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傳教士，是西方外國對中國滲透的一種方法。清政府早就看出其中的奧妙。這其中就有顛覆政府的陰謀，擾亂民心，無故鬧事，挑起矛盾，總之，對大清不利。所以清政府，極力反對傳教士！

基督教很早就傳到了中國。早在唐朝時，基督教就已經在中華大地傳播。叫做“景教”。

後來的滅佛政策，也波及到了景教。明朝時又再度傳到中國。

中華的宗教文化是很包容的，中華大地上宗教很多。由於每個朝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宗教理念，所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百姓們的主導宗教信仰也不同。

由於這種多信仰，中華文化其實就是無信仰。沒有形成政教一體的文化格局。

清朝，自順治以來，皇帝信奉佛教和道教。最接近基督教的皇帝，是康熙。他接近基督教，是喜歡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對基督教本身不是很接受。基督教有很大的問題是東方國家不能接受的。

一、歐洲基督教有政教合一的傳統。在傳教的過程中，他們的這個傳統是不被皇帝接受的。

二、基督教的神太簡單，太明確，指向型太強。容易讓人用上帝和天子進行對比。這樣很危險。

三、基督教由於宗教形式簡單，很容易發展“著魔型”教徒。這和百姓長期的多信仰形成鮮明對比。很明顯基督教更容易威脅皇權。

四、太平天國起義。

這些都讓清朝皇帝特別討厭基督教。

能威脅皇權統治的宗教形式都必然被皇帝打壓和消除！

咱們可以這樣想，清朝統治者，也可以說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者最怕什麼？

我覺得最害怕的是皇位受到威脅，怕有人奪了他的天下。畢竟，在中國當皇帝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麼大地盤上的一切都是一家的，放在誰誰也會抓住不放的。而傳教士的到來，宣揚的基督教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了民心，動搖了君主統治的根基，所以清朝統治者害怕傳教士。

因為自秦始皇統一，弄了個書同文車同軌以後，中國就形成了一個以君主為核心的大團體。再到後來漢朝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融合了道教的儒家思想便深入民心，成為國內唯一的正統思想。可見國民宗教信仰對於統治者來說多麼重要，他們必須以此來教化民心，約束百姓。

縱觀整個歷史來看，但凡有人以宣傳宗教教義的形式收攬民心，都有可能是企圖顛覆現有的王朝。你比如以道教起義的黃巾軍、信奉道教的孫恩盧循發動叛亂、元末明教起義信奉的是摩尼教。所以，宗教對民心的影響是非常可怕的。傳教士的做法在清朝統治者看來就是蠱惑民心，煽動民意，目的可能是影響他的統治。

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1851年由洪秀全、楊秀清等人發動的太平天國運動，也叫上帝天國，就是基督教的信徒。

這起長達14年之久的農民起義，不僅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南方興起而波及全國的農民戰爭，在世界歷史上都是規模空前的一次農民戰爭，所以你想想，要不是有傳教士來叨叨叨，能造成人心不穩嗎？這能不讓清政府忌憚嗎？

清朝統治時期其實根本沒有害怕傳教士，並且非常包容他們在中國的行為，有的傳教士還被朝廷重用。

清朝時期比較出名的傳教士有：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朗仕林、羅明堅、馬賴、伯駕等。

這裡面有的被朝廷封為重臣，有的是皇帝的老師，有的是御用畫師、有的按朝廷旨意創辦醫院。

正因為清朝政府對傳教士的包容態度，所以中國大地上幾乎每個縣城都有傳教士建立的教堂。他們在傳教的同時，也記錄了當地的人文影像。

傳教士最初是懷著堅定的信仰四處傳播他們的宗教和西方的文明。

他們來到中國，給中國帶來了羅盤、自鳴鐘、世界地圖、數學、西醫等技術。同期也有其他的傳教士進入到了日本，但日本非常重視這樣的技術。然而清王朝根本看不起西方的科技，過於盲目自大。這就延誤了中國吸收先進科技的時間。這就導致傳教士在中國有的地方只能資助教育而不能傳播科技，他們有的也會在當地建立醫院，用西醫治病。

