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穆宗，明世宗第三子，初封峪王，即位後廢除海禁、議和蒙古、促成邊疆安寧、允許私人與外國經商往來，一度使明朝中興一時，史上稱為隆歷新政。他也算是明朝中期一位較有作為的皇帝。可惜在位僅六年，就因沉迷媚藥荒廢朝政，最終一病而亡，終結了自己的帝王生涯。

明穆宗朱載垕[hòu](公元1537年-1572年)，漢族，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第三子。

明穆宗朱載垕可以說是明朝比較幸運的皇帝，在他統治期間，幾乎沒有爆發什麼重大的變故，他得以穩坐皇位六年。這與他的性情是分不開的，由於在作皇子期間處處小心謹慎，很少張狂，從小就養成了貞靜、仁義的性情。同時隆慶朝人才濟濟，文有徐階、張居正、高拱、楊博，武有譚綸、戚繼光、李成梁。這些人之所以出名，還要歸功於隆慶皇帝給了他們發展的空間，反觀歷史，成化朝也曾人才濟濟，但由於皇帝的限制，他們終究沒有在歷史上寫下光輝的一筆。朱載後的一大優點就是用人不疑，放手讓他的臣子去發揮才能，使得隆慶朝和萬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反照的時期，這一時期社會比較穩定，經濟比嘉靖朝有了重大的改觀，可以說朱載後在使明王朝向最後一個繁榮時期發展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過渡作用。

人無完人，朱載後也是有缺點的，比如懶於政事，貪享美色，整天在後宮裡忙來忙去，被人比作後宮中辛勤的小蜜蜂，最後他也是死於色，這不能不說是他人生的一大汙點。隆慶六年五月，宮中傳出了皇帝病危的訊息，被女色掏空了身子的隆慶皇帝，從此再沒有站起來，他匆匆走完了六天的帝王生涯，把大名江山留給了年僅9歲的皇子朱翊鈞，終年三十六歲。

明穆宗朱載垕，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第三子，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出生於北京，因為不是長子，所以並不得嘉靖皇帝的疼愛。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被封為裕王，與他的兩位哥哥莊敬太子,景恭王同日受封，剛滿16歲前往裕王府就藩，在裕王府生活的13年使朱載垕更多的接觸到社會的各方面，瞭解到了明朝的各種矛盾和危機，尤其是嚴嵩主政以後朝政紊亂,官員貪汙腐化,“南倭北虜”之患日益嚴重，這些使他更加關心朝局。本來他可以安安穩穩的做個王爺，但是命運總是變幻莫測，由於他的兩個哥哥先後早逝， 他被明世宗立為儲君，隨後繼位為皇帝，由於他比宮裡的人更瞭解民間疾苦，這對他登基後的作為有很大影響。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明世宗駕崩，朱載垕繼位，改年號隆慶，是為明穆宗。明穆宗繼位以後立即糾正了明世宗在世時的所有弊政，並全部召回之前以言獲罪的大臣，朝政為此煥然一新。明穆宗在位期間發生了“庚戌之變”，這是蒙古的有一次大規模入侵，蒙古騎兵和土蠻部隊從山西和灤河方向近逼北京，隆慶皇帝急忙調邊兵入衛京師。雖然蒙古人沒有進攻北京，只是搶掠了一番，但是這次事件也著實嚇了明穆宗一跳，隨後他加緊北部邊防，並且調戚繼光等名將加強長城防線，同時展開互市貿易，使北部邊境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和平景象，自此以後再也沒有蒙古大規模入侵的事件，隆慶時期的這些作為都是超過前朝的。隆慶皇帝先後任命徐階,李春芳,高拱等人為首輔，解決了多年的“南倭北虜”問題，並且與蒙古議和，是為隆慶議和，並有俺答封貢。而且還部分的開放海禁，允許私人下海，史稱“隆慶開關”。明穆宗雖然使朝政改善，但是他也同明朝的很多皇帝一樣沉溺酒色，由於縱慾過度長期服用春藥，致使身體每況愈下,一病不起，終於在隆慶六年天（公元1572年）駕崩，享年36歲，廟號“穆宗”，諡號“莊皇帝”。明穆宗駕崩以後，有他的兒子朱翊鈞繼位，是為明神宗。明穆宗雖然在位只有短短的六年，是明朝少有的承平時期，被稱為“太平天子”；雖然他沒有大寫特寫的功績，但是他能力行節儉，信任內閣輔臣，也不濫殺大臣。雖然只有短短的六年，卻為張居正的“萬曆新政”奠定了基礎。在他之前是沉迷道教的嘉靖皇帝，在他之後是30年不上朝的萬曆皇帝，或許只有明穆宗這樣寬仁的皇帝才是老百姓所需要的吧。

