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還真寫過小說，不過長期以來，他的小說被詩歌和散文的藝術光芒掩蓋了，論及者少。至今可考的有十幾個短篇小說，4則童話小說。其他小說，除收入小說集《輪盤》外，還有未完稿的《璫女士》。
我將結合具體的小說，從內容思想性和藝術性兩方面，說說對他小說的評價。
徐志摩的小說，描寫物件並不很狹窄，其中有革命者（《璫女士》），有正直的較為進步的知識分子(《老李的慘史》)，有老實的僕人(《家德》)，有羅曼蒂克的留學生(《春痕》)，有失去了青春的老姑娘(《兩姊妹》)，有在賭場上陷入窮途末路的婦人(《輪盤》)。不過，各種知識分子是它的主要描寫物件。
徐志摩在小說中所揭示的問題，有一定現實意義。總的傾向是：批判封建守舊勢力，暴露社會黑暗，同情貧苦人，貫穿著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的思想。
比如《春痕》嘆息人生易老，青春、美、愛情，如幻影一般，很快消逝，當年人事，而今面目全非，飄蕩著淡淡的哀愁。《兩姊妹》對告別了青春和歡樂的孤獨者，半是同情，半是諷刺。《一個清清的早上》是對中國的奧勃洛摩夫們（俄國岡察洛夫的長篇小說《奧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一個多餘人形象）的揶揄。
《船上》像一曲大自然和淳樸農村的讚歌。《輪盤》諷刺了沒落者。《家德》讚揚了僕人的勤勞忠實品質。《肉豔的巴黎》，《“濃得化不開”二則》社會意義甚微。
徐志摩的小說，積極意義較大的是《老李的慘史》、《死城》、《璫女士》。
《老李的慘史》所寫的事件和人物，雖不在時代潮流的漩渦中心，但與時代風雲有關。作品寫一個性格頗怪，正直、憨厚的知識分子老李生命被舊勢力吞沒的悲劇。
老李因在校學習時成績優秀，中學畢業後被知事任命為小學校長，遂招致原任校長孟甫的仇恨。孟甫是流氓地痞，沒有受什麼教育，抽大煙，外遇，侵吞學費，又是“笑面虎”，陰險毒辣。他見族上公議將祭產給了老李，便唆使在軍隊裡當連長的猛三回鄉和老李爭奪。
按規定，祭產應給有功名的人。結果，老李獲勝，猛三失敗。但孟甫不死心，在猛三妻子因與人私通，服藥致死後，又寫信給猛三，造謠說老李逼死了他的妻子。猛三信以為真，盛怒之一下，回鄉殺死了老李，然後自殺。
作者對老李傾注著熱愛，不時流露出讚美之辭。對於孟甫，則痛加撻伐。感情傾向很鮮明。小說共五節，二、三、四節都將老李與孟甫穿插對照描寫：前者正大光明，不以為意；後者毒計不斷，欲置人死地而後快。
作品以老李與孟甫的矛盾作為情節發展的主線，這一矛盾衝突所顯現的意義，也就是作品的主旨所在。儘管作者也許不是有意將孟甫作為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來著墨，但作品的藝術警體在客觀上卻具有反封建的意義。
老李從新學堂畢業，他辦學“主張三育並重，德育，智育，體育——德育尤其要緊”。中國封建教育，從來不講體育。老李的主張，在當時（根據作品稱“知事”，可知是清末)，對封建教育來說，至少是一種改良，是個不小的改革和進步。老李和孟甫的矛盾，不僅是個人之間的利害衝突，而是正直與邪惡，新與舊兩種社會勢力之間的鬥爭。
不過，應該指出，作者奉為正面人物的老李，某些認識也有謬誤。例如，他認為：
“現在時代就要酷吏，象漢朝那幾個鐵心辣手的酷吏，才對勁兒……壞人只配惡對付，殺頭,凌遲，都不應該廢的，象我們這樣民風強悍的地方，更不能廢”。
這樣肯定酷吏，實際上有利於鞏固舊的統治；苛政猛於虎，會給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作品中這些部分，是它思想內容上的雜質。
此外，作品中關於知事的描寫，也有值得斟酌之處。在作者的心目中和筆下，知事是一位“青天大老爺”，他見老李學有成就，就“把自己的大轎打了來接”老李,並委以高小校長的重任。他不貪不枉，在老李被殺害後，立即親自到現場察看，作出了不失為公正的判斷。
