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陸家人物陸機陸雲

東晉謝家謝石謝安謝道韞

王家王羲之王獻之王凝之

桓家桓溫桓玄桓楚

自東漢、曹魏至兩晉，隨著社會不斷髮展，累世公卿、豪強地主加上當時“九品中正制”式選官制度，兩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形成了嚴格的門閥制度，士族！

士族又稱“世族”“門閥”，是指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他們是社會的上層階級！庶族也稱“寒族”，與士族對應，士庶不通婚，甚至不會同桌而坐！士族往往把持著朝廷重要位置、文官居多，庶族的崛起是從軍掌握軍權開始的，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士族沒落、庶族崛起的此消彼長的過程！

我們講到晉朝時期的名門望族，回顧東晉王朝的建立過程就會發現，東晉王朝是皇族司馬氏在南北士族豪門的大力支援下才得以延續統治的，當時流傳一句話“王與馬，共天下”，馬即是東晉皇族司馬氏，王則是指“琅琊王氏”。晉元帝司馬睿稱帝后，大力支援他的琅琊王氏王導、王敦兄弟先後封侯拜相，此外“書聖”王羲之就是出身琅琊王氏，是王導侄子！

此外，晉朝時期計程車族代表還有：陳郡謝氏、譙國桓氏、潁川庾氏、高平郗氏！

唐代大詩人劉禹錫《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其中“王謝”即是指“陳郡謝氏”，代表人物謝安：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太保；謝石：官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等；謝玄：官至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靈運：著名詩人。由謝安坐鎮京師任總指揮、謝石任征討大都督、謝玄任前鋒都督、謝琰任輔國將軍指揮東晉軍隊戰勝前秦“淝水之戰”讓“陳郡謝氏”聲譽達到頂峰，和“琅琊王氏”並稱“王謝”！

“譙國桓氏”在東晉時期堪與“王謝”分庭抗禮，其中桓玄曾一度篡奪東晉帝位。另有代表人物桓溫：晉明帝駙馬，官至丞相、大司馬，曾把持朝政十餘年；桓衝：東晉名將，官至車騎將軍，荊州刺史等。

潁川庾氏代表人物庾亮：官至徵西將軍，兼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都督七州諸軍事。

高平郗氏代表人物郗鑑：官至太尉；郗超：官至中書侍郎。

晉門閥政治中起過重大作用計程車族有琅邪王氏、高平郗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琅邪王氏王導、王敦兄弟與司馬氏“共天下”，開創了東晉門閥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

永嘉南渡後，王導始終居機樞之地，王敦則總征討於上游，王氏家族近屬居內外之任，佈列顯要者人數甚多。王氏家族諸兄弟子侄之間時有矛盾，甚至互相殺戮，如王敦殺王澄、王稜，王敦敗死後王舒沉王含、王應於江，等等。雖然如此，以王導、王敦為代表所構成的王氏家族勢力是非常牢固的，這使“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維持了二十餘年，直到庾氏家族興起，抑制王氏並凌駕於王氏為止。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興，王氏家族權勢發展越過了自己的頂峰以後，王氏家族的社會、政治勢力以及文化影響仍舊不衰。

郗氏家族經歷了東漢末年郗慮初入政治時的幼稚而導致失敗，兩晉之間的郗隆由於優柔寡斷而在軍事鬥爭中被殺，東晉初年時的郗鑑最終依靠自己流民帥的身份建立京口武裝集團，在平叛王敦、 蘇峻之亂中建立功勳，入主東晉政權中樞。

