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是馮夢龍在《<情史>序》中說，這是他的“情教”觀的宣言。何謂“情教”？簡單說，“情教”就是馮夢龍的“教化”論。
馮夢龍曾經在署名無礙居士的《<警世通言>敘》中，說過如下一段話，很能說明其“情教”的本意：
“裡中兒代庖而創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說《三國志》來，關雲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為! ’夫能使裡中兒有刮骨療毒之勇，推此說孝而孝，說忠而忠，說節義而節義，觸性性痛，導情情出。”
《三國志》故事本身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再加上說話藝術家充滿感情的表演技術，使聽眾受到了強烈的感染。馮夢龍藉此具體生動的事例，從理論上推論出通俗小說“情教”的特點和效果。
所以，以“情”立“教”，實際上是對小說的藝術特性和社會功能，有著新的獨特理解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新見。“情教”的提出，顯然是馮夢龍的標新立異。這種新見，包含著三個層次的內含：
他選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有關男女之情的故事近千篇，編纂成《情史》，目的就在於：
“使人知情之可久，於是乎無情化有，私情化公，庶鄉國天下，藹然以情相與，於澆俗冀有更焉”。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情是永恆的，讓無情的人看了情愛故事，會產生情，私人的情可化為大眾的情，從庶民鄉村到家國天下，都能以情相待。
他編撰《三言》：《喻世明言》(《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這一套短篇小說鉅著的目的更為明確：
“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恆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醒世恆言>序》)。
而他編集山歌，也完全是為了同一目的“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序山歌》)。
的確，所謂“喻世”、“警世”、“醒世”，立足點都在於勸善懲惡。無論是用婉轉勸喻的方式達到潛移默化，還是大聲疾呼使之警覺醒悟，其意圖也就是把通俗文學作品當作一具青銅鏡子，使讀者能“朝夕照自家面孔”(《<酒家傭>敘》)，透過“情”的感化，從中獲得教益和鑑戒。
馮夢龍在《<石點頭>敘》中說：
“小說家推因及果，勸人作善，開清淨方便法門，能使頑夫倀子，積迷頓悟”。
他是充分地認識到了文學作品的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所以有意識地編撰通俗文學特別是小說，來發揮其“觸性性通，導情情出”的效果。
馮夢龍在《慌史·有情樹》的評語中借題發揮說：
“萬物生於情，死於情。人於萬物中處一焉。特以能言，能衣冠揖讓，遂為之長。其實覺性與物無異……即草木無知，而分天地之情以生，亦往往洩露其象。何則?生在而情在焉。故人而無情，雖日生人，吾直謂之死矣!”
在這段話中，馮夢龍對那種生而無“情”之人，深惡痛絕，直言指斥。他曾以“醒”和“醉”來比喻美、善和醜、惡，他認為：
“忠孝而醒，而悖逆為醉；節檢為醒，而淫蕩為醉；耳和目章，口順心貞為醒，而即聾從昧，與頑用囂為醉”，而且還認為“濁亂之世，謂之天醉”。
與之相對，馮夢龍在《<醒世恆言>序》中讚美“恆心”：
“心恆心，言恆言，行恆行，入夫婦而不驚，質天地而無怍”，並說若能如此，則“萬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
在馮夢龍看來，無情與有情，其中差別是不可等量齊觀的，人而無“情”，一切罪惡由此匯出，如果實行“情教”，使人們都成為有“情”人，則“盜賊必不作，奸宄必不起”，甚而至於“天涯成眷屬”。
由於馮夢龍認為“天不自醉人醉之，則天不自醒人醒之”，所以他提出“以醒天之權與人，而以醒人之權與言”。
這裡的“言”即文學，擔負著“醒人”以至於“醒天”這樣巨大的任務，具有著如此重要的功能，說明馮夢龍提倡文學的“情教”有著明確的現實針對性。
關於儒家的“教化”論，早在《禮記》中曾提到：
“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經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這就是所謂六藝之教。其中特別強調禮：“夫禮，禁亂之所由生”，所以，“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
接著，漢儒又制定了“三綱五常”等一整套封建倫理規範。宋明理學又進一步加以發展，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並且在文論領域宣揚“文以載道”說。
對於“文以載道”說，朱自清在《詩言志辨》中指出其影響之廣大：