我們不能要求作家把舊社會的一切官吏都寫成壞蛋，那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但是，在《老李的慘史》中，知事被寫成明智的清官，這種藝術構思和處理，削弱了老李悲劇的社會意義。好在這詩作品的次要部分，瑕不掩瑜。
人們讀了作品以後，自然會掩卷深思：老李這個正直的好人，如此被殘暴地殺死，這悲劇的原因何在？他周圍的群眾頗好：他中學畢業後，族人公議將祭產給了他;猛三回家爭，群眾也還堅持原議;在老李被殺時，雖然大家“嚇呆了”，但因老李往無人方向跑，眾人“本來要救，也來不及”。
作為統治階級政權的代表人物知事也是好的，人們很難從他的言行中發規多少謬誤。這樣，悲劇的原因就只有歸咎於孟甫個人的卑劣兇殘了。我們知道，徐志摩是反對從社會制度、從經濟上、政治上、從階級本質上去探尋社會的病象和罪惡的根源的，也不主張與現實宣戰；他認為社會問題的癥結是在於個人靈魂的不潔。也就是說，從個人身上去找原因。
在這篇小說中，徐志摩著意譴責的靈魂卑汙的孟甫，是這一個人或這一類人，而不是攻擊整個舊社會。作品的思想意義也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和侷限了。
1929年1月發表的《死城》，以現實主義與象徵主義相結合的手法，對封建軍閥統治下的北京作了有力的揭露。那兒有國中之國——東交民巷，作品的主人公廉楓：
“走近東交民巷一邊的城根，聽著美國兵營的溜冰場裡的一陣笑聲，忽然想起這邊是帝國主父的禁地，中國人怕不讓上去。果然，那一個長六尺高的一臉糟痢守門兵只對他搖了搖腦，磨著他滿口的橡皮，挺著胸脯來回走他的路。”
東交民巷舊照
後來，他走到曠野中外國人的一個墳地裡。作者將北京比做一個死人，“一個骷髏”。墳地守門老人的訴說著：
“就在這兒東城根，多的是窮人，苦人。推土車的，推水車的，住閒的，殘廢的。全跟我一模一樣的……一年就比一年苦，大米一年比一年貴。土堆裡煤渣多撿不著多少。誰生得起火？有兒頓吃得飽的？夏天還可對付，冬天可不能含糊。凍了更餓，餓了更凍。……北京就象個死城，沒有氣了……”
作者對整個舊社會，已感得絕望，有相當的藝術批判力。作者關心同情的是窮苦的人們。這篇小說，對舊社會有相當的藝術批判力。
徐志摩在逝世前不久寫的《璫女士》，因作者遇難，成了殘篇。作為小說，它藝術上尚未至佳境，但從生活內容和思想內容上，卻是徐志摩小說中的最優者。
作品以一個被捕革命作家蘩的妻子璫女士為主人公，並以她作為觀察社會生活的視窗，寫她丈夫被反動政府捕去後的遭遇和心理活動。
小說中，徐志摩的感情傾向比較明顯，將尊敬、同情、摯愛，傾注在璫女士、蘩以及他們的忠實的朋友黑身上。而對於黑暗社會和反動勢力，特別是對賣身投靠者，投以鄙視憎恨的眼光，給了有力的揭露與抨擊。
作品將熱情、正直具有為窮苦人而鬥爭而獻身的精神的蘩，同那個容不得真、善、美的社會作對照，將抱病為朋友廢寢忘餐地奔走的黑，同賣友求榮，令人不齒的崔作對照，就像是畫家用濃黑與潔白兩種顏色互為襯托一樣，愈顯出兩者毫無共同之處，也鮮明地流露了作家的愛憎感情。
徐志摩在璫女士形象上所花的筆墨較多，在她那長長的回憶和心理活動中，我們可以窺見她內心深處的複雜性，她的思想的閃光處和弱點，她和蘩的共同點和差異。作者並不是平均用力，而是主要突出她的堅強不屈的思想性格核心。她在讀者心目中留下了革命者妻子的美好印象。
作品告訴人們，人應該怎樣生活？應該怎樣對待黑暗社會和反動勢力？怎樣對待窮苦人民？怎樣對待朋友？怎樣對待一己的利益？
像徐志摩這樣曾經長期對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對真正的革命者懷著誤解、偏見的作家，能寫出《璫女士》這樣的小說，應該歸功於生活對他的衝擊和教育，歸功於生活真理的力量，歸功於現實主義的勝利，也應歸功於作者正視現實和糾正謬誤的勇氣。
徐志摩的小說，就取材和人物塑造而言，大致有兩類：
一類是以真人真事為基礎，如《老李的慘史》，是寫作者中學時代的同學李幹人；《春痕》據作者說，原名《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是登在1922年的《努力週報》的，故事裡的主人翁是在遼東慘死的林宗孟先生；《家德》，是以徐家的老僕人家麟為模特;《璫女士》則是寫丁玲、胡也頻1931年一、二月間的一段生活。
