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個世紀20年代末期，日本陸軍內部形成了一個鬆散的團體，這個團體的主要成員，都是做到了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課長級別位置的軍官，也就是昭和軍閥“一夕會”的那幫人。這幫狂熱的少壯派軍官有個共識：既然張學良已經投靠南京政府，那麼日本人早晚會失去對東北的控制和影響力，必須以武力奪取之。

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當然就是石原菀爾，彼時還是陸軍大學的教官，他在陸軍內部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有關侵略我國東北的理論和主張，形成了所謂的“石原構想”。1928年10月，在這幫少壯派軍官的運作下，石原調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軍銜為陸軍中佐，而在旅順的關東軍司令部，他又邂逅了早年在武漢的老相識：關東軍高階參謀板垣徵四郎，陸軍大佐。

板垣這個高階參謀接替的是誰呢？就是四個月前實施爆破炸死張作霖的河本大作大佐，丫事情敗露後被調回國轉為預備役，按照日軍中前任可以推薦後任的慣例，河本離職前推薦了板垣（時任駐天津的駐屯軍步兵聯隊長）。所以啊，這幫目標一致的傢伙都是通著氣的，在某種意義上，是“前仆後繼”也要侵略東北，而不顧日本政府的政策如何。

在日本陸軍特有的“參謀體系”之下，這幫佐官參謀都有個共同點：陸軍士官學校的學歷之外，還鐵定畢業於陸軍大學，否則決難爬到軍部重要部課和各級司令部參謀的位置上的。不過呢軍銜也未必都是大佐，像石原就還是中佐呢，因為1928年的時候，這廝才39歲還比較年輕，中佐的“停年”還沒有混足，而板垣徵四郎已經43歲完成了晉升。

儘管板垣的級別和軍銜都高於石原菀爾，但是在侵略東北的陰謀醞釀中，其實是石原佔主導的，他們透過組織“參謀旅行”逐漸摸清了東北軍的佈防情況。尤其是1930年東北軍11萬精銳入關以後，石原和板垣認為機會來了，他們秘密制定了一個“以寡制眾”的策略，決定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打擊留駐遼瀋地區的東北軍，迅速攻佔瀋陽，並且在其他國家的干涉尚未開始時，一舉佔領東北其他戰略要地。

到1931年的春天，石原的腹案已經成形：先將瀋陽郊外的南滿鐵路柳條湖段炸燬（距離東北軍北大營僅800米），然後栽贓給東北軍，隨即發動攻擊。為了實現這一陰謀，石原又秘密聚集了一批少壯派軍官：關東軍參謀片倉衷少佐、瀋陽特務機關長輔佐官花谷正少佐，這年夏天，比板垣還高兩界的土肥原賢二大佐調任瀋陽特務機關長，於是這幫雜碎就湊齊了。

儘管密謀活動瞞著關東軍司令和參謀長，但是石原的計劃卻得到了陸軍省軍務科長永田鐵山大佐、參謀本部戰史課長岡村寧次大佐、參謀本部整備局動員課長東條英機大佐等等的支援，這幾個貨在抗日戰爭中扮演什麼角色大家都很清楚。所以說，“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幫日軍佐級軍官的“共識”，能力沒看出來怎麼出眾，狂熱倒是真的。

石原菀爾雖然有“只用竹刀就足以嚇退張學良”的狂妄，但是行事並不魯莽，考慮到關東軍輪值的第2師團僅有11000餘人（非戰時狀態下日軍師團就這麼多人），對付遼瀋地區的6萬東北軍有點困難，所以又透過私人關係聯絡了日本駐半島的“CX軍”參謀神田正種中佐。這傢伙熟悉抗戰史的都應該瞭解，是後來長沙會戰期間的第6師團長，別看當時也只是個參謀，能量也是不小。

神田正種（這廝之前當過關東軍司令部附）立即表態：只要關東軍發動起來，“CX軍”就敢動，一定會迅速派部隊越境增援，至於怎麼搞定軍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將，他有辦法。看見了吧？兩個軍司令部的一幫佐官參謀，就敢揹著政府和軍部策劃如此的驚天陰謀，這就是那個年代日本陸軍參謀的飛揚跋扈和目中無人。