“可以說成功了‘文教”，以致“六經都成了‘載道’之文”，它“不但代替了《詩》教，而且代替了六藝之教”。
所謂“道”、“禮”、“理”，實際上是一回事，都是指封建綱常，且幾乎成為千古不移的禁錮人性、束縛思想的精神枷鎖。馮夢龍認為：儒家的“教化”論，目的是教育人們“為忠臣，為孝子，為賢牧，為良友為義夫，為節婦”，總之是要成為所謂“有方之士”即有道德之人，但是實際效果卻微乎其微。
為什麼？馮夢龍指出：一切經書史傳雖“著其理”、“述其事”，但“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彥，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士大夫和讀書人雖受經史薰陶，照辦的人卻不多；二是“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村夫稚子，裡婦估兒，對經史看不懂，不愛好，他們往往：
“以甲是乙非為喜怒，以前因後果為勸懲，以道聽途說為學問”。
這樣，宣揚儒家“教化”論的經典在最下層的群眾中便不可能有市場，而以“情”立“教”的通俗小說便應運而生，並有可能取代經史，在市民階層中廣泛流行。
總而言之，馮夢龍特標“情教”之說，是有其深意的，即：
一面大事宣揚《三言》等補足“六經國史之輔”，一面則又進一步論證通俗演義“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甚而至於從兩者的效果對比中，競說儒家經典的感人程度未必如通俗演義之“捷且深”。
這樣一來，馮夢龍的“教化”論即“情教”的作用，比之儒家的“教化”論便無疑高出一籌，以至不可等量齊觀了。
回答完畢。
“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是馮夢龍在《<情史>序》中說，這是他的“情教”觀的宣言。何謂“情教”？簡單說，“情教”就是馮夢龍的“教化”論。
馮夢龍曾經在署名無礙居士的《<警世通言>敘》中，說過如下一段話，很能說明其“情教”的本意：
“裡中兒代庖而創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說《三國志》來，關雲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為! ’夫能使裡中兒有刮骨療毒之勇，推此說孝而孝，說忠而忠，說節義而節義，觸性性痛，導情情出。”
《三國志》故事本身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再加上說話藝術家充滿感情的表演技術，使聽眾受到了強烈的感染。馮夢龍藉此具體生動的事例，從理論上推論出通俗小說“情教”的特點和效果。
所以，以“情”立“教”，實際上是對小說的藝術特性和社會功能，有著新的獨特理解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新見。“情教”的提出，顯然是馮夢龍的標新立異。這種新見，包含著三個層次的內含：
01 馮夢龍提出“情教”，是由於他看到“情”有強大的陶冶人性、轉移世風的力量。他選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有關男女之情的故事近千篇，編纂成《情史》，目的就在於：
“使人知情之可久，於是乎無情化有，私情化公，庶鄉國天下，藹然以情相與，於澆俗冀有更焉”。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情是永恆的，讓無情的人看了情愛故事，會產生情，私人的情可化為大眾的情，從庶民鄉村到家國天下，都能以情相待。
他編撰《三言》：《喻世明言》(《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這一套短篇小說鉅著的目的更為明確：
“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恆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醒世恆言>序》)。
而他編集山歌，也完全是為了同一目的“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序山歌》)。
的確，所謂“喻世”、“警世”、“醒世”，立足點都在於勸善懲惡。無論是用婉轉勸喻的方式達到潛移默化，還是大聲疾呼使之警覺醒悟，其意圖也就是把通俗文學作品當作一具青銅鏡子，使讀者能“朝夕照自家面孔”(《<酒家傭>敘》)，透過“情”的感化，從中獲得教益和鑑戒。
馮夢龍在《<石點頭>敘》中說：
“小說家推因及果，勸人作善，開清淨方便法門，能使頑夫倀子，積迷頓悟”。
他是充分地認識到了文學作品的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所以有意識地編撰通俗文學特別是小說，來發揮其“觸性性通，導情情出”的效果。
02 馮夢龍提倡“情教”，有他明確的針對性，即針對著“濁亂之世”的無“情”社會和無“情”之人馮夢龍在《慌史·有情樹》的評語中借題發揮說：
“萬物生於情，死於情。人於萬物中處一焉。特以能言，能衣冠揖讓，遂為之長。其實覺性與物無異……即草木無知，而分天地之情以生，亦往往洩露其象。何則?生在而情在焉。故人而無情，雖日生人，吾直謂之死矣!”
