出去換酒與李白共飲。李白瑰麗的詩歌和揮灑出塵的風采令賀知章驚異萬分，竟說:“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間?”
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由於玉真公主和賀知章的交口稱讚，玄宗看了李白的詩賦，對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進宮。李白進宮朝見那天，玄宗降輦步迎，“以七寶床賜食於前，親手調羹”。玄宗問到一些當世事務，李白憑半生飽學及長期對社會的觀察，胸有成竹，對答如流。玄宗大為讚賞，隨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職務是草擬文告，陪侍皇帝左右。
在長安時，李白除了供奉翰林、陪侍君王之外，也經常在長安市上行走。他發現國家在繁榮的景象中，正蘊藏著深重的危機。那便是最能夠接近皇帝的專橫的宦官和驕縱的外戚。他們如烏雲一般籠罩著長安，籠罩著中國，給李白以強烈的壓抑感。
與此同時，李白放浪形骸的行為又被翰林學士張坦所誹謗，兩人之間產生了一些嫌隙。宦官和外戚的受寵，使李白"大濟蒼生"的熱情驟然冷了下來，自己雖在長安，但也沒有施展自己管、晏之術的機會。
朝政的腐敗，同僚的詆譭，使李白不勝感慨，他寫了一首《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表示有意歸山。誰料就在此時，倒被賜金放還，這似乎令李白感到非常意外。這次被賜金放還似乎是李白說了不合時宜的話。這次的歸山，實在是體面一點的放逐。
杜甫
杜甫中年時期政治抱負基本難以實現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絡。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
但在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階段，他的人生抱負基本難以實現。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飢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
綜上所述，李白看上去比杜甫瀟灑，只是二人詩歌風格的不同。從個人經歷角度看，二人基本上沒有實現個人的政治抱負，一生都在孜孜以求，內心的苦楚都化為了盛唐的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