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忘了童貫嗎？

宦官這個群體，跟文人是天敵，而話語權掌握在文人手裡，所以宦官通常的形象都是邪惡的變態，惑亂朝綱，專權惑主。

但是呢？任何群體實際上是一樣的，總不能宦官都是壞人，文官都是好人吧？

宦官和文官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一樣的，都有好有壞，你印象中的那些邪惡的宦官，可能並不是你想的那樣。

宦官並非朝廷官員，也非官僚系統的，所以並沒有權力（執政權），那他們怎麼能禍國殃民呢？顯然是皇帝把權力過渡給他的，讓他們行使皇權。

他們的本質是皇帝的秘書、助理，給予權力後，就成了實際上的宰相，但是還是皇帝的爪牙鷹犬，抗衡的就是文官、外朝宰相之類的人。

而話語權掌握在在文官手裡，對他們的對手，自然是極力抹黑了。

宋朝以前，類似於貴族政治，皇權衰弱，自然需要更多的助手，比如女後、外戚、宦官、小人來做盟友助理，

而宋朝科舉成熟之後，進入官僚政治時代，皇帝對官僚有先天優勢，所以不需要女後、外戚、宦官來輔助自己，所以宋朝以後，這幾類人基本退出歷史舞臺，明朝除外。

宋朝的宦官就是這樣的存在，並不是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不需要他們對抗文官、權臣了，

據宋史記載，宋朝沒有太監專權的原因簡要的可以概括為：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

一、宋太祖趙匡胤建國後，汲取了前朝的弊端，對宦官的編制人數，官階高低，權力大小都有明確的規定。這些硬性的制度有效的限制了宦官的無序發展。

二、大宋執行重文輕武的治國之策，賦予宰相的權力極大，很多事情都要透過宰相的裁決才能執行，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宦官干預朝政的空間。

比如宋真宗的一個太監年老了，想回到老家做一個刺史的官，結果到了宰相王旦的這裡，王旦就和宋真宗說，你今天給了這個老太監做刺史，明天再有一個太監要求做樞密使—國防部長，你怎麼辦？宋真宗被問的啞口無言，也只能不了了之！

三、正是因為宦官都被制度卡在了籠子裡，他們要想像漢朝，唐朝的太監那樣干預朝政，簡直是不可能的，他們能做的只能是老老實實的為國家做力所能及的事。

不好意思，北宋宦官不僅勢力空前膨脹，而且與宰執勾結掌控政局，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宋徽宗在位時期，只有四位武將被授節度使官銜，卻有宦官七人被授予。童貫是宦官中第一人。

崇寧末年（1106）到政和元年（1111），童貫主持西部軍政，當時宋軍主力聚集西部，童貫的胡作非為，給此後的戰爭敗北埋下了伏筆。

而且聯金滅遼是宋徽宗的重大戰略決策，這也是壓倒北宋滅亡的最後一根稻草，童貫正是聯金滅遼決策的提議者、決策參與者和主要實施者。

北宋後期宋朝在軍事上的失利及走向滅亡，宦官於中起的負面作用是非常嚴重。

這一點，南宋初的人看得很清楚，紹興二年（1132），就有人上奏就指出：

自崇寧以來，宦官握兵，馴致禍變，天下之人言之切齒。

軍事上的失利也就算了，宦官所做所還大量激起民憤，宋欽宗下詔聲討童貫十大罪狀中就有“首薦朱勔起花石”一條。

宋徽宗時還出現了宰執與大宦官勾結的情況。最典型的是蔡京與童貫、王黼與梁方平的勾結。

宦官勢力惡性膨脹，造成了重大禍害，當時的人對此深惡痛絕，官員們甚至還發起了幾次誅殺宦官的群體性事件。

南宋初逼宋高宗退位的“苗劉之變”，就是是宦官問題。

可以說，宋代的“閹禍”絲毫不比前代輕，北宋的“閹禍”比前代更深刻，更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