另一類是並不一定有真人真事作根據，虛構的成分較多。較為成功的作品，多屬前一種。
沈從文先生在《<輪盤>的序》中說了幾句頗有藝術敏感的話，他說：
“作者在散文與詩方面，所成就的華麗局面，在國內還沒有相似的另一人，在這集中卻仍然保有了這獨特的華麗，給我們的是另一風格的神往。”
不過，對此我覺得還應該作一些補充。徐志摩的詩、散文、小說，大多是華麗、濃豔的，但也有一小部分是另一個極致，詩如《一條金色的光痕》，散文如《一宿有話》，小說如《老李的慘史》、《家德》，都是質樸型的作品。
作家著意在小說上追求的藝術風格，正如他在《輪盤自序》中說的：
“一篇完全的小說，象一首完全的抒情詩，有它獨具的生動的氣韻，靈異的閃光。”
他還說，他喜歡契訶夫、伍爾夫、司德萊塞等人的作品。在徐志摩的一些小說裡，也的確可感覺到他受到了契訶夫等人的影響。
如《春痕》是小說，也似散文詩。這種寫法，正是徐志摩的特長。它分四節，即“一、瑞香花—春”;“二、紅玫瑰—夏”；“三、茉莉花—秋”；“四、桃花李花處處開—十年後春”。
每一節都將人物的風韻，心靈情緒的流波和對大自然風光的描繪結合起來;用自然景物烘托和暗喻人物的感情，自然氣候的季節，植物中的花，都帶有象徵的意味。
《春痕》有若斷若續的情節線索，但作者並未在編織情節上著力，作品也不以故事的奇異取勝，而是從逸和春痕的幾十年生涯中，選取四次會晤的場面，從環境氛圍、人物風度、感情變化，用濃墨重彩加以點染。作品迴盪著濃郁的詩意詩情，有著變化的“生動的氣韻”。
在徐志摩的小說中，多數作品(如《船上》、《“濃得化不開”》二則、《死城》等)和《春痕》風格近似。它們或無完整的故事，或者雖有一個故事的輪廓，卻並未細緻描寫事件的發生、發展的具體過程，往往採用明喻、暗喻、象徵手法，引導讀者進入藝術境界，進行思索。
在這些作品中，寫景寫物寫人，似寫實，又似象徵，主觀色彩多於客觀實在的面貌。如《死城》關於北京前門城樓的描寫：
“在灰土狂舞的青空兀突著前門的城樓，象一個腦袋，象一個骷髏。青底白字的方塊象是骸鏤臉上的窟窿，顯著無限的憂鬱，廉楓從不曾想到前門會有這樣的面目。它能有什麼憂鬱？它有什麼憂鬱。可也難說，明陵的石人石馬，公園的公理戰勝碑，有時不也看得發愁？總象是有滿肚的話無從說起似的。這類東西果然有靈性，能說話，能衝著來往人們打哈哈，那多有意思！但前門現在只能沉默，只能忍受——忍受黑暗，忍受漫漫的長夜。它即使有話也得過些時候再說……這年頭一座城門都有難言的隱哀，真是的！”
這裡，具體描寫很少，主觀的抒情議論很多。這篇作品，不管是寫門樓，寫墳地，寫看門的人，寫東城根的窮人的苦楚，都是“死城”的構成部分，又都是它的縮影和象徵。
象徵手法的運用忌生硬，也忌過於晦澀。有的作家唯恐讀者不解其意，象徵成了極淺顯的圖解;有的則走向另一極端，根本不考慮讀者能否理解，寫得極為晦澀，作品如同一個難猜的迷。徐志摩的小說，沒有這些毛病。
徐志摩在小說創作中，藝術想象力勝過如實地描寫的本領。比如，《一個清清的早上》。從咢先生早晨醒來寫起，先就“翻身”作了一段文章，接著從“翻身”聯想到他“睡不著”，又作了一段文章，繼而由此想到此時正是想心事的好機會，又是一段，這才進入“想”。他想自己與有夫之婦小彭的暖昧關係，權衡利害得失，左思右想，最後才想到這事兒：
“隨你繞大彎兒小彎兒想去，回頭還在老地方，一步也沒有移動。空想什麼，咒他的——我也該起來了。”
作品也就到此結束。這簡直是用想象編織成的人物心理活動的長幅畫錦。
與這一特點相聯絡，徐志摩的小說，心理描寫較多，雖不能說沒有一般化的平庸的，但大多較成功。
《一個清清的早上》通篇都是心理描寫，《輪盤》，《璫女士》大半篇幅也是心理描寫，徐志摩善於將第三人稱轉為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的口吻，又喜歡將歷史的人物和畫面直接出現在心理活動的畫面上。作者對人物的心理描寫，一般說較細緻，但不太深。
與《春痕》《一個清清的早上》等作品藝術上異趣的是《老李的慘史》《家德》等少數幾篇。情節線條具體、清晰，生動，人物個性特點突出。