在這段話中，馮夢龍對那種生而無“情”之人，深惡痛絕，直言指斥。他曾以“醒”和“醉”來比喻美、善和醜、惡，他認為：
“忠孝而醒，而悖逆為醉；節檢為醒，而淫蕩為醉；耳和目章，口順心貞為醒，而即聾從昧，與頑用囂為醉”，而且還認為“濁亂之世，謂之天醉”。
與之相對，馮夢龍在《<醒世恆言>序》中讚美“恆心”：
“心恆心，言恆言，行恆行，入夫婦而不驚，質天地而無怍”，並說若能如此，則“萬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
在馮夢龍看來，無情與有情，其中差別是不可等量齊觀的，人而無“情”，一切罪惡由此匯出，如果實行“情教”，使人們都成為有“情”人，則“盜賊必不作，奸宄必不起”，甚而至於“天涯成眷屬”。
由於馮夢龍認為“天不自醉人醉之，則天不自醒人醒之”，所以他提出“以醒天之權與人，而以醒人之權與言”。
這裡的“言”即文學，擔負著“醒人”以至於“醒天”這樣巨大的任務，具有著如此重要的功能，說明馮夢龍提倡文學的“情教”有著明確的現實針對性。
03 馮夢龍提出“情教”，是在一定程度上鄙視或輕視傳統的儒家“教化”論的表現，包含有以“情教”取代儒家“教化”論的意圖關於儒家的“教化”論，早在《禮記》中曾提到：
“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經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這就是所謂六藝之教。其中特別強調禮：“夫禮，禁亂之所由生”，所以，“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
接著，漢儒又制定了“三綱五常”等一整套封建倫理規範。宋明理學又進一步加以發展，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並且在文論領域宣揚“文以載道”說。
對於“文以載道”說，朱自清在《詩言志辨》中指出其影響之廣大：
“可以說成功了‘文教”，以致“六經都成了‘載道’之文”，它“不但代替了《詩》教，而且代替了六藝之教”。
所謂“道”、“禮”、“理”，實際上是一回事，都是指封建綱常，且幾乎成為千古不移的禁錮人性、束縛思想的精神枷鎖。馮夢龍認為：儒家的“教化”論，目的是教育人們“為忠臣，為孝子，為賢牧，為良友為義夫，為節婦”，總之是要成為所謂“有方之士”即有道德之人，但是實際效果卻微乎其微。
為什麼？馮夢龍指出：一切經書史傳雖“著其理”、“述其事”，但“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彥，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士大夫和讀書人雖受經史薰陶，照辦的人卻不多；二是“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村夫稚子，裡婦估兒，對經史看不懂，不愛好，他們往往：
“以甲是乙非為喜怒，以前因後果為勸懲，以道聽途說為學問”。
這樣，宣揚儒家“教化”論的經典在最下層的群眾中便不可能有市場，而以“情”立“教”的通俗小說便應運而生，並有可能取代經史，在市民階層中廣泛流行。
總而言之，馮夢龍特標“情教”之說，是有其深意的，即：
一面大事宣揚《三言》等補足“六經國史之輔”，一面則又進一步論證通俗演義“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甚而至於從兩者的效果對比中，競說儒家經典的感人程度未必如通俗演義之“捷且深”。
這樣一來，馮夢龍的“教化”論即“情教”的作用，比之儒家的“教化”論便無疑高出一籌，以至不可等量齊觀了。
回答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