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傳統宗藩關係的延續

唐末，錢鏐開始發跡，地位不斷提升。“鏐於唐昭宗朝，位至太師、中書令、本郡王，食邑二萬戶。”

錢鏐將目光望向北韓半島時，唐朝還沒有滅亡，北方還沒有五代。

當時的北韓半島再出出現新羅、百濟、高麗三國分立的形勢，三國彼此鬥爭，其實都需要外援，而這個外援自然是唐朝。

這三國要想獲得唐朝這個宗主國的的承認或支援，自然要派人前往唐朝，而吳越坐擁海上之利，他們多在吳越之地登陸靠岸。

900年，百濟遣使來華，在杭州登陸，錢鏐派人將百濟使者送到長安，此後百濟便和吳越保持較好關係。

而半島形勢不穩，百濟見唐朝分崩離析，要想獲得唐朝各勢力的的支援，吳越自然是首選。

後來高麗和新羅聯合進攻百濟，百濟向錢鏐求援，吳越出面調停，對北韓三國的文書均稱為詔書。

而其實也許吳越自身在五代十國中的地位不斷提高有關係。

朱溫代唐後，曾封錢鏐為吳越王，“梁祖革命，以鏐為尚父、吳越國王。”

到了後唐莊宗時，“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

雖然後唐有關部門認為錢鏐是僭越，不能冊封，但後唐才封錢鏐為吳越國王。

拿到王號後，錢鏐便進一步僭越了。

“乃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僣大朝百僚之號，但不改年號而已。”

而且“偽行制冊，加封爵於新羅、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冊焉。”

這時，錢鏐就直接冊封北韓半島各國了，三國也對吳越稱臣。

這其實都是鬥爭的需要。

北韓三國同時也對後唐朝貢。

百濟新羅等國對中國大陸的稱臣是傳統宗藩關係的延續，即便中國亂世，同時稱臣多個政權，也是他們的利益需要。

吳越的地盤有江海之利。

“然航海所入，歲貢百萬，王人一至，所遺至廣，故朝廷寵之，為群藩之冠。”

一句話，吳越利用航海便利，十分富有。

為了維持這樣的地位，他自然要穩定海外各國的關係，建立藩屬關係自然是首選。

而事實上，錢鏐和北韓半島的聯絡時，那時唐朝還沒有滅亡，可謂是五代十國中最早的。

錢鏐的海外貿易都多對北方的，如契丹、渤海和北韓半島。

可以說吳越的航海使得吳越更加富庶，這份富庶使得他對後梁後唐等北方五代稱臣是，朝貢無數，北方五代也因為這份巨大的朝貢利潤，對錢鏐的僭越也多是口頭批評而已。

“於梁室，莊宗中興已來，每來揚帆越海，貢奉無闕，故中朝亦以此善之。”

後唐明宗曾對錢鏐稱吳越國王后各種僭越極為不滿，下令削去封號，在錢鏐上表請罪後，又重新授予他吳越國王稱號了。

這件事是真實的，吳越國確實對中原王朝恭順，也確實在半島三國（後高麗、後百濟、後新羅）面前擺出一副上國的派頭。

證據，便是在公元928年前後，後高麗王建給後百濟甄萱的國書裡，就寫著：“伏奉吳越國通和使班尚書所傳詔書一道”，還把自己與吳越國的交往稱為吳越的恩德——即“上國之仁恩”，還特地在提到吳越國王錢鏐之際，使用“殿下”的尊稱，這些文字，明顯表示當時的北韓半島之上，後高麗、後百濟名義上雖然更遵奉中原的五代政權，實際上卻更願意把南方的吳越國當作老大。

這當然不是軍事強大威懾的干係，而取決於經濟。

首先那個時代，中國經濟的南強北弱特點已經出現，尤其是北方混亂的政局，吳越相對穩定許多，加上江南的物產，如絲帛稻米，確實勝過北方。所以呈現出來的結果便是：吳越國幾乎壟斷了當時中國與北韓的海外貿易。

而且中原的五代雖然是皇帝，吳越是接受中央王朝冊封的諸侯，但實際上，吳越國當時是一個獨立政權，錢鏐設百官，文武外交制度齊全，之所以願意向中原稱臣，更多的是一種策略而不是真的有多少忠誠。

這樣一來，既然我有貿易的物資，中原的皇帝又管不了我，身處江浙一帶的吳越國，當然可以放膽進行海外貿易，由此獲得對東亞海外國家的一種權力放大，這樣的邏輯確實很順理成章。