《老李的慘史》是故事型小說，第一節寫的，都是濃縮了的小故事。第二節，人物進入矛盾，進入構成作品主幹情節的中心。第三節，矛盾向前發展。第四節，是故事的高潮和結束。第五節，已是尾聲。情節結構的大的框架，是按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為序，各節的具體安排則不盡一致。
為適合短篇小說的特點，故事情節有跳躍性。作品從老李讀中學寫起，介紹他在學校的幾個故事。第二節的第一句就是：“老李現在做他本鄉的高小校長了”。然後敘述他怎樣當了小學校長。第三節透過老李的心理活動反映事態的發展。第四節與第二節寫法差不多，先交代事情結局，再寫知事來現場察訪，揭出內慕。這樣，就第二節、第四節這兩個區域性來說，用的是倒敘法。
這篇小說故事情節的安排，尚不能說是如何巧妙，然而也有起有伏，錯落有致，有一定的藝術水平。
《老李的慘史》的人物性格塑造，有虛有實。對老李主要用實寫，對孟甫則用虛寫。其中老李的性格給人印象較深。徐志摩寫老李，用了多種手法，主要寫人物的言語、行動，但也間或用心理描寫。不過他的行動描寫筆法較粗，心理描寫卻較細，但行動描寫較心理描寫出色。
《家德》用第一人稱介紹性敘述語言寫成，極少環境景色氛圍描繪，只是實實在在地寫家德思想性格的一個又一個側面，他所做的一件又一件事。他勤勞、誠實、忠厚，是個孝子。
作者突出了他的驚人的孝心：因為妻子不孝敬娘，就不理睬妻子；錢也給娘，不給妻子和幼兒；娘死了，不僅壽衣用綢緞做，還給帶上重八錢的金髮夾；娘死後，他再也不回家；過了兩年，他說“我積下一百多塊錢，我要去看一塊地葬我娘去”。
這篇小說的藝術手法和語言都較樸實，幾乎沒有花哨的東西。不過，小說人物的思想言行有些地方令人難以置信，那可能是因為作者對人物把握不準，同時又少用了筆墨的緣故。例如家德幫工不要工錢，作品寫道：
“他算是我們家的‘做生活’，但他，據我娘說，除了吃飯住，卻不拿工錢。不是我家不給他，是他自己不要。‘我就要吃飯住’，他說。……你再說也是白費，因為他有他的理性。吃誰家的飯就該為誰家做事，給我錢做什麼？”
這是難以理解的，因為舊社會慣例，僕人給誰家做工，除拿工錢外，吃飯住也在東家。那麼，家德為什麼會有這種反常的“理性”，作品未作充分描寫，以至有些失真。
《老李的慘史》、《家德》這一類作品，用的是現實主義方法，一筆一筆地如實地描寫，《春痕》一類作品，將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熔於一爐；前者平實，後者空靈；前者具體，後者神韻生動。各有千秋，各有短長。
自然，這僅是就大體而分的兩類，其實每篇都有獨具的特色。徐志摩富詩人氣息，他寫散文和小說時，也往往追求一點詩意。他的理論思維能力並無過人之處，觀察社會生活和人物也不精細，但感情豐富，感情助觸角特別靈敏，長於想象，創作中又在藝術上刻意追求，他說：
“我敢說我確是有願心把文章當文章寫的一個人。”
不過，徐志摩小說藝術上有不少弱點和毛病。比如《璫女士》抽象說理過多，人物個性化不夠;《一個清清的早上》失之沉悶，人物性格也較單薄;《船上》心理描寫多而不深，《肉豔的巴黎》更多散文特點，重在寫巴黎社會生活一隅，人物只是影子;《“濃得化不開”》兩篇及《死城》，是馳騁想象的產物，但調色不勻，未臻和諧統一。
即使是最好的《春痕》《老李的慘史》《家德》《輪盤》幾篇，無論在反映生活的深廣度上，在人物性格的典型化方面，都不及同時代的小說名家之作。
比如《春痕》未能深入發掘造成春痕變異的社會的和個人主觀的原因，流於淺顯;《家德》肯定了帶有奴性的人物。這幾篇小說的主人公性格較生動鮮明，但作者未能充分寫出其複雜性豐富性。
對小說家來說，應該善於發現和捕捉人物身上最富個性特色的東西，包括人物的言語、舉止、心理和外貌、裝束等等。作品少獨創性，必然會影響作品的藝術效果。
比如描寫春痕出場那一幕，寫著諸如西裝，暗黃髮，白色夏服，肌肉豐滿，顏色健康，肢體捷靈，表情愉快，不是空泛，就是一般化，幾乎沒有任何獨特精巧的描繪。藝術形象都未達到典型化的水平。
總的來說，他的小說藝術水平雖不平衡，但上述幾篇還是比較優秀的，頗具短篇小說創作功力。若非早逝，徐志摩能否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與沈從文、張愛玲等中短篇小說家齊名並價？猶未可知！
回答完畢。
