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在創作中一直保持了小說詩意化敘事的個性風格，讓人讀後餘味不盡。這種詩質情愫，一方面是川端康成式的情緒浸潤，一方面又是懷舊的、寫實的，夢境般神奇超逸而又極度寫實且有深度批判現實精神的情緒。
《塵埃落定》的詩意化敘事特點，是一種顛覆閱讀理性的詩意化敘事，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
1、多重敘事視角疊置；
2、非性格化、非典型化敘事；
3、敘事邏輯的顛覆；
4、抒情性敘事的無主題變奏。
阿來小說詩意化敘事的一個明顯特徵，是將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稱敘事視角與第一人稱限制性敘事視角混同使用，造成敘事視角的多重疊置。他打破了中西敘事視角理論的許多規範，是一種全新的敘事探險，一種顛覆性敘事。
傳統敘事理論將敘事視角按人稱不同分為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兩種，現代西方敘事學將敘事視角分為零聚焦、內聚焦、外聚焦三類。不論是二分還是三分，都對不同型別的敘事方式、技法限定、各自優劣等作出了理論上的分析歸納，既指導寫作，亦指引批評。
但第一人稱視角不可以充當第三人稱視角。因為第三人稱是全知全能視角，是“上帝的眼睛”，作者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身份，講述他人的故事，透視他人的心理，極端自由地敘寫一切內在心理與外在事件。
而第一人稱敘事，要求嚴格按“見證人”或“旁觀者”的親歷見聞與感知來講述故事，它只能以“我”、“我們”的身份、經歷等為依據，有限地講述自身與他人的行為、心理活動，這樣才能合乎心理、事理邏輯，增強作品的藝術真實性。然而，細讀阿來的一些小說，特別是《塵埃落定》，這些敘事視角理論顯得捉襟見肘了。阿來讓這些敘事學經典理論面對他的敘事文字而失語。
《塵埃落定》舞劇劇照，下同
《塵埃落定》中，作者以一位“傻亦非傻”的土司二少爺為敘事承擔者，是由“我”(二少爺)來講述“我”的一段人生成長經歷，敘寫土司轄區的一段生活圖景。
“我”作為敘事視角，本應嚴格按“我”的視角限定，逼真地講述“我”和他人的故事。但是，文字讓“我”變成了多重敘事視角承擔者：
其一，“我”是一個地道的有生理缺陷的傻子。於是文字許多地方寫到“我”以傻子的方式去感知、思考、行動，表現出一系列傻相。
其二，“我”又是一個不傻的正常人，甚至是智者。於是文字許多內容寫到“我”以正常人或智者的方式去感知、思考、行動，表現出一系列智慧之舉。
其三，因為“我”既傻又不傻，所以許多內容就乾脆讓作者來充當“我”講述，於是“我”變成了一個無所不知的全能敘述者，讓第三人稱視角介入他人心理活動的結果。
整部長篇都是這三種視角並置於“我”身上，呈現出一種雜語交替發聲的復調狀態。阿來讓這樣一個特殊人物既充當主人公，又充當敘事者，顯然是一種敘事冒險。中外文學史上還真無先例。
阿來讓多重視角混雜敘事，實則是一種“臆造”，因為傻子二少爺本身只能是臆造的人物，這些臆造的人物是無法用生活或理性邏輯來解讀的。就像詩，詩能讓許多不可能的事物，在心靈的映照下變為了可能。
詩的魅力就來自它的新穎別緻而美好豐盈的感覺、體驗，不是理性，即使是哲理性，也是以充實豐盈的感性意象照亮理性的結果。
我們只有將阿來的多重敘事視角的重疊，當成抒情詩式的敘事看待，這些不合視角規範、感覺的豐盈感受，不斷融化為讀者對人性、人生、命運等的深刻與美好體驗。