郗鑑在西晉末年，在成為流民帥之前，就已經贏得了很高的名望。甚至趙王司馬倫、東海王司馬越都曾徵召於他，當時八王亂鬥正酣，郗鑑不敢輕易在哪個王爺身上下注，於是全都謝絕了。謝絕朝廷徵召正是士族名士們最喜歡乾的事。洛陽淪陷後，郗鑑未南渡，與宗族鄉黨千餘家保據嶧山（鄒山），受琅邪王司馬睿委署為兗州刺史，三年眾至數萬。司馬睿拜郗鑑為刺史，成本只是一張詔書，其他的支援全無。後來司馬睿詔郗鑑南下任職，意在制衡大將軍王敦，但郗鑑沒去趟渾水。後來石趙對東南用兵，郗鑑的壓力越來越大，恰巧新帝晉明帝司馬紹再次徵召郗鑑南下。郗鑑最終決意南下，於元帝永昌元年（322年）七月退保合肥，時距洛陽之陷已是十一年整了。紀瞻薦郗鑑於晉元帝，元帝徵鑑為尚書，入居京都，但是郗鑑部屬仍然只能屯駐合肥，他本人出鎮時也屢居江北。合肥是當時軍事要地，與建康為犄角，本不宜由流民帥入駐。郗鑑先是於“永昌初征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領軍掌宿衛之任，也不是遠來流民帥郗鑑所宜領。所以郗鑑一到建康，就有轉拜尚書之事，而郗鑑不會不懂內情，因而“以疾不拜”。等到王敦勢逼，明帝才真正有了用郗鑑勢力以為外援的要求，遂有對郗鑑假節鎮合肥之授，郗鑑才有了回到他所統流民的駐地合肥的機會。可是，王敦又不願接受這一於己不利的事實，上表以郗鑑回建康為尚書令。由此看來，郗鑑南來後得入東晉上層集團，雖經紀瞻薦引，畢竟還是有此一段若隱若現的曲折過程。其中關鍵之處是，從朝廷說來，郗鑑可為己用，但他畢竟是流民帥，必須小心謹慎對待，有所防範；從都鑑本人說來，他雖然可以在王敦之亂中為朝廷奧援，但不能脫離隨他南來的兗州流民群體，否則他將失去資實，一事無成。

原來王敦初叛，是在執政王導的默契下進入建康的，其直接目的是清君側，所謂君側，指明是劉隗、刁協、戴淵等一批王氏家族的仇人。時門閥士族雖不支援王敦篡奪，也還沒有堅決站在朝廷一邊。朝廷對王敦尚不具備明顯的優勢。所以明帝只能籌之於較低計程車族人物郗鑑、桓彝，而郗、桓籌兵，也只能求之於門閥士族以外的流民。郗鑑以流民帥身分率眾南來，他以後的活動都與流民有關係，力量的基礎始終是流民。一直到他臨終上疏，還是諄諄以流民事為重。

王敦再次起兵叛變，明帝命“以（郗）鑑尚書令領諸屯營”，郗鑑統領全域性，最終成功平叛。明帝病逝後，郗鑑為七大輔政大臣之一，改鎮京口，領徐州刺史，拱衛建康。蘇峻之叛時，郗鑑聯合陶侃、溫嶠一同平叛。戰後郗鑑進爵南昌縣公，並且繼續保留自己的部眾，大本營即設在京口。關於京口的作用，歷來史家獨重謝安以謝玄據京口建立北府兵之事，這無疑是有理由的。但是北府其所以具有這種地位，其所以能夠發揮這種作用，首先是由於前此郗鑑的長期經營。否則，謝玄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內，在京口建成一支足以支配南北關係和東晉政局的北府兵。京口在郗鑑經營時期，已經發揮頗為顯著的作用，概括言之，有控制三吳、抵禦海盜、拱衛京師三個方面。

庾、王交惡，當時人所共知。王導老謀深算，不事聲張，並圖杜絕“悠悠之口”，這是王導“善處興廢”的一種表現。但是隻靠王導的政治才能並不足以息庾亮之謀。郗鑑擁兵京口，力拒庾亮而助王導，才使鹹康政局未生大變，使琅邪王氏地位不墜。《晉書》卷七三《庾亮傳》：“時（案在鹹康中）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鑑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眾黜導，又以諮鑑，而鑑又不許。”郗鑑兩次不同意藩鎮起兵廢黜王導之謀，是這一階段東晉政局得以相對穩定，內戰未再發生的關鍵所在。

王導為政“務存大綱，不拘細目”，是他一貫作風，晚年更是如此。《世說新語·政事》：“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丞相末年”就是指鹹康中，也就是庾、王對峙最為緊張的時候。王導憒憒為政，主要目的是和輯士族，求得彼此利益的均衡，特別是使庾、王之間相安無事。