徐志摩還真寫過小說，不過長期以來，他的小說被詩歌和散文的藝術光芒掩蓋了，論及者少。至今可考的有十幾個短篇小說，4則童話小說。其他小說，除收入小說集《輪盤》外，還有未完稿的《璫女士》。
我將結合具體的小說，從內容思想性和藝術性兩方面，說說對他小說的評價。
01 徐志摩小說的內容思想性優劣徐志摩的小說，描寫物件並不很狹窄，其中有革命者（《璫女士》），有正直的較為進步的知識分子(《老李的慘史》)，有老實的僕人(《家德》)，有羅曼蒂克的留學生(《春痕》)，有失去了青春的老姑娘(《兩姊妹》)，有在賭場上陷入窮途末路的婦人(《輪盤》)。不過，各種知識分子是它的主要描寫物件。
徐志摩在小說中所揭示的問題，有一定現實意義。總的傾向是：批判封建守舊勢力，暴露社會黑暗，同情貧苦人，貫穿著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的思想。
比如《春痕》嘆息人生易老，青春、美、愛情，如幻影一般，很快消逝，當年人事，而今面目全非，飄蕩著淡淡的哀愁。《兩姊妹》對告別了青春和歡樂的孤獨者，半是同情，半是諷刺。《一個清清的早上》是對中國的奧勃洛摩夫們（俄國岡察洛夫的長篇小說《奧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一個多餘人形象）的揶揄。
《船上》像一曲大自然和淳樸農村的讚歌。《輪盤》諷刺了沒落者。《家德》讚揚了僕人的勤勞忠實品質。《肉豔的巴黎》，《“濃得化不開”二則》社會意義甚微。
徐志摩的小說，積極意義較大的是《老李的慘史》、《死城》、《璫女士》。
《老李的慘史》所寫的事件和人物，雖不在時代潮流的漩渦中心，但與時代風雲有關。作品寫一個性格頗怪，正直、憨厚的知識分子老李生命被舊勢力吞沒的悲劇。
老李因在校學習時成績優秀，中學畢業後被知事任命為小學校長，遂招致原任校長孟甫的仇恨。孟甫是流氓地痞，沒有受什麼教育，抽大煙，外遇，侵吞學費，又是“笑面虎”，陰險毒辣。他見族上公議將祭產給了老李，便唆使在軍隊裡當連長的猛三回鄉和老李爭奪。
按規定，祭產應給有功名的人。結果，老李獲勝，猛三失敗。但孟甫不死心，在猛三妻子因與人私通，服藥致死後，又寫信給猛三，造謠說老李逼死了他的妻子。猛三信以為真，盛怒之一下，回鄉殺死了老李，然後自殺。
作者對老李傾注著熱愛，不時流露出讚美之辭。對於孟甫，則痛加撻伐。感情傾向很鮮明。小說共五節，二、三、四節都將老李與孟甫穿插對照描寫：前者正大光明，不以為意；後者毒計不斷，欲置人死地而後快。
作品以老李與孟甫的矛盾作為情節發展的主線，這一矛盾衝突所顯現的意義，也就是作品的主旨所在。儘管作者也許不是有意將孟甫作為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來著墨，但作品的藝術警體在客觀上卻具有反封建的意義。
老李從新學堂畢業，他辦學“主張三育並重，德育，智育，體育——德育尤其要緊”。中國封建教育，從來不講體育。老李的主張，在當時（根據作品稱“知事”，可知是清末)，對封建教育來說，至少是一種改良，是個不小的改革和進步。老李和孟甫的矛盾，不僅是個人之間的利害衝突，而是正直與邪惡，新與舊兩種社會勢力之間的鬥爭。
不過，應該指出，作者奉為正面人物的老李，某些認識也有謬誤。例如，他認為：
“現在時代就要酷吏，象漢朝那幾個鐵心辣手的酷吏，才對勁兒……壞人只配惡對付，殺頭,凌遲，都不應該廢的，象我們這樣民風強悍的地方，更不能廢”。
這樣肯定酷吏，實際上有利於鞏固舊的統治；苛政猛於虎，會給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作品中這些部分，是它思想內容上的雜質。
此外，作品中關於知事的描寫，也有值得斟酌之處。在作者的心目中和筆下，知事是一位“青天大老爺”，他見老李學有成就，就“把自己的大轎打了來接”老李,並委以高小校長的重任。他不貪不枉，在老李被殺害後，立即親自到現場察看，作出了不失為公正的判斷。
我們不能要求作家把舊社會的一切官吏都寫成壞蛋，那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但是，在《老李的慘史》中，知事被寫成明智的清官，這種藝術構思和處理，削弱了老李悲劇的社會意義。好在這詩作品的次要部分，瑕不掩瑜。