石原等人原定的攻擊時間為1931年9月28日，因為東北那個時間基本秋收完畢，便於日軍調動和行動。然而這麼些鬼子參謀參與的秘密行動，想徹底瞞過日本軍部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9月中旬，陸軍大臣南次郎和參謀總長金谷範三也聞著了一點風聲，為了制止這幫參謀胡來，特別派出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少將，9月15日從東京動身，前往瀋陽“視察”。

然而這個建川其實也是一夥的，他居然從釜山坐著火車慢悠悠過來的，就是在給石原等人留出時間，而得到訊息的石原菀爾立即做出了提前動手的決定。就在建川到達瀋陽當天，板垣先給他接風洗塵安排喝酒睡覺，然後就趕回瀋陽特務機關，下達了行動指令，1931年9月18日22點25分，日軍南滿鐵路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第3中隊長川島正大尉，讓柳條湖附近的鐵路炸響了。

然後就是無恥的賊喊捉賊，川島帶著本隊180名鬼子兵，率先向北大營發動進攻，“九一八事變”就這樣爆發了。

(河本大作劇照）

日本的軍銜從上到下分別是大元帥、元帥、大將、中將、少將、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曹長、軍曹、伍長、等兵、一等兵、二等兵，其中大元帥和元帥是榮譽軍銜，嚴格意義上不算在正式軍銜之列，而軍官是指少尉到大將這9個級別。

大佐可以是作戰參謀，也可以是帶兵打仗的將領。帶兵打仗的話，大佐一般可以指揮3000人左右的軍隊（一個聯隊），相當於一個旅。所以我們可以說，大佐也相當於一個旅長。

日本軍隊提拔將領只看能力，不看出身只看才華；不看你是不是老鄉，只看你有沒有作戰經驗；也不看你在上面有沒有關係。

這就是說，只要你有文憑、有才幹，哪怕你出身平民，也跟名將之後處在一個起跑線上，都有機會脫穎而出、步步高昇，當上大佐。

日本人明白，一支論資排輩、論出身和籍貫提拔幹部的軍隊，只能像李鴻章的軍隊那樣戰無不敗。

我們不妨從日本戰犯東條英機的成長過程，來看一下在日本軍隊，當一個大佐該有多難。

東條英機的老爸叫東條英教，是日本近代軍事家，軍銜是日本陸軍中將，是日本陸軍大學第一期首席畢業生，還到德國深造過，參加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著有兵法《戰術麓之塵》。

毫不誇張地說，東條英機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根紅苗正。這樣的人如果從軍，一定是處處受到關照，一路高升，像坐火箭一樣。

但是，東條英機的升遷之路非常漫長。

1899年9月，15歲東條英機進入東京地方陸軍幼年學校學習，三年之後，1902年9月，18歲的東條英機進入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學習。

之後，東條英機由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升入陸軍士官學校深造。

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東條英機被編到陸軍第3師團，到戰場上去鍛鍊。

整整十年之後（1915年），34歲的東條英機才從日本陸軍大學第27期畢業。

畢業後，作為品學兼優的苗子，東條被派到陸軍省當一個實習生，從陸軍大學的教官做起，後來憑著自己的才幹脫穎而出，被提拔為陸軍省軍務局參謀。

1929年8月，東條才擔任了步兵第1聯隊長，位及大佐。此時的他，已經是45歲“高齡”，白了少年頭。

老爸是軍事家，中將，當個大佐就這麼難，可以說是千錘百煉，這樣的大佐能不出色嗎？

二戰日軍中，還有一個非常有名，讓中國人恨得咬牙切齒的大佐——石原莞爾 。

此人之所以赫赫有名，因為他是918事變的元兇，是日軍侵佔東北作戰計劃的制定者。同時參與計劃制定的，也都不是什麼大腕，他們是：板垣徵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而石原當時只是箇中佐。