傳教士到中國其實是有益處的，那時候窮苦大眾飯都吃不上，誰還相信他們說的什麼救世主，但他們資助了教育，建立了醫院，並且有時會給一些流浪者施捨一些食物，並且記錄了當時中國一些珍貴的人文影像。

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憑藉著堅船利炮不斷蠶食、殖民中國領土，並且還要求清王朝賠償鉅額的款項。軟弱無能的清王朝打不過，只能屈辱的接受列強的蹂掠。晚清時，突然有一隻神秘的組織出現，他們號稱刀槍不入，可以憑肉體之軀抵抗列強的洋槍。在那封建的王朝當然有封建的思想。慈禧太后一聽滿心歡喜，希望這個組織能驅趕在中國領土上的外來侵略者。

這個組織得到清王朝的認可後，於是就對傳教士下手，然後邀功。最後的結果，惹怒了列強，逼迫清王朝對他們出手。在兩種勢力的鎮壓下，這個組織很快就滅亡了。

西方工業革命的時候，在明末就有大量的傳教士來華傳播科技和醫學。如果清王朝不閉關鎖國，向日本那樣虛心的吸收先進技術，清朝政策也不至於後來被列強們肆意的蹂躪，清朝巔峰時期的GDP能佔世界總GDP的1/3，財力是非常雄厚的。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個概念清朝統治者不是害怕傳教士本人，而是他所代表的勢力以及他背後的支持者。在清代晚期隨著一次、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清政府被迫和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在條約中別有用心的國家把傳教自由等相關權益硬加入了進去，這些國家中以英國、法國為代表，這些國家主要是基督教裡面的新教和天主教，他們是宣揚宗教精神喜歡四處傳教的，尤其以法國的天主教為最積極的一支。所以在清末法國的天主教想中國派遣了大批的傳教士來傳教，妄圖擴大天主教的影響力從而進一步影響政局。下面我將從幾個方面來談談：

根據資料記載，天主教在法國曆史上曾經長期佔據統治地位，歐洲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徒與新教胡格諾派發生過猛烈衝突，後者曾慘遭迫害。17世紀天主教改革在法國大獲成功，天主教虔誠精神盛行，聖徒不斷湧現，18世紀它受到啟蒙運動、自然神論和唯物論的猛烈批判，法國大革命時期取消其合法地位，1801年拿破崙一世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與羅馬梵蒂岡的教皇簽訂和約，承認它是法國大多數人的宗教。19世紀反教權主義在法國盛行，直到本世紀初達到頂峰，1905年透過法律實現了政教分離。

可以說在18世紀以後天主教在法國的影響已經根深蒂固了，法國大部分的百姓和皇室貴族大部分都信仰天主教，在20世紀政教分離以前，天主教在法國的所有宗教裡面一支佔有統治地位。且天主教比較重要的一項使命就是在全世界宣揚傳播天主教，法國在他自己的殖民地都有天主教傳播機構和團體，晚清時期的中國自然也是它重要的宣傳場所之一。

所以在二次鴉片戰爭後法國從本土派出了大批的傳教士深入中國，不只是沿海的開放城市和交通樞紐，廣大的內陸和偏遠地區也派人去傳教，真的可以說是無孔不入，這些舉動自然和當地的勢力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所以晚清的教案多發，基本都是天主教傳教士和地方百姓之間爆發的衝突，甚至導致了很多傳教士和百姓的傷亡，清廷處理善後也大多數都是以滿足列強的要求結案。

這些基督教的傳教士假借條約傳教自由之名，一路順著大江大河深入中國內陸偏遠地區傳教，他們是包郵多從目的的，可不只是簡單的傳教而已。

清廷之所以對這些傳教士那麼忌憚，主要還是他背後有人支援，他們可以隨時聯絡本國使館對地方官員施加壓力，也透過本國政府對清廷中央的相關決策進行影響和干預，畢竟西方國家的實力擺在那裡，硬碰硬是沒有好結果的。在地方爆發的多起教案中即使是傳教士的問題清廷也不敢公平公正的處理，很多時候都是妥協了事。