所以，史書上記載錢鏐“遣使冊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而在南韓，也確實考古發掘，發現了上書吳越國年號的銘文瓦當，可知當地是真的“奉用吳越正朔”——即把吳越當作自己的老大。

在百濟國的史料中，也確實有相關的記載，如吳越國曾派使者到百濟國，促成百濟與高麗的和好，百濟王甄萱接受了吳越官爵。

百濟、高麗願意聽吳越的調停，主要是因為兩國都密切需要與吳越保持長期的貿易關係。而要做到這一點，百濟和高麗，當然要聽吳越的話——起碼不能輸給對手，因為一旦吳越與其中某國更好，某國就會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換句話說，他的實力就會超過另兩國。

事實上，吳越國的海上事業，遠不限於東亞，最遠甚至涉足西亞的阿拉伯地區，並從阿拉伯人手裡獲得了石油（當時稱為火油），最終稱為吳越的水軍作戰利器。當然，這種火油很稀罕，所以吳越用得並不多，還拿銀來裝飾噴射筒的筒口——從這裡，你也可以看出吳越國當時的奢華了。

半島方面我不太清楚，僅就錢鏐和吳越國的情況講一下。

首先是後百濟和錢鏐勾搭上的客觀原因。

如下圖所示，後百濟立國的湖南地區，就緯度而言已經與山東平齊，離當時佔領了蘇州的吳越國並不遙遠。

而東海上的洋流分佈，又是中間一條黑潮自南往北流，西北方的渤海黃海有很多補充洋流自北往南流，從百濟出發，經過濟州島，即便沒風也能在一個月內漂流到福建廈門以北、江蘇海門以南的這片區域內。漂流民的資料我不清楚，不過日本遣唐使走和本線路接近的中日南線航道時，六分之一會抵達淮南節度使的揚州海門縣，六分之三會抵達浙東觀察的越、明州兩州，六分之二會抵達浙西沿海。後百濟人出海西行，登陸範圍應與此大差不差，則大部分的情況下他們會抵達兼併兩浙的吳越國治下。這是後百濟和錢鏐搭上線的自然因素。

據其它答案舉證，似乎後百濟與吳越的勾連，早在唐亡之前便已建立。這從邏輯上倒很容易找到解釋：後百濟作為從統一新羅裡炸出來的政權，當然會熟知新羅為什麼能統一半島。立國之後馬上想和破而不倒的大唐取得聯絡，獲得承認甚至是唐軍的援助也是很自然的想法。而當時應該已經加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的錢鏐，作為使相給後百濟國主發個從四品的中大夫散官，也符合唐末的使相便宜行事慣例。這一行為從唐政府的內部管理上說，雖然是僭越(按制度錢鏐應該先將他任命甄萱為中大夫的想法上報朝廷，由皇帝批覆，下制書正式任命甄萱為中大夫)，但造成的負面影響比錢鏐在自己治下現場任命的一群群節度副使、新節度使要小得多。後者尚且不足為錢鏐不恭順的例證，前者那更是灑灑水一曬乾的小事了。

再往後高麗摻和進來時，事情又發生了變化。

錢鏐長久的生命，以及寡薄的節操，使他的禮儀性質的政治地位隨著北邊一茬茬死掉的皇帝而水漲船高。在調停麗濟戰爭的三年前(924年)，錢鏐所遙領的中央官職已進化為尚父、天下兵馬大元帥、太保守尚書令，還得到了唐莊宗賜予的玉冊金印[1]。這些職務和待遇直到929年時才被後唐朝廷撤銷。在錢鏐出面調停麗濟戰爭時，他們三方的關係為唐朝尚父吳越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太保守尚書令；唐朝高麗王、玄莵都督、某散官；唐朝百濟王、都督、某散官。

這裡就要插入一句：當我們研究歷史人物時，需要記住歷史人物也會在活著的時候研究死得比他早的歷史人物。

特別是某個輝煌時代衰敗之後，處在沉鬱亂世中的人們，他們的某些難以理解的行徑，其實可以透過研究他們之前的那個輝煌時代的記錄，而找到答案。比如漢之後的魏晉南北朝，唐之後的六代南北朝，都是這麼個理兒。該現象在五代十國的那批“唐朝人”(指877之前出生的那批人)中極為明顯，那群人根本不會掩飾自己熱衷於cosplay唐前期著名人物的癖好，例項如著名的天策上將馬某。