因而，試圖以某種理性介入作品閱讀，試圖還原敘事視角的理性設定，試圖釐定人稱背後的一系列理性規範，都將徒勞。
《塵埃落定》詩意化敘事的另一特徵，是非性格化、非典型化敘事。作者以“我”為敘事視角，但不受“我”的身份、年齡、職業、學養等個性特徵限定，以“我”與作者同構的抒情詩式視角，淡化個性性格和典型化創造，自由想象地進行意向性敘事。
傳統敘事理論認為，以“我”為視角的敘事方式，一般有兩種：
一種“我”是主人公。這樣就應該刻畫主人公的個性特徵，“我”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我”的身份、地位、性別、年齡、職業、學養等特徵，方能形成個性化與典型性，特別是“我”的語言要有個性，講述不同人的對話也應符合他人的個性。總之，一切都要有個性。
另一種“我”只作為見證人、旁觀者等線索人物出場，是以“我”的身份、年齡、職業、學養等個性特徵限定，來講述他人的故事，經“我”個性化眼光的過濾，他人的故事也顯得很有性格或典型化。
隨著現代意識流小說興起，“我”可以大量敘寫心理活動，意識與潛意識、現實與夢幻、現在與回憶等可以極度自由地流淌出來，但作為“我”的意識流，不論是現實或神話，也都應有一定的特徵性品格。
阿來的小說敘事確有些意識流敘事的特徵，但又顯然不是意識流，因為他的敘事目的在借生活事件的回憶式敘述，表達自己的一些體驗，有點借事抒情寫意的詩歌味道，與意識流敘事目的顯然區別。
阿來小說似一種“回憶流”敘事，然而他又將回憶性敘事與現實性敘事如此恰到好處地交織在一起，讓人莫辨真幻。於是，這些經典敘事理論又一次被阿來的小說敘事顛覆。
在小說中，作者將所有往事的逼真再現，包括大量回憶中人物的對話，都用現在時態進行超時間的共時表達，造成非邏輯性、非性格化、乃至非回憶性的敘事效果。讀者看不到“我”的個性化或典型性特徵，更看不到“我”成長過程中因年齡、職位等而變化的語言、性格、心理等成長曆程。
小說中的“我”一樣，既非個性化、亦非典型性，也見不出成長曆程，因而被有的論者評為敘述方面的顯然的失誤和在人物性格邏輯上的一些混亂。
但如果從詩學的角度去看，這是可以得到正向解釋的。抒情詩是無須寫出抒情主人公或人物的個性性格的，也無須典型化，它以意象組合，融化為特定的意境與境界，隱含地表達著抒情主體的一種情志、一點體悟、一縷思緒、一些感受。
阿來小說的非個性化、非典型化的敘事，正是服從抒情詩的原則，將無數段“我”的回憶連在一起，向讀者展示的不是人物形象，不是性格、個性、典型，而是抒寫“我”對一系列往事(生活事件、歷史變遷、民族命運、人性本相、理想追求等)的豐富充盈的體驗感受。
由是可見，傳統小說敘事學認定的服從人物形象塑造的一系列規範，被阿來小說的詩意化敘事打破，走向了心靈的展示。
走向非邏輯的敘事，是阿來小說敘事具有詩性特色的又一原因。
一般來說，敘事型文學作品，無論是寫實型、浪漫型，還是象徵型、魔幻型，都要遵循邏輯規律。或生活事理邏輯，或心理性格邏輯，或情感想象邏輯，或變形虛構邏輯等等，要麼遵循客觀生活真實原則，要麼遵循想象虛構原則。
總之，都要合乎藝術真實，或讓人覺得可信。然而，阿來沒有這樣做，他一方面極力製造真實感，可信性，另一方面又極力顛覆真實感，可信性。以一種邏輯與非邏輯混雜的敘事策略，將敘事文字變成了詩歌文字，以詩的超邏輯的張力結構，將那些不可能同時發生或不可能成為事實的東西，變成了可能，化為了真實存在。
“我”既是傻子又是智者，文字敘事中，一方面極力證明“我”真是一個傻子，另一方面又極力證明“我”很聰明，形成一個超邏輯的“我”。
