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本身就有問題。法制思想和人治思想都同時在東西方各自孕育，而且都發展的相當成熟，可能提問者所說的法制思想應特製英美系的近代法制體系，人治思想應特指東方的以德治國。如果問題是這樣才有可回答性。如果是修改後的問題，簡單來說根子在東方和西方社會結構有極大的不同，要解決的具體的社會問題和矛盾不同，所以各自選擇了不同的方式。具體展開要寫幾萬字論文。

歷史決定的，中國人聰明，流毒無窮的聰明，不管搞什麼，都能夠搞到極致，就像人治，幾千年發展下來，將人治制度和思想發展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制度完善，思想沁入骨髓，有一整套奴化思想，讓老百姓覺得這些都是正常的，就缺少了反抗的精神，也就無法推動法制進步！這是缺點，也是優點，說明我們的民族不管搞什麼都能搞好！科技如此，將來的法制也如此！

有一種說法，大概簡單說下，東方是農耕文明為主，西方以海洋性文明為主，前者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易形成封建專治制度(我就簡單不準確的概括)。後者文明因沒那麼好的土地條件需靠大量的貿易，所以看重契約精神，所以易形成法制社會。湊合就這麼理解吧。

搞笑的標題！我只知道希特勒，墨索里尼當年也是民主選舉出來的，裹挾民眾直接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請問民主嗎？打臉嗎？

因為西方人之初性本惡的思想佔主導，所以注重法制來約束人性。而中國百家爭鳴之後，法家，道家都沒能獲得統治者的青睞，儒家人之初，性本善佔了主導，儒家文化的精髓在於透過儒術來控制人，最後所謂的法制其實就變成了“人治”，而法理則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之上。

應該這樣說，資本主義思想起源於西方，仁義思想起源於中國，因為中國在奴隸社會時，就有法律，只不過對奴隸主有利，中國在封建社會時，也有法律，只不過有利於地主階級，由於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孔子，他提倡以仁治國，他的著作《論:語》，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許多朝代推崇孔子的思想，所以中國的封建社會的歷史也特別長。

如果仔細讀過代表儒家思想的孔子孟子就會知道這是篇涵蓋了法家，道家，儒家，以及墨子等百家思想的集合體。也就不會問這麼無聊的問題了

中國早期的法家思想類似於現在的法治。

當時的法家思想是為君主服務的，為了維護君主的權力和國家的長久。

現在的所謂法治觀念和當初差不多，最終要維護國家的穩定。

我認為唯一的區別就是現在的人可以任意評價以前的事物

這問題問得惡毒，二千多年前的商鞅變法不是法治思想起源，西方的君主立憲制才多久？人類什麼時候離開過法治，人類又什麼時候脫離過人治？

人治的前提是森嚴的等級，君權神授。法治的前提是人人平等，君權民授。中世紀的西方國度其實也是人治社會，基督教會和世俗王權也有嚴格的等級制度

看看歷史就知道了。西方在奴隸社會就有執政官制度。我們在三皇五帝時頂多是禪讓制。

我們的封建社會一直都是外儒內法

東方的法治思想起源不晚，春秋戰國時代就有法家思想，商鞅，申不害分別在秦國和韓國實踐了法治思想。這種法治思想從核心原理上與西方的法治思想並無不同。所不同的是近代文藝復興之後西方出現了人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法治的內容，使之適應時代的發展。如果只就公元前的法治思想萌芽，西方並不強於東方。

由於歷史上的西方人,不,即使是今天的西方人野蠻，因此不得不用法律來強制人們的行為，而東方人相對比較弱，所以更多從精神上，以教條主義進行規範人們的思想行為。這是東西方不同地理，氣候造成的客觀事實。

因為，叢林法則也起源於西方，市場經濟也起源於西方。西方崇尚競爭，即強者通吃！而東方崇尚禮法，就是儒家思想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有各的位置，不能亂了章法！社會中以皇帝為尊，家庭中以父輩為尊。這就為“人治”提供了思想基礎，所設計的社會規則也是以“人治”為核心！東方不“人治”，都難！

法治思想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了，比西方起源早了幾百年。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很早就提出以法治國，建立基於當時社會現實的法律體系。

晚熟與早熟的差距：中華文明屬於人類早熟文明；西方文化屬於晚熟文化。早熟有早熟的好處，晚熟有晚熟的優勢。早熟的可以行穩致遠；晚熟的可以一步三跨。早熟的順勢思維據長；晚熟的叛逆思維更佳。

人類社會進入成熟期後，早熟文化失去了優勢。所以，西方文化優勢凸現：個性化思維益發重要，成為現代社會的思想基礎、文化基礎，不久還會強烈的佔據經濟基礎。

西方近代法治思想的產生在文藝復興時期，根源在於古羅馬的文化影響。古羅馬時期，商業發達，形成了脫離於農業的市民社會，為實施法律治理提供了土壤。那時候古羅馬的出現了很多法學家，包括一些羅馬皇帝也是精通法律，法律研究十分繁榮。後來古羅馬被北方的蠻族入侵併滅亡，重要羅馬典籍遭到毀滅。直到近代羅馬典籍在歐洲被重新發現，這方面的研究重新繁榮起來，為了反抗中世紀歐洲教會與君主的黑暗統治，一些著名思想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先進的法治思想，用以約束公共權力。而東方世界，專注於農耕文明，歷代政府一直重農抑商，導致商品經濟不發達。加上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勝出，統治理念符合統治者心理。加上統治者一直宣傳道德標準，採取愚民政策，所以人治也沒有受到懷疑。

個人拙見，西方古希臘文明起源於地中海地區，各個城邦之間需要商品交換，海盜掠奪的物資也需要交換，這就要求自由貿易的雙方都必須嚴格的遵守承諾，上升到法律層面就是契約精神，而東方文明(中國)在兩千年前的秦朝就實現了大一統的帝國，從此，大一統成為朝代更迭的主基調，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手工業，工商業受到抑制，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大一統的統治地位，必須強化人治，所以，高度的集權不斷得到強化，歷朝歷代都把發展農業當做頭等大事，國本來抓，兩種不同的文明結出了不同的果實，一個強調自由，平等，個性解放，一個強調集體主義精神，全民族的整體利益，因此，東西方文明具有互補性，文明互鑑是最好的選項。

當我們講法治時，很多人仍停留在2200多年前的水平，即rule by the law，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確實是，能做到這點已經很不錯了。但現代法治，追求的應是rule of the law，這才是法治的真正涵義。

中國從來沒有人治一說，中國傳統應該叫德法並舉，也可以叫禮法並用。在現代某些學者東西方比較中，有人刻意造了個詞叫人治，這個詞顯然與法制比突顯了統治者治理國家的隨意性和專制性，顯得不如法制有文明秩序。但是，如果我們瞭解一下歷史和中華典籍，孔子固然推崇“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但並非不講不用法律，只是有個層次問題，德禮層次高，政刑（包括法律在內）層次低，法律只是規範禁上人的言行，德禮則導人正面言行，引人向上。所以，要德禮、政刑有層次地使用，理想目標是“必也，使無訟乎！”，到荀子明確提出隆禮重法。漢代以後，中國就是禮法並用的治理模式，其中皇帝也要在禮的規範之中。顯然，如果說中國傳統是禮法並用的治理模式，在東西方文明比較中就更引人深思，不如人治、法制相對有利於貶低中國傳統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