人們讀了作品以後，自然會掩卷深思：老李這個正直的好人，如此被殘暴地殺死，這悲劇的原因何在？他周圍的群眾頗好：他中學畢業後，族人公議將祭產給了他;猛三回家爭，群眾也還堅持原議;在老李被殺時，雖然大家“嚇呆了”，但因老李往無人方向跑，眾人“本來要救，也來不及”。
作為統治階級政權的代表人物知事也是好的，人們很難從他的言行中發規多少謬誤。這樣，悲劇的原因就只有歸咎於孟甫個人的卑劣兇殘了。我們知道，徐志摩是反對從社會制度、從經濟上、政治上、從階級本質上去探尋社會的病象和罪惡的根源的，也不主張與現實宣戰；他認為社會問題的癥結是在於個人靈魂的不潔。也就是說，從個人身上去找原因。
在這篇小說中，徐志摩著意譴責的靈魂卑汙的孟甫，是這一個人或這一類人，而不是攻擊整個舊社會。作品的思想意義也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和侷限了。
1929年1月發表的《死城》，以現實主義與象徵主義相結合的手法，對封建軍閥統治下的北京作了有力的揭露。那兒有國中之國——東交民巷，作品的主人公廉楓：
“走近東交民巷一邊的城根，聽著美國兵營的溜冰場裡的一陣笑聲，忽然想起這邊是帝國主父的禁地，中國人怕不讓上去。果然，那一個長六尺高的一臉糟痢守門兵只對他搖了搖腦，磨著他滿口的橡皮，挺著胸脯來回走他的路。”
東交民巷舊照
後來，他走到曠野中外國人的一個墳地裡。作者將北京比做一個死人，“一個骷髏”。墳地守門老人的訴說著：
“就在這兒東城根，多的是窮人，苦人。推土車的，推水車的，住閒的，殘廢的。全跟我一模一樣的……一年就比一年苦，大米一年比一年貴。土堆裡煤渣多撿不著多少。誰生得起火？有兒頓吃得飽的？夏天還可對付，冬天可不能含糊。凍了更餓，餓了更凍。……北京就象個死城，沒有氣了……”
作者對整個舊社會，已感得絕望，有相當的藝術批判力。作者關心同情的是窮苦的人們。這篇小說，對舊社會有相當的藝術批判力。
徐志摩在逝世前不久寫的《璫女士》，因作者遇難，成了殘篇。作為小說，它藝術上尚未至佳境，但從生活內容和思想內容上，卻是徐志摩小說中的最優者。
作品以一個被捕革命作家蘩的妻子璫女士為主人公，並以她作為觀察社會生活的視窗，寫她丈夫被反動政府捕去後的遭遇和心理活動。
小說中，徐志摩的感情傾向比較明顯，將尊敬、同情、摯愛，傾注在璫女士、蘩以及他們的忠實的朋友黑身上。而對於黑暗社會和反動勢力，特別是對賣身投靠者，投以鄙視憎恨的眼光，給了有力的揭露與抨擊。
作品將熱情、正直具有為窮苦人而鬥爭而獻身的精神的蘩，同那個容不得真、善、美的社會作對照，將抱病為朋友廢寢忘餐地奔走的黑，同賣友求榮，令人不齒的崔作對照，就像是畫家用濃黑與潔白兩種顏色互為襯托一樣，愈顯出兩者毫無共同之處，也鮮明地流露了作家的愛憎感情。
徐志摩在璫女士形象上所花的筆墨較多，在她那長長的回憶和心理活動中，我們可以窺見她內心深處的複雜性，她的思想的閃光處和弱點，她和蘩的共同點和差異。作者並不是平均用力，而是主要突出她的堅強不屈的思想性格核心。她在讀者心目中留下了革命者妻子的美好印象。
作品告訴人們，人應該怎樣生活？應該怎樣對待黑暗社會和反動勢力？怎樣對待窮苦人民？怎樣對待朋友？怎樣對待一己的利益？
像徐志摩這樣曾經長期對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對真正的革命者懷著誤解、偏見的作家，能寫出《璫女士》這樣的小說，應該歸功於生活對他的衝擊和教育，歸功於生活真理的力量，歸功於現實主義的勝利，也應歸功於作者正視現實和糾正謬誤的勇氣。
02 徐志摩小說的藝術性優劣徐志摩的小說，就取材和人物塑造而言，大致有兩類：
一類是以真人真事為基礎，如《老李的慘史》，是寫作者中學時代的同學李幹人；《春痕》據作者說，原名《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是登在1922年的《努力週報》的，故事裡的主人翁是在遼東慘死的林宗孟先生；《家德》，是以徐家的老僕人家麟為模特;《璫女士》則是寫丁玲、胡也頻1931年一、二月間的一段生活。
另一類是並不一定有真人真事作根據，虛構的成分較多。較為成功的作品，多屬前一種。