又如小說一方面是以“我”的自述體建構故事的，但小說結尾卻寫道，“我”躺在床上，被複仇者殺死了，“我”看到“我”的血流淌出來：
“血滴在地板上，是好大一汪，我在床上變冷時，血也慢慢地在地板上變了顏色。”
讀完小說，讀者不禁要問：既然“我”死了，這篇由“我”講述故事的小說又是由誰敘述的呢?這又是一個對閱讀理性邏輯的顛覆，是超邏輯的。小說的非邏輯敘事中，處處顯示出矛盾：
“我”既敬仰宗教，又不信仰宗教；“我”既不追求世俗慾望，但也不拒絕這些人性慾望；“我”既不為出身土司的貴族身份而自豪，也不因為自己是個傻子而悲哀；“我”是友善的，又是殘酷的；“我”是一切事件的介入者，又是旁觀者或局外人；“我”熱愛生命、體驗人生的美好，又不貪生、自然赴死。總之，一個充滿邏輯矛盾的“我”，一個讀者無法用理性辨識的“我”。
因此，整個敘事都處於證實與證偽並置的矛盾同構關係中，它挑戰讀者的理性，造成閱讀上的邏輯顛覆。但這種非理性的敘事詩意地將整個敘事引向了“我”的主觀敘事，因此，小說敘事在客觀與主觀、現實與超現實、寫實與虛構之間，又建立了超邏輯的連結，造成了抒情詩式的超邏輯張力結構。
於是，又一次將讀者引向抒情詩式的閱讀，它讓讀者由客觀事實的認知進入到主觀心靈事件的體悟中去，進入到抒情主體的情感世界中去，閱讀故事背後隱在的一種暗示、一種情愫、一種想往。
《塵埃落定》詩意化敘事的再一特徵，是因其抒情性敘事方式，導致敘事文字的意蘊顯現方式轉化為抒情文字的意蘊顯示方式，形成小說主旨的非中心化，造成多意蘊共生，又一次顛覆了讀者習見的敘述性小說主旨理解方式的閱讀理性。
一般說來，敘事性小說文字無論是故事型，人物型，還是心理型，其主題都有一個或幾個中心，或於故事型敘事中，以主要情節顯示主要矛盾衝突，從而揭示主題；或於人物型敘事中，以典型人物及其典型性格顯現主題，從典型人物與典型環境之關係揭示主題；或於心理敘事、意識流敘事中，創造典型情緒、氛圍、情結、意識等典型心理形成主旨；或於詩意化、散文化敘事中，創造特定的意象與意境，象徵性地暗示某種意蘊。
要之，敘事文字都有相對可以確定的主題或多種主題意蘊。但這些經典的敘事文字主題呈現方式，被阿來小說的敘事突破，造成無主題的多意蘊共生。
閱讀《塵埃落定》，我們幾乎無法確定該小說的主題性意蘊。小說圍繞“我”的一段經歷，講述了“我”所見、所做、所思、所感的許多事情。讀者憑敘事性文字的主題閱讀經驗，無法把握小說主旨。
很多關於該小說的評論文章，幾乎都在迴避該作品的主題或意蘊，因為作者並沒有設定一種主題或創作意圖。作者所敘寫的人物與故事並不服從某種統一的主題設計，文字中的事件與人物都以各自獨立的意象形式存在，這些相對各自具有獨立表意功能的人物與事件的一系列演進，並不服從於某種意蘊設定。
因而整部長篇的內容，就像一盤五彩斑斕的珍珠，各自散發著不同色彩的光芒，我們只見到處處都有美的閃光，然而卻說不出是哪種色彩最光豔奪目。這種異色雜呈的方式就是小說中意蘊顯現的方式。
如此，阿來小說真正成了“無主題變奏”。它是一種去中心化、非主題化的抒情詩。詩人以鮮活的人物與事件意象化地組接一起，將“我”對自然美景和世事人生的一系列感受體驗乃至看法，融人這些人物與事件、場景等意象中，表現出種種不同的體驗見解，向讀者一路訴說種種不同的人生體驗。
試圖以經典敘事學理論去尋找阿來小說主旨的理性閱讀方式，又一次遭到阿來小說獨特敘事的顛覆。
總之，《塵埃落定》敘事詩意化的傾向，為讀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它向我們長期形成的傳統敘事文學的閱讀理性發出挑戰，顛覆了傳統敘事學理論，建立起獨樹一幟的個體性敘事風格。
回答完畢。