王導在建康執政，必須有相當的武力留在身邊以為支援，因而不得不羅致武將趙胤、賈寧輩。《晉書》卷五七《趙誘傳》，謂趙胤父趙誘“淮南人也，世以將顯”，父子歷事王敦、王導，為琅邪王氏故舊。《晉書》卷七八《孔愉傳》，王導“將以趙胤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顗）、應思遠（詹）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賈寧事蹟見《世說新語·賞譽》“何次道嘗送東人”條注引《晉陽秋》及《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賈為長樂人，初自結於王敦所屬王應、諸葛瑤，後投蘇峻為其謀主，又降王導。看來賈寧也是琅邪王氏故舊，他雖曾與人共勸蘇峻殺王導等諸大臣，但降王導後仍被重用。王導所保全的降將，還有路永、匡術、匡孝等人。溫嶠曾反對王導褒顯降人之事，見《溫嶠傳》。王導欲引用匡孝，《王蒙傳》謂王蒙致箋王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不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會稽孔愉與從子孔群本與匡術有隙，王導為了保全匡術，令匡術於座勸孔群酒以釋孔氏之嫌。凡此諸事，都說明王導兄弟輩死亡既盡，實力已衰，不得不蓄意庇護武人、降將，以供驅使，雖受到士族名士的強烈反對亦在所不顧。這些人客觀上都起了支援琅邪王氏家族地位的作用。其中的路永投降石虎，但那是王導死後的事。

王導雖以武人、降將為爪牙，但是在戰略上所依恃的，卻是以京口為屯兵之所的郗鑑。陶侃、庾亮欲起兵廢黜王導，都要諮之於郗鑑，而郗鑑則具有舉足輕重的否決之權。陶侃、庾亮如果逆郗鑑之意而勉強行事，勢必形成內戰，當權之輩飽受王敦、蘇峻之禍，是不敢貿然一試的。

郗鑑死於成帝鹹康五年（339年）八月，其年七月王導死，翌年正月庾亮死。三巨頭之死全在這半年之內，他們之間的複雜關係所構成的政治暗流，至此應當不復存在。但是作為家族，王、庾、郗都還在繼續發展。三個家族的後人中雖然未再出現象王導、庾亮、郗鑑那樣足以左右政局的人物，但是原來政局的影響，還若隱若現地存在著並且繼續起著作用。郗氏部曲義故在京口、晉陵者，郗鑑以田宅處之，他們與郗氏關係密切，自不待言。郗鑑死後朝廷想綏撫他們，必然要借重郗鑑子侄。所以郗鑑子侄居官者如果不在京口，就在與京口關係密切的會稽五郡。郗氏住宅、塋冢在京口，其家業亦有在會稽的始寧、章安等地者。郗氏家族在這一帶的潛在勢力，歷久不衰。郗鑑初鎮京口在成帝咸和元年（326年），郗愔被排擠出京口在廢帝太和四年（369年）。郗氏家族勢力支配京口、晉陵地區，前後歷時四十三年之久。當桓溫已大權在握、左右政局的時候，執政司馬裡還力圖掌握京口以保護建康，把京口交給不附桓溫亦不為桓溫所容的範汪、庾希。桓溫素稱京口“兵可用”，必欲取得京口，因而採取了三步對策。第一步，以出軍失期為名免範汪為庶人，接著又以沒郡免庾希徐州職任。庾氏不但如前所述，家於晉陵之暨陽，在京口亦有府第，其家族在這一帶的潛在勢力，是難於剷除盡淨的。所以桓溫採取了第二步措施，名正言順地以郗愔鎮京口，用來取代庾氏。《晉書》卷六七《郗愔傳》：愔為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惜與徐、究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郗愔本以“衝退”著稱，與桓溫無爭，但終非桓溫可以放心的人。所以沒過多久，桓溫又採取了第三步措施，於太和四年（369年）北伐過程中逼郗愔交出徐、克，由桓溫並領，結束了郗氏家族支配京口的時期，也完成了桓氏對東晉上下游諸藩鎮的全面控制。

郗氏京口勢力雖已不存，但由郗鑑開始經營的京口重鎮，在東晉的建康政局中繼續起著關鍵作用。以後，謝玄在京口，組成了關係淝水之戰勝敗的北府兵；王恭據京口，與荊州殷仲堪等聯兵反對執政；劉牢之據京口，鎮壓東方農民起義軍；劉裕據京口，繼續鎮壓農民起義軍，又平定桓玄之亂，最後竟以京口方鎮轉移晉柞。

劉裕深知京口對建康的重要性，他得勢以後，對京口採取了嚴密的控制措施，而且以子弟居其任，不授異姓。

庾氏在江左之興，主要由於庾氏聯姻帝室的家族關係和庾亮出入儒玄的個人素質。庾亮好談玄學，卻不非儒，不廢儒家禮法事功。“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皆憚其方嚴”。庾亮出入玄儒，具有玄學表現和儒學內涵，這種個人素質，使他異於其時的多數名士，而頗類於王導。這大概是庾亮本人後來被明帝重用以平衡王導勢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明帝經歷了王敦之亂的劇烈震動，對王氏家族更有戒心，親庾亮、疏王導的意向越來越明顯。明帝成年在位，“潛謀獨斷”（《明帝紀》），雖袒庾而不縱庾，庾、王之間還不具備公開進行傾軋的政治氣候。到了成帝之時，皇帝幼衝，庾太后臨朝，庾亮擁有決斷政事之權。他執政後，一反王導的寬和，依法斷事，又殺南頓王司馬宗等宗室，因而大失人心。後執意徵流民帥蘇峻入京，造成了蘇峻之亂。京師陷落後，庾亮逃奔尋陽，與江州刺史溫嶠共推荊州刺史陶侃為盟主，平定了動亂。亂事平定後，庾亮出鎮豫州。