綜上所述，清廷統治者害怕的不是傳教士本身而是他背後的支援勢力，他們狼狽為奸對地方事務進行干預，大大的損害了清朝國家的主權。

這個問題，還要從一個案件開始說起，這是清朝一個大案，史稱“曆法之爭”。表面上看，這個案子是一種天文學方面的分歧，實質上，是天主教東傳和傳統儒家文化反擊的必然結果。

當清朝統治者需要傳教士為清朝作一些事情的時候，皇帝就會對這些人異常寬容。這是傳教士所以能夠存在的根本，但傳教士想要的是傳教，這是清王朝無法容忍的。於是，清王朝對傳教士，就出現了冰火兩重天的態度。

利瑪竇，明萬曆年間來到中國，成為最早一批來到中國的傳教士，與明代科學家徐光啟為好友。

這個案子的主人公，名字叫湯若望，他是歐洲神聖羅馬帝國的傳教士，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這是一個傳奇人物，經歷了兩朝三代，在明朝崇禎年代，被明朝皇帝信任，清軍入關之後，又被清朝皇帝認可。成為繼利瑪竇之後，又一個西學東漸的代表人物。

湯若望，從德行上來說，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身為傳教士的他，不但為中國帶來了天主教，還帶來了大量的西方先進知識。其中，他最擅長的天文學，幾乎改變了中國使用了數千年的歷法。這是一場極為深刻的變革，像是一條鰻魚衝進昏昏欲睡的沙丁魚群之中，頓時，引起了軒然大波。

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也有專門的天文部門，被稱為欽天，但傳統天文學往往僅僅憑藉經驗以及肉眼，再加上古典文獻的記載，配合極少的工具，確定曆法。長久以來都是如此，這種天文部門漸漸變得神秘。湯若望的出現，帶來了大量見所未見的奇怪儀器，這些西方的天文學儀器，改變了中國傳統天文學。

平心而論，湯若望的新曆法，的確具有先進性和科學性，偏偏忘了一件事，那就是湯若望的身份，他僅僅只是一個外華人，一個傳教士。皇帝的寵信並不代表他被其他官員認可。一個陰謀圍繞著湯若望展開。

清朝官員代表楊光先率先發難，他將矛頭指向了湯若望的歷法，但罪名非常可怕：潛謀造反，妖言惑眾，曆法荒謬。這三條罪名，是誣告，也是一場博弈。

對於曆法荒謬這種事情，當時的康熙皇帝不置可否，但對於前兩項罪名，康熙皇帝提高了警惕，當時，湯可望已經發展了十餘萬天主教徒，這是一個極為恐怖的數字，年輕的康熙也知道潛在的危機。於是，湯若望下獄，但免於一死，而支援湯若望的五名官員，卻全部被殺。

湯若望，繼利瑪竇之後有一個著名傳教士，歷經明崇禎、清順治、康熙，兩朝三代，康熙三年曆法之爭的主角。

湯若望案發生在康熙三年，那時候的湯若望已經重病纏身，雖然最終康熙皇帝赦免了湯若望，但在康熙五年，湯若望病死，年75歲。

湯若望一案，可以看成是東西方文化衝突的典型。很多人不願意承認，但不得不承認，從明朝中葉開始，中國已經落後於西方，而到了明朝末年，中國被西方彎道超車。天文、地理、軍事、科技，甚至包括航海，西方從各個領域全面超越中國，除了經濟以外。

中國憑藉地大物博和數量龐大的人口，勉強保持著世界第一的稱呼。在這樣的光環下，很多人並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落後，中國政府的官員變得高傲自大，極力的進行反擊。在官員的態度下，康熙皇帝即使站在湯若望這邊，也無能為力。湯若望死後四年，康熙九年的時候，舊曆法和新曆法的差距逐漸顯現出來。康熙不得不承認新曆法的先進性。從而開始使用新曆。