阿來在創作中一直保持了小說詩意化敘事的個性風格，讓人讀後餘味不盡。這種詩質情愫，一方面是川端康成式的情緒浸潤，一方面又是懷舊的、寫實的，夢境般神奇超逸而又極度寫實且有深度批判現實精神的情緒。
《塵埃落定》的詩意化敘事特點，是一種顛覆閱讀理性的詩意化敘事，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
1、多重敘事視角疊置；
2、非性格化、非典型化敘事；
3、敘事邏輯的顛覆；
4、抒情性敘事的無主題變奏。
01 多重敘事視角疊置阿來小說詩意化敘事的一個明顯特徵，是將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稱敘事視角與第一人稱限制性敘事視角混同使用，造成敘事視角的多重疊置。他打破了中西敘事視角理論的許多規範，是一種全新的敘事探險，一種顛覆性敘事。
傳統敘事理論將敘事視角按人稱不同分為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兩種，現代西方敘事學將敘事視角分為零聚焦、內聚焦、外聚焦三類。不論是二分還是三分，都對不同型別的敘事方式、技法限定、各自優劣等作出了理論上的分析歸納，既指導寫作，亦指引批評。
但第一人稱視角不可以充當第三人稱視角。因為第三人稱是全知全能視角，是“上帝的眼睛”，作者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身份，講述他人的故事，透視他人的心理，極端自由地敘寫一切內在心理與外在事件。
而第一人稱敘事，要求嚴格按“見證人”或“旁觀者”的親歷見聞與感知來講述故事，它只能以“我”、“我們”的身份、經歷等為依據，有限地講述自身與他人的行為、心理活動，這樣才能合乎心理、事理邏輯，增強作品的藝術真實性。然而，細讀阿來的一些小說，特別是《塵埃落定》，這些敘事視角理論顯得捉襟見肘了。阿來讓這些敘事學經典理論面對他的敘事文字而失語。
《塵埃落定》舞劇劇照，下同
《塵埃落定》中，作者以一位“傻亦非傻”的土司二少爺為敘事承擔者，是由“我”(二少爺)來講述“我”的一段人生成長經歷，敘寫土司轄區的一段生活圖景。
“我”作為敘事視角，本應嚴格按“我”的視角限定，逼真地講述“我”和他人的故事。但是，文字讓“我”變成了多重敘事視角承擔者：
其一，“我”是一個地道的有生理缺陷的傻子。於是文字許多地方寫到“我”以傻子的方式去感知、思考、行動，表現出一系列傻相。
其二，“我”又是一個不傻的正常人，甚至是智者。於是文字許多內容寫到“我”以正常人或智者的方式去感知、思考、行動，表現出一系列智慧之舉。
其三，因為“我”既傻又不傻，所以許多內容就乾脆讓作者來充當“我”講述，於是“我”變成了一個無所不知的全能敘述者，讓第三人稱視角介入他人心理活動的結果。
整部長篇都是這三種視角並置於“我”身上，呈現出一種雜語交替發聲的復調狀態。阿來讓這樣一個特殊人物既充當主人公，又充當敘事者，顯然是一種敘事冒險。中外文學史上還真無先例。
阿來讓多重視角混雜敘事，實則是一種“臆造”，因為傻子二少爺本身只能是臆造的人物，這些臆造的人物是無法用生活或理性邏輯來解讀的。就像詩，詩能讓許多不可能的事物，在心靈的映照下變為了可能。
詩的魅力就來自它的新穎別緻而美好豐盈的感覺、體驗，不是理性，即使是哲理性，也是以充實豐盈的感性意象照亮理性的結果。
我們只有將阿來的多重敘事視角的重疊，當成抒情詩式的敘事看待，這些不合視角規範、感覺的豐盈感受，不斷融化為讀者對人性、人生、命運等的深刻與美好體驗。
因而，試圖以某種理性介入作品閱讀，試圖還原敘事視角的理性設定，試圖釐定人稱背後的一系列理性規範，都將徒勞。