石原的大佐之路也不是那麼平坦，甚至充滿艱辛。

石原也是官二代，父親曾擔任鶴岡市警察署署長，但是他也沒有被特別照顧，而是靠著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成長起來。

1902年石原進入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第六期學習；1905年，石原轉入日本陸軍中央幼年學校。

1907年畢業後，石原進入步兵第32聯隊當士官候補生，並於當年12月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並以第21期步兵課第6名的成績畢業。

陸士畢業後石原並沒有得到升遷，而是重回第32聯隊下基層鍛鍊。

1902年進入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第六期學習，以第三名的身份畢業。

1915年，石原考入日本陸軍大學。

陸軍大學畢業後，1920年4月，被派往駐漢口的日軍華中派遣隊司令部。不過，被派到這裡不是當大官養尊處優，而是當馬仔。

石原用一年多時間考察，走遍中國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山山水水。他跋涉萬里，餐風露宿，蒐集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瞭解中國的風土人情，官場生態，民風民俗和意識形態、思維方式以及價值觀，為日本侵華做準備。

石原到了中國以後，肯定不能穿日本軍服，而是化裝成中國人到處偵察。

最叫人難以置信的是，他曾經出現在碼頭，當一名扛大包的苦力，跟中國工人吃住在一起，生活了大半個月。

期間吃了不少苦，還被國民黨警察敲詐勒索，拿去了身上最後的一個銅板，還差點把命丟在那裡。

1928年10月，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石原莞爾被調任關東軍參謀，還是中佐軍銜。這時候，石原已經39歲。

相比之下，中國軍人當一個旅長，就顯得容易得多。

蔣介石的得意門生王耀武，20歲上黃埔軍校，26歲當團長。1932年，補充一旅旅長，少將軍銜，這時候王耀武才28歲。

黃埔三傑之一的胡宗南，1928年擔任旅長，當時他也不過32歲。

國軍將領張靈甫，23歲上黃埔軍校，30歲就當了團長。1938年，榮升為51師153旅少將旅長。跟上面兩位相比，張靈甫屬於大器晚成，但這一年張靈甫也不過才35歲。

需要說明的是，黃埔軍校學制只有三年，一年理論，兩年實踐。但事實上，由於戰事緊張，沒有幾個人可以上滿整個學期的。

這樣一比較，日軍大佐能力出眾就不難理解了。不過能力再出眾，如果為之奮鬥的一切是非正義的，最終也是枉費心機。

昭和軍閥是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核心力量，這些人幾乎都是“陸大”的首席或者“軍刀組”成員，但軍銜不一定都是大佐。

1904年，岡村寧次、永田鐵山和小敏畑四郎，一起成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6期的學生，以優異成績畢業後進入陸軍大學，三人“陸大”畢業成績分別為：第8、第2和首席。後來三人皆以少佐軍銜成為了日本駐外武官。1921年10月27日，他們在德國巴登巴登療養地舉行了一次秘密私人聚會，討論時政，一致認為，透過軍人控制和治理國家才是日本今後的唯一出路，實行“軍主政從”。

要做到“軍主政從”，就必須改革現行陸軍體系，少壯派軍官要聯合起來，形成軍部內的一股新勢力，這就是昭和軍閥。

岡村、永田、小敏畑這三人後來被稱為“三羽烏”，在日語中是“三隻烏鴉”的意思。巴登巴登後，除了上重四人外，“三羽烏”很快又從才華出眾的陸軍少壯派軍官中選出了七個人加入他們的組織，他們是：梅津美治郎、山下奉文、中村小太郎、中島今朝吾、下村定、松井石根、磯谷廉介，當時的職務也都是日本駐外武官。11人的“巴登巴登集團”就此形成。

幾年後岡村他們四人先後回到國內，與他們經常在一起暢想未來的又多了兩個人，河本大作和板垣徵四郎。六個人的小團隊迅速擴大到十九人，形成了一個表面上是聯誼性質的小組織，取名“二葉會”。這些後來者包括土肥原賢二、磯谷廉介、山岡重厚、岡部直三郎、山下奉文等等。二葉會”以“陸士”16期同學為核心，主要由15期到18期的人員組成。