湯若望的最終勝利，也讓康熙皇帝更加信任傳教士，南懷仁就成了繼湯若望之後，最著名的西方傳教士。他利用自己的先進知識，不斷的推動中國武器裝備，天文曆法、地理數學的發展。直到南懷仁於康熙二十七年病逝，這種西學東漸才告一段落。

南懷仁，清康熙年間最著名的傳教士，也是康熙最信任的傳教士。

從湯若望到南懷仁，清王朝對這些傳教士的態度，看起來非常友好而且很開明。在西方很多書籍中，也盛讚康熙皇帝開明的宗教政策。在這些輝煌背後，只是一種虛假的繁榮，我們可以稱之為冰火兩重天。

對比康熙皇帝以及順治皇帝本身的態度，在民間，天主教的傳播，以及西方先進科學的傳播，遭到了嚴防死守。湯若望案子的本質，就是這種嚴防死守的結果。康熙皇帝以及清政府允許這些傳教士在朝廷裡供職，但不允許他們無休止的民間傳教。科學技術也是一樣。

康熙皇帝素來以愛好科學，喜歡接觸先進技術聞名，他的這種接受，並不願意帶來更高更先進的生產力，僅僅只是個人的學習而已。對於百姓的管理，依然採取愚民的政策，不希望百姓接受更多的先進思想。

冰火兩重天現象的出現，是清王朝的統治者，在中西方大博弈背景下的權衡。康熙皇帝以及清政府只是需要西方的先進技術，比如製造火炮，為自己的開疆擴土貢獻力量。於是，南懷仁之後，清王朝並沒有再出現過著名的外國傳教士。政策逐漸收緊，開始關閉國門，限制天主教的傳播。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清王朝的統治者，本質上並不希望傳教士出現在中國的土地上，但湯若望、南懷仁等人，的確給清王朝帶來了不少好處，因此採取了折中態度。而當天下已經安定下來，愚民政策以及文化高壓政策開始擺上檯面，從官方到地方全面收緊。直到鴉片戰爭後，傳教士開始胡作非為，遠沒有湯若望，南懷仁這些人友好。於是清王朝更加害怕傳教士的存在。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明確一個觀點，清朝統治者不是害怕傳教士，而是他們所代表的勢力以及他們背後的支持者。在清朝晚期隨著第一次、第二次的鴉片戰爭失敗，清政府被迫和西方列強簽訂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在條約中別有心裁的國家把傳教自由等相關許可權強加入了進去，這些傳教士所在的國家以英國、法國為代表，這些國家主要以基督教中的新教和天主教為主，他們是宣揚宗教精神喜歡四處傳教的，特別是法國的天主教最為積極的。所以，在清末年間法國的天主教在中國大地上派遣了大批傳教士，企圖妄想擴大天主教的影響力從而進一步干預中國的政權。

身穿清廷官服的傳教士

這些外國基督教的傳教士們假借條約傳教之名，打著旗號深入中國內陸及偏遠地區來傳教，他們是免費送貨到目的地，所以說，這些傳教士們可不只是簡單的傳教而已。

外國天主教派遣清廷的傳教士

西方國家這些傳教士們每個人都是揹負著使命來的，他們基本上都和他們的使館密切聯絡著，肩負著收集各個地方來的情報，一邊傳播基督教，一邊吸收地方百姓的加入，更甚者在他們本國政府的指示下干涉清廷各地的政務事務，可以說是暗藏著多重目的的。更有可能的話，他們還想建立影響政局的強大宗教勢力根據地，為這些傳教士所屬的西方列強從中國獲取更多的便利。

身穿清廷官服的傳教士

清朝統治者為什麼會對這些傳教士那麼害怕，其實是他們背後的支持者，他們可以隨時聯絡本國使館對地方官員施加壓力，也透過本國政府對清廷中央的相關決策進行影響和干預，畢竟西方國家的實力擺在那裡，硬碰硬是沒有好結果的。在地方爆發的多起教案中即使是傳教士的問題清廷也不敢公平公正地處理，很多時候都是妥協了事。