明穆宗朱載垕在歷史上貌似存在感不強，畢竟老爹嘉靖和兒子萬曆這兩皇帝的流量太強，導致中間的隆慶帝基本無人提起。那麼明穆宗到底怎麼樣呢？

隆慶帝接受的大明帝國其實也是一個爛攤子，好在明穆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力不咋的就樂於讓手下大臣做事，好在隆慶一朝的內閣大臣十分牛逼，隆慶在位六年，前三年基本靠徐玠，後三年靠高拱和張居正。

隆慶帝上臺就推翻了他老爹嘉靖重用方士留下的弊政，平反了在嘉靖時期留下的冤案，海瑞就是受益者，加大了官員考核，抑制土地兼併，啟用李成梁協守遼陽，調任戚繼光入京師，鎮守北方成功抵禦蒙古南侵。

隆慶一朝做了兩件大事，一是“隆慶合議”，明朝與蒙古達成了對俺答汗的封王、通貢和互市的協議，困擾明朝的北疆問題成功解決，二是“隆慶開關”，宣佈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明朝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開放時期，大量白銀源源不斷的流入明朝。

隆慶帝奉行“垂拱而治”的執政理念，高拱和張居正的改革能順利進行很大程度是因為隆慶帝放手讓他們做，自己卻充當看客，隆慶帝雖然任用賢臣良將，但是私生活比較荒唐，也許是之前在嘉靖帝面前裝的太辛苦，當了皇帝立馬就放飛自我，縱慾過度加上服用春藥，只當了短短六年皇帝。

明史對他的記載還算公允，隆慶帝運氣不錯，他老爹嘉靖給他留的政治資本很強大。他政治手腕也還不錯，給自己兒子留下的明帝國也算政治清明、經濟繁榮，也給萬曆十年大改革打下基礎，後世把他們這十多年合稱“隆萬大改革”。

穆宗在位六載，端拱寡營，躬行儉約，尚食歲省鉅萬。許俺答封貢，減賦息民，邊陲寧謐。繼體守文，可稱令主矣。第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蓋亦寬恕有餘，而剛明不足者歟！

穆宗朱載垕,是世宗八個兒子之中的第三個。世宗的長子載基,是閻貴妃所生,生下了兩個月,得病而死。次子載壑,是王貴妃所生,生於嘉靖五年,在嘉靖十八年被立為太子。到了嘉靖二十八年,也得病而死。

穆宗生於嘉靖十六年,母親是杜康妃；他和世宗的第四個兒子,盧靖妃所生的載圳,均於載壑被立為太子之時,同日受封為王，他被封為裕王,載圳被封為景王。世宗的四個別的兒子,都是生下不到 一年便死了。

世宗聽通道士的話,以為自己命中克子,便在太子死後不僅遲遲未立太子,而且不與穆宗(裕王)和景王見面,叫他們搬出宮中,分別住在裕王府與景王府。穆宗比較渾厚,景王卻野心勃勃,於言談之間盼望越次被立為太子。世宗得到情報,就在嘉靖四十年命令景王離開京城,搬到湖北德安所謂“封地”去住。四年以後,景王在德安病死。然而,世宗依然不肯立穆宗為太子。

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世宗自己去世之時,剩下的活的兒子只有穆宗一人。於是大臣們秉承“遺詔”,便立了穆宗。這時候,穆宗的年紀已有三十。

《明史·穆宗紀》的讚語說:“穆宗在位六載,端拱寡營,躬行節儉。"這個評價並不完全符合實際。明穆宗沒搞大規模的土木建築,但他並不節儉,應該說他是一個怠於政事,對於遊玩揮霍卻很感興趣的皇帝。

隆慶元年(1567年)正月,“初七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對於這種“初政而遽怠”的行為,給事中魏時亮上疏勸諫,但“疏入,留中”,明穆宗並不理睬。十月,“詔停日講”;魏時亮認為“天未冱寒,不宜遽輟”,又上言勸諫,而明穆宗仍不予採納,只不過“章下所司”了事。隆慶二年(1568 年)春,御史周弘祖上言批評明穆宗:“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諮訪治道。” 如此等等,都說明明穆宗身為皇帝,對於政事卻很少過問。

明穆宗所熱心的,乃是遊玩、揮霍。史載:“司禮諸閹滕祥、孟衝、陳洪方有寵,爭飾奇技淫巧以悅帝意。”明穆宗在後宮“遊幸無時,嬪御相隨,後車充斥”。據內官監說,明穆宗下令從戶部調取銀兩,全部用以“創鰲山、修宮苑、制鞦韆、造龍鳳艦"。明穆宗的“服御器用”,也都是“鏤金雕玉”。為了供其享用,他“買玉市珠,傳帖數下”,購求珠寶比明世宗“益急”。