就在“二葉會”頻頻聚會期間，永田鐵山還示意“陸士”22期的鈴木貞一逐漸聯絡到20期到25期的23人，於1928年11月成立了另一組織“無名會”。成員包括鈴木貞一、石原莞爾、土橋勇逸、武藤章、橋本群、橫山勇、牟田口廉也、根本博、田中新一、富永恭次等等。

“無名會”第一次聚會由當時的陸大教官石原莞爾中佐講述“空軍作戰”，第二次聚會就是熱烈討論所謂的“滿州問題”。後來由於河本大作策劃炸死了張作霖，為了團結起來一起保護河本大作，永田鐵山把“二葉會”和“無名會”合併在一起，改稱“一夕會”。但在形式上兩會仍然各自存在。

這還僅僅是冰山一角。1930年以橋本欣五郎為首成立了由陸軍省、參謀本部少壯派軍官組成的“櫻會”。“櫻會”極力鼓吹“戰爭乃創造之父，文化之母”，強調為推進國家改造和建立軍部政權應不惜使用武力，後來逐漸吸收基層的軍官參加，使得成員達到了60人。

就在這一段時期，日本一系列類似的右翼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比較著名的還有“天劍黨”、“血盟團”、“王師會”、“行地社”等等。到1933年時，全國類似的團體數量已達500餘個，最多的時候總人數達到了三萬多人。這裡邊幾乎聚集了日本陸軍所有蠢蠢欲動的少壯派精英。

而在所有的日本陸軍少壯派精英中，執其牛耳者非石原莞爾莫屬。石原被稱為日本陸軍大學“有史以來第一大腦”，是昭和三大參謀之首，號稱“昭和第一兵家”。作為日本陸軍中的另類和天才的謀略家，可以說日本侵華的一半“功勞”都要算在他的頭上。

1907年6月，石原進入步兵第32聯隊當士官候補生，並於當年12月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最後以第21期步兵課第6名的成績畢業。“陸士”畢業後，石原莞爾來到回到步兵第32聯隊。1915年，石原考入日本陸軍大學第30期，並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

1920年4月，石原被派往駐漢口的日軍華中派遣隊。他用一年多的時間考察了中國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蒐集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就是在這裡，石原初步形成其“大陸擴張”侵略戰略思想。

完整地體現了石原戰爭思想的是《戰爭史大觀》，在其中他提出所謂了“最終的戰爭”以及“滿蒙生命論”。石原的“滿蒙生命論”出爐後，由於與當時日本陸軍的思路相吻合而被大肆吹捧，成為關東軍後來策動“九一八”事變的思想指南。

皇姑屯事件4個月後的1928年10月，石原莞爾赴關東軍出任作戰主任參謀，不久板垣徵四郎也來到滿洲接任河本大作離任後空缺的高階參謀職位。板垣徵四郎和石原莞爾前後組織了三次“參謀旅行”演習。經過三次參謀“旅行”，他們對長春、哈爾濱、海拉爾、山海關、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國軍隊的軍情進行了刺探。

石原以三次參謀旅行為基礎，制定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作戰計劃，這個“以寡制眾”的計劃決定以突然襲擊方式給中國軍隊以致命打擊。儘管實力懸殊，石原等人還是決定鋌而走險。“九一八事變”就是後來被稱為昭和時期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

對於關東軍所採取的行動，雖然日本政府一直持謹慎態度，但軍部一直是默許的。所有的問題就歸結為：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後來事實證明石原的判斷完全正確。

正是由於石原莞爾、板垣徵四郎、辻政信、服部卓四郎、富永恭次、佐藤賢了這些人，製造了“九一八事變”、“諾門坎事件”、“北部法屬印度支那進駐事件”昭和時期三大“下克上”事件，產生了重大影響，使他們一時“聲名大噪”，進而讓人覺得日本陸軍的參謀們“能力出眾”。