東晉之初，皇權對門閥政治進行了兩次重大的反抗。一次是晉元帝假手於權臣劉隗、刁協等人，而王敦的反叛打破了這次反抗；另一次是晉明帝假手於宗室、外戚南頓王宗和虞胤等人，而庾亮排闥入宮打破了這次反抗。明帝於士族名士以外，兼用宗室諸王以掌宿衛禁旅。虞胤之姊虞妃於明帝有母養之恩，故虞胤情同舅氏，與羕、宗等同為明帝所暱。胤、羕、宗等與士族名士王導、庾亮輩志趣不同。明帝之末，子幼臣疑，似有託後事於胤、羕、宗等之意，利用他們與士族名士的矛盾，共謀廢黜執政的王導、庾亮等人。他們以禁兵之力，封鎖宮省，隔絕群臣，以堅明帝之意，成廢黜之謀。可以想見，在這場鬥爭中首當其衝者，是王導而不是庾亮。其時王敦之亂平息剛剛一年，王導保護家族利益之不暇，毫無力量參與這場角逐。能否衝破這一局面，維持形成不久、尚待鞏固的門閥政治，關鍵人物是庾亮。庾亮於此時毅然以帝舅的特殊身份，排闥入見，始得扭轉事態，使門閥士族獲得對宗室諸王的完全勝利。庾、王之間利害不盡相同，而且在明帝時矛盾有越來越明朗化的趨勢。儘管如此，他們在維護門閥政治方面的立場，則始終是一致的。

晉成帝咸和四年（329）蘇峻之亂平息以後，庾亮引咎出都，以豫州刺史屯駐蕪湖，企圖就近控制朝政，與王導相持。這是東晉建國後在非戰爭狀態下出現的第一次豫州與揚州相持的局面。鹹康五年是王、庾兩家士族生死搏鬥的一年，搏鬥的結果，暫時只能是持平，這與王導、庾亮相繼死去很有關係。但是王、庾之死，並沒有結束這兩個家族之間的搏鬥。由於繼王導為相的庾亮弟庾冰，在“人情恇然”（《庾冰傳》）的情況下意在周旋寧息，王、庾矛盾暫時在寧靜局面下轉為暗流，維持了兩年多之久。

庾亮兄弟輩的重要活動之一，是經營北伐。庾氏經營北伐的直接目的，不在於進行境外的軍事活動，而在於取得並牢固掌握襄陽。襄陽是梁州州治所在，有流民武裝可用，是荊州的屏藩。庾亮、庾翼相繼以北伐為名，終於把襄陽區域的桓宣勢力排除，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境，並一度遣軍入蜀。庾氏在上游所據領域之大，聲勢之顯，是前此王敦、陶侃諸人所不能及的。庾氏在上游的經營歷時十餘年，時間可謂不短，但是庾氏勢力的衰敗，卻發生在瞬息之間。潁川庾氏庾亮這一輩確實個個都是人物，庾亮、庾冰、庾翼再加上晉明帝的皇后（成帝時期的庾太后）。可是庾家興盛也僅僅侷限在了庾亮這一輩。庾亮去世的早，王導去世後沒多久庾亮也跟著去了。因為聽取庾冰的建議，晉成帝司馬衍在臨死時將皇位讓給了自己的弟弟司馬嶽。因為擁立司馬嶽有功，潁川庾氏的權利達到頂峰。庾冰掌控中樞，庾翼則在襄陽守著庾家的長江上游的基本盤。

可是好景不長，司馬嶽在位兩年就去世。司馬嶽去世的時候，庾冰、庾翼兄弟建議司馬嶽將皇位給會稽王司馬昱，可司馬嶽卻聽了中書監何充的建議將皇位給了皇子司馬聃。因為外戚身份得勢的潁川庾氏，權傾朝野，而且立儲問題上不向著自己兒子，新掌權的皇太后褚蒜子自然將庾氏作為了打壓的物件。而庾冰、庾翼先後去世之後，庾家一下子就衰落了。潁川庾氏興起的很慢，衰落的卻很快。庾氏在長江上游，以襄陽為中心經營的勢力範圍，因為庾氏的急劇衰落，而落入了譙郡桓氏之手。

