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宗明義，建安文學崛起時，帶著慷慨悲壯之氣與恢弘的英雄風色，出於以下幾個原因：

漢末的大動亂現實，造就了一批關心民生疾苦的卓異才士；而曹操統一北方的英雄事業的推進，更激發了這批才士指點天下、激揚文字的英雄意氣和創作激情；思想大解放帶來的蔑棄禮法和崇尚個性，使建安作家的創作變得更其自由而富於開拓勇氣；“文學的自覺”和文學批評風氣的形成，又極大推動著建安作家全力創作詩文，以追求文名的“不朽”。

每一時代文學創作的繁榮，都必須依賴於一代富於才情的文人。建安時代，恰好上承東漢以來文人學士大力從事詩歌創作的風氣，以及樂府歌詩在新興的“五言體”上漸趨成熟的豐碩成果，湧現了一大批才氣橫溢的詩人。

建安七子雕塑

除了“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的曹操，“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的曹丕和“以公子之貴，下筆琳琅”的曹植以外，更有“獨步漢南”的王粲、“鷹揚河朔”的 陳琳、“振藻海隅”的徐幹、“擅名青州”的劉楨等建安諸子，以及“灑筆以成酣歌” 的路粹、“才朗悟而通玄”的繁欽和女詩人蔡文姬等。

這些人哪一個不是風流蘊藉、含珠吐璣的卓異才士？倘若沒有這樣一批作家、詩人的湧現和會聚，就決不會形成那一種雲蒸霞蔚的創作奇觀。

建安文學的興起，離開了這樣一批卓絕才士的造就，是不可思議的。

但是，才士代代都有，卻未必都能推出一個像“建安文學”這樣充滿慷慨之氣和英雄風色的大時代。

例如東漢桓、靈之際，在下層無名氏文人中，何嘗缺少富於才情的人？但是，他們在文學史上，卻只為後世留下了雖則“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的千古名作《古詩十九首》之類，但在其情調、風貌上卻感傷低迴，流露著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不盡苦悶和嘆息，又哪能振響如建安作家所具有的鏗鏘雄壯之音？

就這一點看，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認為建安詩文之所以“雅好慷慨”，是因為“世積亂離，風衰俗怨”造成的，就未為篤論了。

正如《毛詩序》所說“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世積亂離、風衰俗怨，是可以激發歌詩的創作的，但大抵只能產生《古詩十九首》這樣的哀怨傷感之詩。

所以，建安詩人的悲而能壯，恢弘的英雄之氣，當還有其他原因。

在經歷了大災難和大憂患以後，當睏乏的人民開始喘息的時候，那時候文人們想象力被傷心慘目的景象所激動，就會描繪出那些後世未曾親身經歷的人所不認識的事物。“大災難”、“大憂患”，將推動詩人們創作出壯大、粗獷、激盪人心的詩作，這比較符合建安詩人的狀況。

試想，倘若建安才士們所處的，依然是桓、靈之際的黑暗、停滯和絕望的時代，他們的詩歌創作意興，便可能與《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們一樣，將沉浸在一片哀怨和傷感之中而不能自拔。

但是，席捲中國大地的黃巾起義，以及隨之發生的董卓之亂和群雄逐鹿，卻使桓、靈以來“風衰俗怨”的苦悶停滯猛然中斷了。社會突然打破了原先的沉寂，而進入了一個大動亂、大憂患的非常時期。

千家萬戶在動亂中妻離子散，成千成萬百姓在殺伐中呼號、喪生。一個民族處在如此罕見的大災難之中，便不能不震驚在長期苦悶中變得麻木了的人們，並激動新一代的熱血兒女奮袂而起，為改變大憂患命運而戰鬥。

所以，建安時代既是苦難的時代，又是具有救世濟民之志的人們慷慨激昂，為結束動亂而奮鬥的英雄時代。

曹操的崛起和統一北中國宏偉事業的展開，正於民族苦難之際，帶給了人們以某種希望和鼓舞。他同樣也鼓舞了曹丕、曹植，以及流落四方、飽經憂患的建安諸子的人生意氣和建功立業的壯志。

當然，建安時代如果只有動亂和苦難，沒有“巨大的事變”帶來的希望和鼓舞，即使有“天才”的詩人出現，也會因絕望而“僵化”的。而王粲、劉楨、曹氏兄弟以至女詩人蔡文姬等，之所以沒有為苦難埋葬，並在詩歌創作中發為傷時憫亂、慷慨多氣的吟唱，就不僅在於他們都經歷了“傷心慘目”的動亂，更在於他們從曹操統一北中國事業的推進中，受到了英雄業績的極大鼓舞和推動。

特別是曹操，對在享有名聲的眾多才士，均能虛懷以待、熱忱招徠，並放手讓他們加入掃蕩群雄的事業奮鬥中發揮才華，更增生了建安作家“情踴躍乎鞍馬”(吳質《答東阿王書》）、“獲載筆而從師”（徐幹《西征賦》）的高亢、奮揚的人生意氣。