可這和他們軍銜是不是大佐根本沒有關係。

對於日本歷來嚴苛的階級等級觀念來說，貴族階級和有政治背景的人，始終把持著社會各個階層的高等職位，甚至掌握著國家的命脈，而大佐在軍隊裡，是日本中層和底層人的天花板，為此大家都是不惜一切代價，擠破頭的想達到這一目標，換句話說，就是透過不懈努力和實力爭取到這一職位的，不僅能力出眾，可以說是出類拔萃。

二戰時期的日軍軍官，採用的是將，佐，尉九等制軍銜，比如大將，中將，少將，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剩下的就是普通士兵了，但也會如此劃分。

由於日本社會自古以來的階級等級觀念，能出任大佐這一職務，多半都是從基層官兵，在軍校和戰鬥中有優異表現，獲得軍方高層認可，一步一步用實際能力熬出頭的。

二戰時期日軍的大佐，相當於我們同時期軍隊裡的團長和旅長的權力之間。

日軍的基層軍官達到大佐這一職位，再往上升已無可能，因為那是另一個階級下所獨掌握的另一種權力，不是他們可以進入，甚至所能參與的權力爭鬥的遊戲。

日軍大佐一般可以任職於師團，旅團參謀的職務，但是沒有什麼實際的權力，而聯隊長卻是實實在在掌握著領導權，也是很多大佐夢寐以求的職位。

日軍一個聯隊有3000人左右，但是單兵素養和武器裝備，都高出同時期的中國團級軍隊不少，一個日軍聯隊，三四個中國團級軍隊都不一定吃的下，戰鬥力可見有多麼強悍。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算起，直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總共才有83名日軍大佐被我軍擊斃，俘獲僅一人，可見就算是日軍的一個聯隊，我軍都很少實現全殲的局面，還不知道要比日軍付出多少的代價，可見日軍大佐的指揮能力，還有整個聯隊的作戰力，都是日軍整個軍隊裡的中堅骨幹力量。

同時期我八路軍也是以團級作戰，為主要力量，透過《亮劍》裡的獨立團團長李雲龍，《雪豹》裡的獨立團團長周衛國，都是在根據地和日軍優勢兵力周旋，所以都以獨立的名義，給了軍事上很大的自主權，在靈活作戰的條件下，更能把握好戰機，給予敵人最大的破壞力和殺傷力。

後來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就是由這些久經沙場的團級作戰力量組成，對日軍的交通要道和軍火庫以及其他軍事設施，重創了日軍，從此侵華日軍開始把八路軍做為主要作戰物件，進行了全方位多次的圍剿，都被我八路軍化整為零的戰術所化解。

日軍大佐指揮和作戰能力如此出眾，是建立在他們多年侵略擴張的政策基礎上，整體軍力在此發展的前提下，再加上工業化的推進，造就了日軍不止大佐的能力，就如偷襲珍珠港的始作俑者，山本五十六大將，南雲忠一中將，侵華日軍岡村寧次大將，有“馬來之虎”稱號的山下奉文大將等等，都有過人的軍事指揮能力，為日本的侵略戰爭立下“赫赫戰功”。

這些日軍將領為法西斯和軍國主義，衝鋒陷陣，殺人放火，可謂是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和惡魔，簡直是十惡不赦。

日軍大佐指揮能力再怎麼優秀，但作為島華人在思想觀念上，還是固守著自己傳統的一面。

比如在侵華戰爭中，裝備精良的日軍，除了炮火試射之後，就是在坦克機槍掩護下發起進攻，再不然搞個迂迴作戰，內外開花的打法，自始自終這一套都沒有改變過，被中國熟悉和掌握之後，日軍開始在中國戰場受挫，最終引發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也走上了自己的窮途末路！

還是那句話，戰爭打的是天時地利與人和，勝負的天枰不是由一兩個大佐，幾十幾百萬人所能決定的，輸贏的結果，早已在正義的法碼下，給出了公正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