傳教士使用的書籍

總而言之，清廷統治者其實害怕的不是這幫傳教士而是他們背後的強大勢力支持者，他們狼狽為奸對中國各地的政務事務進行干涉，從而損害清廷的神聖的國家主權。

並沒有害怕傳教士，其實清朝對於西方傳教士不是他們想怎樣就怎樣的，尤其是晚清。但是擔心還是有的，肯定要控制，歷朝歷代對於宗教信仰多少都會有防範的，有很鮮明的例子，東漢晚期的時候“黃巾起義”就是以宗教作為政治綱領和組織形式的農民暴動戰爭，宗教作為信仰文化它可以安民，但是別有用心的人可以拿它作為政治武器，因為宗教有很強的凝聚力和號召力，一旦某宗教傳播面積很大，那顛覆政權就是很簡單的事情了，對於統治者，黃權在握，任何大規模的宗教傳播活動對他們都是一種衝擊，時刻在威脅著他們，只能說是防範打壓，幾個傳教士他們並不怕的。

清朝統治者以儒家思想治國，以宣揚君權神授為君主專制正名；而西方傳教士主要傳播基督教思想，基督教主張人人平等，尊奉上帝為創造萬物的神。所以儒家宣揚君權神授與基督教宣揚上帝造物主是矛盾的。

維繫中國幾千年封建統治的儒家思想，是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相匹配的一套治國方略。以三綱五常來鉗制士人，以八股取士來控制思想，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來束縛農民，並且透過閉關鎖國政策來限制流動，企圖關起門來實行永久統治。而經歷全球化的客觀要求必然把清王朝的一整套制度粉碎。

當外來的文化企圖改變中國幾千年固有的文化時，兩種文化的衝突自然而然會產生嚴重的碰撞。儒家的文化是跟值於農耕經濟的產物，而西方基督教思想則是商業經濟的產物，兩種不同經濟制度孕育的文化很難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融合，即使到了今天，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國的信徒更多的侷限於部分曾經落後的少數民族中，絕大多數人在新中國建立後，深受社會主義文化的薰陶而成為無神論者。

由此可見，根深蒂固的農耕經濟是阻礙基督教思想傳播的根本原因。

歷史上的中國封建王朝對外來宗教往往採取包融的態度，清朝統治者害怕傳教士現象，那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

鴉片戰爭前，基督教曾三次大規模傳入中國。第一次是唐朝太宗貞觀9年（635年），基督教分支聶斯聶利派（景教）傳入中國，唐武宗滅佛時受連帶滅絕。 第二次是在13世紀末至14世紀中葉的元代，景教再次來到中國，時稱“也裡可溫教”或“十字教”，隨著元政權被趕回大漠，景教又一次在中國銷聲匿跡。

基督教第三次傳入中國是16世紀未十七世紀的明清之際。當時的傳教士將基督教義與中國“敬天”思想相結合，將基督教譯作“天主教”，到18世紀初，中國基督教徒已達30萬人，並出現了中國籍的神父，隨著西方基督教不同教派大量湧入，一些傳教士開始干涉中國教徒參加本民族的“敬禮”和“祭祖”儀式，由此出現了“中國禮儀之爭”。從1700年開始，這個論爭發展成了教皇與清帝的公開衝突，是年，康熙皇帝宣告：敬孔祭祖乃中國習俗，不含宗教意義。

1704年，教皇堅持嚴禁中國教徒行中國禮儀。1715年，教皇釋出《從這日起》通知，重申不準中國教徒行中國禮儀的前禁，違者與異端同罪。康熙帝認為這是干涉中國內政，遂拘捕傳教士，禁止傳教。1742年，教皇本篤十四世重申1715年禁令，令傳教士設法使中國教徒服從教皇，清廷毫不相讓，事件一直延續至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為止。

鴉片戰爭後，傳教士依仗不平等條約第四次大規模進入中國，這時的傳教士多以勝利者、救世主的面貌在中國出現，造成衝突不斷，最終導致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可見，鴉片戰爭前清統治者禁止傳教士傳教原因是羅馬教皇干涉中國內政，鴉片戰爭後清廷是害怕傳教士背後的西方國家的船堅炮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