沈從文先生在《<輪盤>的序》中說了幾句頗有藝術敏感的話，他說：
“作者在散文與詩方面，所成就的華麗局面，在國內還沒有相似的另一人，在這集中卻仍然保有了這獨特的華麗，給我們的是另一風格的神往。”
不過，對此我覺得還應該作一些補充。徐志摩的詩、散文、小說，大多是華麗、濃豔的，但也有一小部分是另一個極致，詩如《一條金色的光痕》，散文如《一宿有話》，小說如《老李的慘史》、《家德》，都是質樸型的作品。
作家著意在小說上追求的藝術風格，正如他在《輪盤自序》中說的：
“一篇完全的小說，象一首完全的抒情詩，有它獨具的生動的氣韻，靈異的閃光。”
他還說，他喜歡契訶夫、伍爾夫、司德萊塞等人的作品。在徐志摩的一些小說裡，也的確可感覺到他受到了契訶夫等人的影響。
如《春痕》是小說，也似散文詩。這種寫法，正是徐志摩的特長。它分四節，即“一、瑞香花—春”;“二、紅玫瑰—夏”；“三、茉莉花—秋”；“四、桃花李花處處開—十年後春”。
每一節都將人物的風韻，心靈情緒的流波和對大自然風光的描繪結合起來;用自然景物烘托和暗喻人物的感情，自然氣候的季節，植物中的花，都帶有象徵的意味。
《春痕》有若斷若續的情節線索，但作者並未在編織情節上著力，作品也不以故事的奇異取勝，而是從逸和春痕的幾十年生涯中，選取四次會晤的場面，從環境氛圍、人物風度、感情變化，用濃墨重彩加以點染。作品迴盪著濃郁的詩意詩情，有著變化的“生動的氣韻”。
在徐志摩的小說中，多數作品(如《船上》、《“濃得化不開”》二則、《死城》等)和《春痕》風格近似。它們或無完整的故事，或者雖有一個故事的輪廓，卻並未細緻描寫事件的發生、發展的具體過程，往往採用明喻、暗喻、象徵手法，引導讀者進入藝術境界，進行思索。
在這些作品中，寫景寫物寫人，似寫實，又似象徵，主觀色彩多於客觀實在的面貌。如《死城》關於北京前門城樓的描寫：
“在灰土狂舞的青空兀突著前門的城樓，象一個腦袋，象一個骷髏。青底白字的方塊象是骸鏤臉上的窟窿，顯著無限的憂鬱，廉楓從不曾想到前門會有這樣的面目。它能有什麼憂鬱？它有什麼憂鬱。可也難說，明陵的石人石馬，公園的公理戰勝碑，有時不也看得發愁？總象是有滿肚的話無從說起似的。這類東西果然有靈性，能說話，能衝著來往人們打哈哈，那多有意思！但前門現在只能沉默，只能忍受——忍受黑暗，忍受漫漫的長夜。它即使有話也得過些時候再說……這年頭一座城門都有難言的隱哀，真是的！”
這裡，具體描寫很少，主觀的抒情議論很多。這篇作品，不管是寫門樓，寫墳地，寫看門的人，寫東城根的窮人的苦楚，都是“死城”的構成部分，又都是它的縮影和象徵。
象徵手法的運用忌生硬，也忌過於晦澀。有的作家唯恐讀者不解其意，象徵成了極淺顯的圖解;有的則走向另一極端，根本不考慮讀者能否理解，寫得極為晦澀，作品如同一個難猜的迷。徐志摩的小說，沒有這些毛病。
徐志摩在小說創作中，藝術想象力勝過如實地描寫的本領。比如，《一個清清的早上》。從咢先生早晨醒來寫起，先就“翻身”作了一段文章，接著從“翻身”聯想到他“睡不著”，又作了一段文章，繼而由此想到此時正是想心事的好機會，又是一段，這才進入“想”。他想自己與有夫之婦小彭的暖昧關係，權衡利害得失，左思右想，最後才想到這事兒：
“隨你繞大彎兒小彎兒想去，回頭還在老地方，一步也沒有移動。空想什麼，咒他的——我也該起來了。”
作品也就到此結束。這簡直是用想象編織成的人物心理活動的長幅畫錦。
與這一特點相聯絡，徐志摩的小說，心理描寫較多，雖不能說沒有一般化的平庸的，但大多較成功。
《一個清清的早上》通篇都是心理描寫，《輪盤》，《璫女士》大半篇幅也是心理描寫，徐志摩善於將第三人稱轉為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的口吻，又喜歡將歷史的人物和畫面直接出現在心理活動的畫面上。作者對人物的心理描寫，一般說較細緻，但不太深。
與《春痕》《一個清清的早上》等作品藝術上異趣的是《老李的慘史》《家德》等少數幾篇。情節線條具體、清晰，生動，人物個性特點突出。
《老李的慘史》是故事型小說，第一節寫的，都是濃縮了的小故事。第二節，人物進入矛盾，進入構成作品主幹情節的中心。第三節，矛盾向前發展。第四節，是故事的高潮和結束。第五節，已是尾聲。情節結構的大的框架，是按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為序，各節的具體安排則不盡一致。