其他採辦,數量也很大,隆慶五年(1571 年)夏,“詔江西燒造瓷器十二萬有奇,陝西織造羊絨三萬二千二百匹有奇,凡費一百數十萬"。為了供應採辦費用，明穆宗“自即位以來，歲取太倉銀入承運庫”,“視嘉靖末徵求愈急，而中官復趣之，庫藏為之一竭“。

凡是上疏批評明穆宗揮霍浪費的,都受到打擊。隆慶二年(1568 年)九月,工部尚書雷禮彈劾誘惑明穆宗醉心晏遊的太監滕祥,“傳造採辦器物及修補壇廟樂器,多自加徵,糜費鉅萬。工廠存留大木,斬截任意”。明穆宗看到奏疏後,竟不處罰滕祥,而令雷禮致仕。

太監李芳“能持正”,對滕祥以遊玩揮霍誘惑明穆宗很不滿意,“切諫,帝不悅。(滕)祥等復媒孽之,帝遂怒,勒(李)芳閒住”。隆慶二年(1568 年)十一月,又杖李芳八十,“下刑部監禁待決”。

隆慶三年(1569 年)五月,御史詹仰庇批評宮廷中的浪費現象,惹惱了宦官和明穆宗。當時諸司文移往還,及地方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書不用這一術語,而詹仰庇的這個奏疏中,誤用了“再照人主”四字,遂被當成處罰藉口,明穆宗下詔說:“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詹仰庇被廷杖一百,並被除名。對於勸諫者的無情責罰,說明明穆宗堅持揮霍浪費的態度極為頑固。

嘉靖年間的首輔之爭，在隆慶年間有增無減。明世宗死去時，徐階任首輔之職，遺詔即是他的手筆。遺詔宣佈:“凡齋醮、土木、珠寶、織作，悉罷,‘大禮’大獄、言事得罪諸臣悉牽復之。”這個詔書曾使當時朝野上下許多人“號慟感激, 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詔書，為世宗始終盛事”。但有兩個人對這個詔書卻大加詆譭，這便是欲奪徐階首輔職位的高拱和他的同鄉郭樸。

高拱,河南新鄭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與安陽人郭樸同時因徐階的推薦而入閣。但郭樸與高拱“鄉里相得,事(徐)階稍倨”,高拱尤其“負才自恣”。明世宗居住西內,閣臣值廬在西內之中。高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廬,時竊出”。有一天,明世宗“不豫,誤傳非常,(高)拱遽移具出”。給事中胡應嘉,是徐階的同鄉,原已發現徐階與高拱不合,這時“遂劾(高)拱不守直廬,移器用於外”。

高拱懷疑是徐階所指使,遂“大憾之”。徐階在明世宗死後草擬遺詔時,沒有與高拱,郭樸商量,“舊恨新仇”，促使他們對遺詔不能公正評價,竟發表了這樣的意見:“徐公謗先帝,可斬也!”

隆慶元年(1567 年),胡應嘉以救考察被黜者而削籍,“言者謂(高)拱修舊郤”,脅持徐階斥去胡應嘉,於是對高拱紛紛彈劾。高拱也找人彈劾徐階。雙方鬥爭的結果,高拱遭到失敗,不得不“引疾歸”,郭樸也因受到攻擊而“乞身去”。

但徐階保有首輔位子的時間也不太長。徐階對明穆宗多所勸諫,“所持諍多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明穆宗對他也漸漸不滿。隆慶二年(1568 年)七月,徐階只好自請致仕。接替徐階的是李春芳。他為人“恭慎,不以勢凌人”,其任首輔,“益務以安靜稱帝意”。

隆慶三年(1569 年)冬,明穆宗召高拱以大學士兼掌吏部事。這時,高拱“盡反(徐)階所為”,“專與(徐)階修郤",“所論皆欲以中(徐)階,重其罪”;對李春芳則凌之以“出其上”,李春芳不能與爭,“謹自飭而已”。李春芳“嘗從容為(徐)階解”,估計高拱最終不會容納自己,只好連疏“請歸養”父母。同時南京給事中王禎也仰承高拱的鼻息,上疏對李春芳進行攻擊。隆慶五年五月,李春芳終於被批准退休回家。而高拱在穆宗去世之時,他又因為和張居正不能協調,被神宗的嫡母與生母罷黜回家,鬱郁而死。

至此,久欲當首輔的高拱如願以償。總計隆慶時期的六年,首輔先後由三個人擔任,每人平均任職二年,於此可見當時大臣的互相傾軋是多麼劇烈。

隆慶初年,明朝的北部邊境仍不安寧,戰爭時有發生,隆慶元年(1567年)九月至十月,京師為此又戒嚴一次,軍費因此不能減少。明穆宗的揮霍浪費也增加了開支。這樣,隆慶年間財政緊張仍然是嚴重的問題。

