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可以分解為三部分，分別是新一代和父母一代對於中美看法有什麼不同；造成這種差別的歷史脈絡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客觀看待這個變化和現實。
第一，年青一代在物質的富足程度已經跟歐美差別不大，甚至可以享受到比歐美更加先進的基礎設施，尤其是具有出國旅學背景的年輕人更容易感受到這種差別，這種差別可以是貫通全國的高鐵，可以是快捷的網路支付，可以是方便的網購，也可以是全球領先的5g應用，但最大最觸動人心的是中國體制和決心在應對新冠疫情上的優勢以及結果。
父母一代在物質上是短缺的，甚至作為80後的我的童年都感覺是短缺的，雖然已經不存在吃不飽飯的問題，但是缺玩具，缺鮮豔衣服，缺有意思課外活動，剩下的只有幫父母幹活以及學習，我們對歐美好多是崇拜的，對肯德基是歡迎的，對耐克是追求的，成年後有過海外就學和工作的想法，比我們大一輪的估計有很多人去了美國淘金。
總之，新的環境下，年青一代對於中國這個蓬勃發展的市場和社會是自信和自豪的；父母一代則更可能自卑一點，嚮往一點。
第二，那麼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是什麼呢？是中美兩國國情的深刻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是有聯絡的。父母一代感覺生活艱辛，那是因為確實獲得感不強，確實歐美先進，這種獲得感不強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們犧牲了個人需求，累積餘力去打造了一個安全和基礎環境，這包括原子彈研發，包括基礎工業建設，也包括朝鮮戰爭！二是度過了一個探索發展的困惑期，生產停止了，供應更緊張了，更別談技術進步，這種失誤半人為半環境吧。但這客觀也留下了更大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在市場主導確定後，這種彈性獲得爆發式增長，而且我們可以清晰感覺到市場發揮的作用越來越超越管控，這同樣得益於網際網路應用的快速發展，網路平臺使得需求和供給匹配效率以及準確性大幅度提升。
同期的歐美，可能面臨著兩個方面問題，一是因為發展層次而面臨的供給需求均缺乏彈性，亟待新的技術革命催生新需求以改變發展軌跡；二是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凸顯，當然這不否認全球化帶給美國的巨大收益，所謂全球化負面效應有跟很多是美國體制和發展模式決定的，比如美國為了加強全球控制而提供的自認為的公共產品，特別是戰爭，這讓美國揹負了極大壓力，而且這種維持不可持續；比如為了使得資本收益最大化，進行全球資源配置，使得國際大企業盈利了，而鐵鏽地帶失望了，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
這些集中體現在新冠病毒的應對上，一個恢復了正常經濟生活；另一個尚且沒有看到結束的可能。
第三，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種差別，其實我們還遠沒有青年一代看到的那麼強大，而歐美也沒有我們看到的那麼虛弱，不過在影響力和實力轉移上，這可能是一個轉折點。
美國缺的只是如何重新整合國內資源，避免在遏制中國的問題上過於急於求成，因為中國這種國力的上升是內在驅動的，有些是水到渠成的，美國如果把重點放在遏制上，而不是整合國內上，那麼最終將面臨更加被動的局面，沒見過保守策略會取得更大成效。
中國雖然在一些領域取得先進低位，但在整體技術，特別是核心技術，以及基礎研究方面仍舊存在很多短板。
新冠疫情在美國的實控，並不僅僅是體制因素，也不完全是根植於美國人心中的所謂自由言行，特朗普政府本身要承擔部分責任！這個問題上我非常欣賞最近歐美的一個提法，歐美疫情防控做的不好是因為歐美人把絕對自由凌駕在了公民責任身上，我想說特朗普政府最大的錯誤就在於沒有很好的引導這種公民責任，使得這種責任深入人心。
這個問題可以分解為三部分，分別是新一代和父母一代對於中美看法有什麼不同；造成這種差別的歷史脈絡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客觀看待這個變化和現實。
第一，年青一代在物質的富足程度已經跟歐美差別不大，甚至可以享受到比歐美更加先進的基礎設施，尤其是具有出國旅學背景的年輕人更容易感受到這種差別，這種差別可以是貫通全國的高鐵，可以是快捷的網路支付，可以是方便的網購，也可以是全球領先的5g應用，但最大最觸動人心的是中國體制和決心在應對新冠疫情上的優勢以及結果。
父母一代在物質上是短缺的，甚至作為80後的我的童年都感覺是短缺的，雖然已經不存在吃不飽飯的問題，但是缺玩具，缺鮮豔衣服，缺有意思課外活動，剩下的只有幫父母幹活以及學習，我們對歐美好多是崇拜的，對肯德基是歡迎的，對耐克是追求的，成年後有過海外就學和工作的想法，比我們大一輪的估計有很多人去了美國淘金。
總之，新的環境下，年青一代對於中國這個蓬勃發展的市場和社會是自信和自豪的；父母一代則更可能自卑一點，嚮往一點。
第二，那麼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是什麼呢？是中美兩國國情的深刻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是有聯絡的。父母一代感覺生活艱辛，那是因為確實獲得感不強，確實歐美先進，這種獲得感不強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們犧牲了個人需求，累積餘力去打造了一個安全和基礎環境，這包括原子彈研發，包括基礎工業建設，也包括朝鮮戰爭！二是度過了一個探索發展的困惑期，生產停止了，供應更緊張了，更別談技術進步，這種失誤半人為半環境吧。但這客觀也留下了更大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在市場主導確定後，這種彈性獲得爆發式增長，而且我們可以清晰感覺到市場發揮的作用越來越超越管控，這同樣得益於網際網路應用的快速發展，網路平臺使得需求和供給匹配效率以及準確性大幅度提升。
同期的歐美，可能面臨著兩個方面問題，一是因為發展層次而面臨的供給需求均缺乏彈性，亟待新的技術革命催生新需求以改變發展軌跡；二是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凸顯，當然這不否認全球化帶給美國的巨大收益，所謂全球化負面效應有跟很多是美國體制和發展模式決定的，比如美國為了加強全球控制而提供的自認為的公共產品，特別是戰爭，這讓美國揹負了極大壓力，而且這種維持不可持續；比如為了使得資本收益最大化，進行全球資源配置，使得國際大企業盈利了，而鐵鏽地帶失望了，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
這些集中體現在新冠病毒的應對上，一個恢復了正常經濟生活；另一個尚且沒有看到結束的可能。
第三，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種差別，其實我們還遠沒有青年一代看到的那麼強大，而歐美也沒有我們看到的那麼虛弱，不過在影響力和實力轉移上，這可能是一個轉折點。
美國缺的只是如何重新整合國內資源，避免在遏制中國的問題上過於急於求成，因為中國這種國力的上升是內在驅動的，有些是水到渠成的，美國如果把重點放在遏制上，而不是整合國內上，那麼最終將面臨更加被動的局面，沒見過保守策略會取得更大成效。
中國雖然在一些領域取得先進低位，但在整體技術，特別是核心技術，以及基礎研究方面仍舊存在很多短板。
新冠疫情在美國的實控，並不僅僅是體制因素，也不完全是根植於美國人心中的所謂自由言行，特朗普政府本身要承擔部分責任！這個問題上我非常欣賞最近歐美的一個提法，歐美疫情防控做的不好是因為歐美人把絕對自由凌駕在了公民責任身上，我想說特朗普政府最大的錯誤就在於沒有很好的引導這種公民責任，使得這種責任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