02 非性格化、非典型化敘事《塵埃落定》詩意化敘事的另一特徵，是非性格化、非典型化敘事。作者以“我”為敘事視角，但不受“我”的身份、年齡、職業、學養等個性特徵限定，以“我”與作者同構的抒情詩式視角，淡化個性性格和典型化創造，自由想象地進行意向性敘事。
傳統敘事理論認為，以“我”為視角的敘事方式，一般有兩種：
一種“我”是主人公。這樣就應該刻畫主人公的個性特徵，“我”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我”的身份、地位、性別、年齡、職業、學養等特徵，方能形成個性化與典型性，特別是“我”的語言要有個性，講述不同人的對話也應符合他人的個性。總之，一切都要有個性。
另一種“我”只作為見證人、旁觀者等線索人物出場，是以“我”的身份、年齡、職業、學養等個性特徵限定，來講述他人的故事，經“我”個性化眼光的過濾，他人的故事也顯得很有性格或典型化。
隨著現代意識流小說興起，“我”可以大量敘寫心理活動，意識與潛意識、現實與夢幻、現在與回憶等可以極度自由地流淌出來，但作為“我”的意識流，不論是現實或神話，也都應有一定的特徵性品格。
阿來的小說敘事確有些意識流敘事的特徵，但又顯然不是意識流，因為他的敘事目的在借生活事件的回憶式敘述，表達自己的一些體驗，有點借事抒情寫意的詩歌味道，與意識流敘事目的顯然區別。
阿來小說似一種“回憶流”敘事，然而他又將回憶性敘事與現實性敘事如此恰到好處地交織在一起，讓人莫辨真幻。於是，這些經典敘事理論又一次被阿來的小說敘事顛覆。
在小說中，作者將所有往事的逼真再現，包括大量回憶中人物的對話，都用現在時態進行超時間的共時表達，造成非邏輯性、非性格化、乃至非回憶性的敘事效果。讀者看不到“我”的個性化或典型性特徵，更看不到“我”成長過程中因年齡、職位等而變化的語言、性格、心理等成長曆程。
小說中的“我”一樣，既非個性化、亦非典型性，也見不出成長曆程，因而被有的論者評為敘述方面的顯然的失誤和在人物性格邏輯上的一些混亂。
但如果從詩學的角度去看，這是可以得到正向解釋的。抒情詩是無須寫出抒情主人公或人物的個性性格的，也無須典型化，它以意象組合，融化為特定的意境與境界，隱含地表達著抒情主體的一種情志、一點體悟、一縷思緒、一些感受。
阿來小說的非個性化、非典型化的敘事，正是服從抒情詩的原則，將無數段“我”的回憶連在一起，向讀者展示的不是人物形象，不是性格、個性、典型，而是抒寫“我”對一系列往事(生活事件、歷史變遷、民族命運、人性本相、理想追求等)的豐富充盈的體驗感受。
由是可見，傳統小說敘事學認定的服從人物形象塑造的一系列規範，被阿來小說的詩意化敘事打破，走向了心靈的展示。
03 敘事邏輯的顛覆走向非邏輯的敘事，是阿來小說敘事具有詩性特色的又一原因。
一般來說，敘事型文學作品，無論是寫實型、浪漫型，還是象徵型、魔幻型，都要遵循邏輯規律。或生活事理邏輯，或心理性格邏輯，或情感想象邏輯，或變形虛構邏輯等等，要麼遵循客觀生活真實原則，要麼遵循想象虛構原則。
總之，都要合乎藝術真實，或讓人覺得可信。然而，阿來沒有這樣做，他一方面極力製造真實感，可信性，另一方面又極力顛覆真實感，可信性。以一種邏輯與非邏輯混雜的敘事策略，將敘事文字變成了詩歌文字，以詩的超邏輯的張力結構，將那些不可能同時發生或不可能成為事實的東西，變成了可能，化為了真實存在。
“我”既是傻子又是智者，文字敘事中，一方面極力證明“我”真是一個傻子，另一方面又極力證明“我”很聰明，形成一個超邏輯的“我”。
又如小說一方面是以“我”的自述體建構故事的，但小說結尾卻寫道，“我”躺在床上，被複仇者殺死了，“我”看到“我”的血流淌出來：