就本例而言，即指錢鏐的行為會受到唐朝出任他那串官職的人，留在史籍、傳說中的行為的影響。

恰好，大唐三百年裡除了錢鏐之外，還存在著一例尚父、一例有著玉冊金印的天下兵馬大元帥。

尚父郭子儀，和回鶻汗吐蕃將軍聊天的時候以卿稱之，回鶻吐蕃人跪在地下管他叫父親殿下。

天下兵馬大元帥皇太子李適，在時任皇帝死後成為了新的皇帝。

知乎吞了我三千字的草稿，煩了，簡答。

上面兩個例子決定了“尚父”、“天下兵馬大元帥”的禮儀參照：外華人的爹以及儲君。唐莊宗賜予的玉冊金印大約加強了錢鏐的這種感覺，“寶正”年號的頒佈大約與之相關。而且就《舊五代史》拿到的劉昫的《唐書》底本來看，唐明宗的朝廷基本將錢鏐僭越跋扈的行為都關聯到了受賜玉冊金印後：

鏐於唐昭宗朝，位至太師、中書令、本郡王，食邑二萬戶。梁祖革命，以鏐為尚父、吳越國王。梁末帝時，加諸道兵馬元帥。同光中，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初，莊宗至洛陽，鏐厚陳貢奉，求為國王，及玉冊詔下，有司詳議，群臣鹹言：“玉簡金字，惟至尊一人，錢鏐人臣，不可。又本朝己來，除四夷遠藩，羈縻冊拜，或有國王之號，而九州之內亦無此事。”郭崇韜尤不容其僣，而樞密承旨段徊，奸幸用事，能移崇韜之意，曲為鏐陳情，崇韜黽勉從之。鏐乃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僣大朝百僚之號，但不改年號而已。偽行制冊，加封爵於新羅、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冊焉。

可以看到，明宗朝廷把錢鏐冊封外國的行為也放到了這後面。如果我們相信後唐-後晉朝廷的資訊收集能力，甚至可以認為錢鏐確實在受賜玉冊金印後，進行過對外冊封行為。該句所述的“渤海”、“新羅”，考慮到在錢鏐受賜時渤海已亡、新羅已炸，此二語當是地理名詞而非國名，代表著錢鏐或許對遼東和北韓半島上的各色政權都來過一次冊封。

其中後百濟甄萱確實受到過錢鏐冊封的可能性很大。錢鏐得冊印是在同光二年八月，而甄萱則在同光三年，入朝後唐稱臣。考慮到甄萱自起事來二十年未嘗入朝中原，只是與錢鏐保持關係，此次入朝極有可能是錢鏐以唐朝尚父身份對其冊封后，甄萱意圖繞過錢鏐找後唐求援乞憐的“謝恩使”——莊宗當時滅了前蜀，看起來很有可能中興唐朝，百濟小國趕急忙慌來求援亦符合邏輯。

若如上言，雖然錢鏐和甄萱不一定是冊封與被冊封的關係，但有可能會是政治秩序中“佐佑”[2]的關係，仍會具有明確的上下級秩序，錢鏐為上為殿下，甄萱為下為卿。至於高麗的態度，首先在麗濟戰爭時，高麗毋庸置疑是唐臣，不可能不尊敬唐朝天子的尚父；其次，無論是高麗、百濟、渤海還是新羅的國王，一律帶都督銜，從軍事體制上說是天下兵馬大元帥錢鏐的下級；最後，錢鏐同光二年擅自冊封的範圍包含高麗，指不定當時高麗也上了當成了錢鏐的“佐”、他的下線，總之就是得尊敬錢先生，尊稱他為殿下，自稱小臣完全是正常行為。

當然，這種事雖然錢鏐自己覺得邏輯通順，做起來開開心心，高麗百濟也樂得配合，但本質上仍舊是僭越。錢先生在929年被唐明宗撤銷待遇，就是因為唐中央使節也配合錢先生這個邏輯蹦了次迪：

屬供奉官烏昭遇使於兩浙，每以朝廷事私於吳人，仍目鏐為殿下，自稱臣，謁鏐行舞蹈之禮。及回，副使韓玫具述其事，重誨因削鏐元帥、尚父、國王之號，以太師致仕。

自此之後吳越國就沒幹過冊封外國國王的事情了，最多給外華人封點官做，這個行為是具有便宜行事權的使相王在中央制度下能做的上限了。

總而言之，吳越國和錢鏐總體來說都是恭順的，之所以敢自居上位調停麗濟戰爭，主要是唐莊宗給的待遇太高，令人膨脹而忘乎所以了一點。明宗收回待遇之後他們該幹嘛還是幹嘛去了。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