以這樣的意氣“倚馬”草檄、上馬討敵，並於軍戎之餘“投戈吟詠”，自能“傷時憫亂”而不失壯邁之氣，激揚文字而常帶風雲之色，形成風骨嶙峋的建安氣象。

社會大動盪的時代，往往又是思想大解放的時代。建安時代也正是如此。作為舊制度、舊秩序綱維的舊思想，在這個時代遭到了富於開拓氣概和懷疑精神的人們的有力抨擊和批判。

建安七子中最年長的孔融，就是一位充滿反叛勇氣的名士。他不僅在行止上常常“不遵朝議，禿巾微行，唐突官掖”，表現了對所謂“禮法”的蔑棄；而且在理論上“跌蕩放言”，公然宣稱：

“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何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

他還說“若遭飢懂，而父不肖，寧黯治餘人”。這樣的“悖理”，在禮法之士聽來，不啻是晴空炸響的一聲霹靂。

還有一位年輕的名士仲長統，在《見志詩》中，更以“達王拔俗”的氣概，發出如戰吼般的呼喊：

“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他要用火燒掉百家經典，這對被歷來奉為聖典的儒學，無異是一聲不祥的梟鳴！

曹操這個被時代風雲推上主宰地位的雄才，同樣具有破壞舊傳統的膽氣。他少年時代“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本就走了一條與傳統士人不同的生活道路。及其在群雄逐鹿中崛起以後，更不喜儒術而崇尚刑名。特別是在用人問題上，他再三申明：

“夫有行之土，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

他公然提出願求“盜嫂受金”如陳平那樣的無行之士，“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這樣的舉措，對於拘守舊傳統的人們來說，真有振聾發聵、摧枯拉朽之力！

在這樣一種講究“通脫”、不尚小節，思想上衝破種種禁錮而較為自由的時代氛圍中，建安作家自能無所顧忌，具有充分發展個人才華的廣闊天地；當其發為吟詠的時候，也就能脾睨古今、笑傲一世，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生氣和創造力。

與思想上的解放相聯絡，而且對建安文學的發展更有直接推動意義的，是建安作家對“文學”價值的新的體認，和作家間以詩文競雄並互激互勵的文學批評風氣的形成。

“文章”，或者說“文學”，在建安時代以前，雖然也曾被人們看重，並且早在春秋時代，就被歸入“立言”而列於“三不朽”之中。但是，傳統的價值評判，畢竟以“立德”為“太上”、“立功”為“其次”，最後才是“立言”。

到了苦悶停滯的漢末，“立言”或“文章”的地位更一落千丈，出現了“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趙壹《刺世嫉邪賦》）的不值一毛錢的可憐狀況。

然而，在既具建功立業壯志、又富創作才華的建安作家看來，“文章”的創造，卻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大事業，具有難以估量的長久價值。

曹丕在他所作的《典論·論文》中，就正以熱烈的情感、鮮明的立論肯定了這一點：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混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把“文章”（曹丕顯然將詩文辭賦也包括在內）的價值，破天荒提到與立德、立功並列的地位，並視之為可使“志士”留“千載之功”的經國“大業”和不朽“盛事”，表現了高度的“文學的自覺”精神。這在建安作家中，可以說是一種普遍的認識。

即便是曾經以“辭賦為小道”的曹植，在內心深處又何嘗不重視它的不朽價值？在他晚年所作《蓮露行》詩中，就曾熱切地述說著“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期盼著以自己的詩文創作，贏得千古之美名吶！

正因為如此，建安作家在熱烈追求建功立業於當世的同時，又不遺餘力於詩文創作上的競雄鬥奇。由於曹丕的推動和組織，建安諸子在集聚鄴下以後，常常“同輿”“接席”，“仰而賦詩”，進入了詩思雲蒸、奇賦並騁的創作旺盛期。

他們不僅大力從事詩賦創作，將表現題材從憫時傷亂、抒寫建功立業的雄心壯懷，擴充套件到了侍宴、遊覽、懷古、送別、羽獵、射鳶、詠物、娛戲各個方面，出現了將日常生活普遍“詩化”的奇觀；而且十分重視相互間的切磋琢磨，形成了以文學批評推動創作的嶄新風氣。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一反古來“文人相輕”之習，提倡新一代文人應該“善於自見”，不可“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正是對壯會鄴下的建安作家間，在創作上相互激勵、取長補短經驗的重要總結。

曹植《與楊德祖書》

而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對陳琳“不閒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卿同風”的嚴肅批評，也正顯示了鄴下創作團體在開展文學批評上不留情面的新風氣。曹植鑑於“世人著述，不能無病”的狀況，還大力提倡“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的作風。這對建安作家在創作上的互相評析、切磋琢磨，不斷提高藝術表現的水平，無疑是強有力的推動。

正是以上這些條件，加上東漢以來文人“五言詩”創作上積累的豐富經驗，使建安作家在建功立業的事業奮鬥中，橫塑賦詩，投戈吟味，接席連輿，競雄鬥奇，將不平的時代和平凡的日常生活普遍“詩化”，創造出了充滿慷慨之氣和英雄風色的一代文學之奇觀。

這樣的時代條件和作家素質，在歷史上並不多見。所以，這個時代所推出的如此富於“風骨”的一代文學，也就不乏其永久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