“血滴在地板上，是好大一汪，我在床上變冷時，血也慢慢地在地板上變了顏色。”
讀完小說，讀者不禁要問：既然“我”死了，這篇由“我”講述故事的小說又是由誰敘述的呢?這又是一個對閱讀理性邏輯的顛覆，是超邏輯的。小說的非邏輯敘事中，處處顯示出矛盾：
“我”既敬仰宗教，又不信仰宗教；“我”既不追求世俗慾望，但也不拒絕這些人性慾望；“我”既不為出身土司的貴族身份而自豪，也不因為自己是個傻子而悲哀；“我”是友善的，又是殘酷的；“我”是一切事件的介入者，又是旁觀者或局外人；“我”熱愛生命、體驗人生的美好，又不貪生、自然赴死。總之，一個充滿邏輯矛盾的“我”，一個讀者無法用理性辨識的“我”。
因此，整個敘事都處於證實與證偽並置的矛盾同構關係中，它挑戰讀者的理性，造成閱讀上的邏輯顛覆。但這種非理性的敘事詩意地將整個敘事引向了“我”的主觀敘事，因此，小說敘事在客觀與主觀、現實與超現實、寫實與虛構之間，又建立了超邏輯的連結，造成了抒情詩式的超邏輯張力結構。
於是，又一次將讀者引向抒情詩式的閱讀，它讓讀者由客觀事實的認知進入到主觀心靈事件的體悟中去，進入到抒情主體的情感世界中去，閱讀故事背後隱在的一種暗示、一種情愫、一種想往。
04 抒情性敘事的無主題變奏《塵埃落定》詩意化敘事的再一特徵，是因其抒情性敘事方式，導致敘事文字的意蘊顯現方式轉化為抒情文字的意蘊顯示方式，形成小說主旨的非中心化，造成多意蘊共生，又一次顛覆了讀者習見的敘述性小說主旨理解方式的閱讀理性。
一般說來，敘事性小說文字無論是故事型，人物型，還是心理型，其主題都有一個或幾個中心，或於故事型敘事中，以主要情節顯示主要矛盾衝突，從而揭示主題；或於人物型敘事中，以典型人物及其典型性格顯現主題，從典型人物與典型環境之關係揭示主題；或於心理敘事、意識流敘事中，創造典型情緒、氛圍、情結、意識等典型心理形成主旨；或於詩意化、散文化敘事中，創造特定的意象與意境，象徵性地暗示某種意蘊。
要之，敘事文字都有相對可以確定的主題或多種主題意蘊。但這些經典的敘事文字主題呈現方式，被阿來小說的敘事突破，造成無主題的多意蘊共生。
閱讀《塵埃落定》，我們幾乎無法確定該小說的主題性意蘊。小說圍繞“我”的一段經歷，講述了“我”所見、所做、所思、所感的許多事情。讀者憑敘事性文字的主題閱讀經驗，無法把握小說主旨。
很多關於該小說的評論文章，幾乎都在迴避該作品的主題或意蘊，因為作者並沒有設定一種主題或創作意圖。作者所敘寫的人物與故事並不服從某種統一的主題設計，文字中的事件與人物都以各自獨立的意象形式存在，這些相對各自具有獨立表意功能的人物與事件的一系列演進，並不服從於某種意蘊設定。
因而整部長篇的內容，就像一盤五彩斑斕的珍珠，各自散發著不同色彩的光芒，我們只見到處處都有美的閃光，然而卻說不出是哪種色彩最光豔奪目。這種異色雜呈的方式就是小說中意蘊顯現的方式。
如此，阿來小說真正成了“無主題變奏”。它是一種去中心化、非主題化的抒情詩。詩人以鮮活的人物與事件意象化地組接一起，將“我”對自然美景和世事人生的一系列感受體驗乃至看法，融人這些人物與事件、場景等意象中，表現出種種不同的體驗見解，向讀者一路訴說種種不同的人生體驗。
試圖以經典敘事學理論去尋找阿來小說主旨的理性閱讀方式，又一次遭到阿來小說獨特敘事的顛覆。
總之，《塵埃落定》敘事詩意化的傾向，為讀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它向我們長期形成的傳統敘事文學的閱讀理性發出挑戰，顛覆了傳統敘事學理論，建立起獨樹一幟的個體性敘事風格。
回答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