桓氏出自譙郡龍亢，祖桓彝南渡，與東晉先後執政諸士族相比，門戶地位不高。史籍均謂桓彝為東漢大儒桓榮之後。晉穆帝一朝政局，語氣之間不無微詞，但畢竟認為這十餘年間疆埸時聞北伐，江漢久息風濤，是東晉南渡以來少有的安定時期。這個時期人物風流，清言雋永，是江左上層社會中的一個特色。桓溫勢力的興起，也是在這個時期。桓溫出督荊州，在永和元年。永和政局，是以中樞司馬昱、殷浩為一方，以上游方鎮桓溫為另一方的實力相持。司馬昱、殷浩的中樞秉權集團，基本上是一個名士清談集團，夙有盛名但並無經綸世務的才力。所以中樞的重心是不穩定的，只是靠豫、徐方鎮的支撐，才能免於被桓溫顛覆的危險。上游桓溫繼承了庾氏兄弟長期經營的局面，擁有荊、梁等八州廣大地區，又有以徐寧為刺史的江州作為與下游豫、揚之間的緩衝地帶，因而自成體系，獨立發展。但桓溫也亟須乘時立功以增望實，才能在與朝廷相持中保持主動地位。永和年間中樞與上游方鎮之間的基本態勢如此，雖然關係有時緊張，但雙方之間尚不存在以兵戎相威脅的危急情況。永和五年，石虎死，北方混亂，東晉相持的雙方藉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搶奪北伐旗幟，企圖在聲勢上壓倒對方，以圖鞏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擴大自己的影響。桓溫廢黜殷浩，總攬北伐之任，在永和十年。此後桓溫逐漸坐大，以致專擅朝廷。

東晉時期，陳郡謝氏家族地位迅速上升，其契機大體是：一、兩晉之際，謝鯤由儒入玄，取得了進入名士行列的必要條件。謝鯤其人，於放浪中有穩健，並非完全忘情物外，這就為他的子侄不廢事功、逐漸進入權力中心留有餘地。二、穆帝永和以後，謝尚兄弟久在豫州，在桓溫與朝廷抗爭的過程中培植了自己的力量，取得舉足輕重之勢，使謝氏成為其時幾個最有實力的家族之一。三、謝安憑藉家族勢力和拒抗桓溫的機緣，得以任綜將相；又以淝水之戰的卓越功勳，使謝氏家族地位於孝武帝太元間進入士族的最高層。此後謝氏權勢受制於會稽王司馬道子，謝安、謝玄被解兵權，旋即相繼去世，但其家族地位卻穩定在一個極限水平上，一直延伸至南朝之末為止。

這家士族在東晉門閥政治中的地位，遠不如前此居位的各家士族重要，因而不甚為史家所注意。其實就東晉居位擅權的各個門閥士族而言，其家世的淵源和門第的顯貴，只有琅邪王氏可以和太原王氏相比。這兩個王氏家族，一個佐東晉以興，一個伴東晉而滅；一個開門閥政治之端，一個附門閥政治之尾。也許我們可以借用“王與馬，共天下”之語，來說明東晉一朝的門閥政治以門第最貴的王氏家族始，也以門第最貴的王氏家族終。不過這樣一來，“王與馬，共天下”的意義就超過了諺語原來意義的範圍，而成為讖語了。

太原王氏影響東晉政局的時間，是在淝水戰後至桓玄之叛的約二十年中。由於淝水戰後司馬皇室力圖振興皇權和相權，由於太原王氏作為當政計程車族已經沒有兵權和沒有足為時局重心的人物而不同於前此的王、庾、桓、謝諸族，所以太原王氏只能是依附於而無力超越於皇帝（孝武帝）或相王（會稽王司馬道子）的權威而起作用。我們可以說，太原王氏居位的門閥政治，實際上是迴歸皇權政治的過渡的一步，是東晉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的終場。

歷史的發展往往多有反覆，特別是在其轉折時期。行將退場的門閥士族階層並不願意就此退場，所以有桓玄之叛成為門閥政治的迴光返照。力圖振興的皇權不可能在業已腐朽的司馬氏皇族手中得到振興，因而有劉裕等人物之起，成為門閥政治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