為適合短篇小說的特點，故事情節有跳躍性。作品從老李讀中學寫起，介紹他在學校的幾個故事。第二節的第一句就是：“老李現在做他本鄉的高小校長了”。然後敘述他怎樣當了小學校長。第三節透過老李的心理活動反映事態的發展。第四節與第二節寫法差不多，先交代事情結局，再寫知事來現場察訪，揭出內慕。這樣，就第二節、第四節這兩個區域性來說，用的是倒敘法。
這篇小說故事情節的安排，尚不能說是如何巧妙，然而也有起有伏，錯落有致，有一定的藝術水平。
《老李的慘史》的人物性格塑造，有虛有實。對老李主要用實寫，對孟甫則用虛寫。其中老李的性格給人印象較深。徐志摩寫老李，用了多種手法，主要寫人物的言語、行動，但也間或用心理描寫。不過他的行動描寫筆法較粗，心理描寫卻較細，但行動描寫較心理描寫出色。
《家德》用第一人稱介紹性敘述語言寫成，極少環境景色氛圍描繪，只是實實在在地寫家德思想性格的一個又一個側面，他所做的一件又一件事。他勤勞、誠實、忠厚，是個孝子。
作者突出了他的驚人的孝心：因為妻子不孝敬娘，就不理睬妻子；錢也給娘，不給妻子和幼兒；娘死了，不僅壽衣用綢緞做，還給帶上重八錢的金髮夾；娘死後，他再也不回家；過了兩年，他說“我積下一百多塊錢，我要去看一塊地葬我娘去”。
這篇小說的藝術手法和語言都較樸實，幾乎沒有花哨的東西。不過，小說人物的思想言行有些地方令人難以置信，那可能是因為作者對人物把握不準，同時又少用了筆墨的緣故。例如家德幫工不要工錢，作品寫道：
“他算是我們家的‘做生活’，但他，據我娘說，除了吃飯住，卻不拿工錢。不是我家不給他，是他自己不要。‘我就要吃飯住’，他說。……你再說也是白費，因為他有他的理性。吃誰家的飯就該為誰家做事，給我錢做什麼？”
這是難以理解的，因為舊社會慣例，僕人給誰家做工，除拿工錢外，吃飯住也在東家。那麼，家德為什麼會有這種反常的“理性”，作品未作充分描寫，以至有些失真。
《老李的慘史》、《家德》這一類作品，用的是現實主義方法，一筆一筆地如實地描寫，《春痕》一類作品，將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熔於一爐；前者平實，後者空靈；前者具體，後者神韻生動。各有千秋，各有短長。
自然，這僅是就大體而分的兩類，其實每篇都有獨具的特色。徐志摩富詩人氣息，他寫散文和小說時，也往往追求一點詩意。他的理論思維能力並無過人之處，觀察社會生活和人物也不精細，但感情豐富，感情助觸角特別靈敏，長於想象，創作中又在藝術上刻意追求，他說：
“我敢說我確是有願心把文章當文章寫的一個人。”
不過，徐志摩小說藝術上有不少弱點和毛病。比如《璫女士》抽象說理過多，人物個性化不夠;《一個清清的早上》失之沉悶，人物性格也較單薄;《船上》心理描寫多而不深，《肉豔的巴黎》更多散文特點，重在寫巴黎社會生活一隅，人物只是影子;《“濃得化不開”》兩篇及《死城》，是馳騁想象的產物，但調色不勻，未臻和諧統一。
即使是最好的《春痕》《老李的慘史》《家德》《輪盤》幾篇，無論在反映生活的深廣度上，在人物性格的典型化方面，都不及同時代的小說名家之作。
比如《春痕》未能深入發掘造成春痕變異的社會的和個人主觀的原因，流於淺顯;《家德》肯定了帶有奴性的人物。這幾篇小說的主人公性格較生動鮮明，但作者未能充分寫出其複雜性豐富性。
對小說家來說，應該善於發現和捕捉人物身上最富個性特色的東西，包括人物的言語、舉止、心理和外貌、裝束等等。作品少獨創性，必然會影響作品的藝術效果。
比如描寫春痕出場那一幕，寫著諸如西裝，暗黃髮，白色夏服，肌肉豐滿，顏色健康，肢體捷靈，表情愉快，不是空泛，就是一般化，幾乎沒有任何獨特精巧的描繪。藝術形象都未達到典型化的水平。
總的來說，他的小說藝術水平雖不平衡，但上述幾篇還是比較優秀的，頗具短篇小說創作功力。若非早逝，徐志摩能否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與沈從文、張愛玲等中短篇小說家齊名並價？猶未可知！
回答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