隆慶元年(1567 年)十二月,明穆宗讓戶部盤查內庫太倉糧銀出入數字,尚書馬森報告:“太倉見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五百六十二兩。歲支官軍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須得銀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歲抵算,僅足三月。京倉見存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一百五十一石,歲支官軍月糧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又加二十二萬餘石,以今數抵算,僅足二年有餘。

竊惟積貯,天下大命,故無三年之蓄,則曰國非其國。命(今)帑藏所積似此,可謂匱乏之極矣。平居無事,尚難支援,萬一有不虞災變,供費浩繁,計將安出? 今日催徵急矣,搜刮窮矣,事例開矣,四方之民力竭矣,各處之庫藏空矣。時勢至此,即神運鬼諭(輸)亦難為謀。”

隆慶二年(1568年)六月,戶科給事中魏時亮上疏論時事,指出:“今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瘁。”隆慶三年,明穆宗下令取太倉銀三十萬兩供內庭揮霍。新上任的戶部尚書劉體乾很是為難,上疏說:“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與焉。若復取以上供,經費安辦?"明穆宗不聽,劉體乾又說:“今國計絀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即存庫之數,乃近遣御史所搜刮,明歲則無策矣。今盡以供無益費,萬一變起倉卒,如國計何!"

這時給事中李已、御史劉思問等也紛紛上疏勸諫,閣臣李春芳等人的意見與劉體乾等也完全一致。明穆宗無奈,只好批示說:“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內庫亦缺銀兩,朕方取。既這等說,且取十萬來。卿等傳示,不必再來奏擾。”

專制皇帝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只好作出讓步。隆慶四年五月,明穆宗聽了太監崔敏的話,下令“市珍寶”,戶科都給事中李已和工科給事中陳吾德再次發出警告:“邇時府庫久虛,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憂危!”

隆慶六年尚寶卿劉奮庸上疏陳五事,其中第三事是“慎儉德”,要求皇帝“察內帑之空虛”,“不作無益”反映當時明朝政府的財政緊張的記載,在隆慶六年中幾乎年年都有,可以說,這時封建國家在財政問題上已是山窮水盡、走投無路了。

（正文完）

雖然明穆宗朱載坖（隆慶皇帝）在歷史上的存在感不怎麼高，但他還算是一名合格的守成之君，在明朝歷史上的功績也是可圈可點的。

說來有趣，隆慶的處境跟雍正倒是頗有些相似。首先，兩者的父親和兒子，都是本朝在位時間最長的兩個皇帝。也正因為夾在兩個“超長待機”的皇帝之間，便註定了他們兩人在歷史中的功績很容易被掩蓋。其次，隆慶和雍正皇帝在位時間雖然都不長，但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

不過，隆慶顯然沒有“冷麵王”雍正那般霸氣。雍正可是“以勤為天下先”的盛世明君，他以鋼鐵般的意志強行推動改革，直接打擊了士紳特權階級的既得利益，進步釋放了清朝社會生產力，推動了康乾盛世的發展。

相較之下，隆慶的能耐可就差遠了，雖然他在位期間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其力度卻比不上雍正那“玩命式”的改革。即便如此，但隆慶改革對明朝中後期的發展還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併為日後輝煌的萬曆中興打下紮實的基礎。

在評價隆慶之前，先來簡單做個鋪墊，聊一下他的父皇、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道士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皇帝）。嘉靖是一個備受後世爭議的皇帝，有人認為他是一位中興之主，開創了“嘉靖中興”；也有人認為他是一位昏君，開啟了“嘉靖中衰”，而本編更傾向於後者。

有一種關於明朝滅亡的說法是，“明亡於天啟，實亡於萬曆，始亡於嘉靖”。其實，這句話確實是有依據的。嘉靖在位期間，沉迷於道術修仙，不理朝政，消極怠工，致使朝政昏暗，權奸嚴嵩亂政。

而昏亂的朝政又進一步加劇了明朝的衰退。所以，嘉靖年間明朝國力中衰，民生凋敝、軍備廢弛，讓明朝陷入“南倭北虜”的困局。一方面，東南沿海有倭寇作亂，數十名真倭甚至破天荒的輾轉殺抵南京城下；另一方面北方邊境的韃靼部落又不斷侵擾，還一度打到北京城下燒殺搶掠，造成了恥辱的庚戍之變。

因此，嘉靖留給隆慶的並不是一個太平盛世，而是一個日薄西山、危機四伏的明朝。但幸運的是，嘉靖還是給他留下一筆巨大的政治遺產——名臣。

事實上，自嘉靖末年時起，明朝就進入了一個由名臣開創的中興時代。從嘉靖末年到萬曆初年這二十多年間，在明朝的政壇和軍界中，閃爍著眾多名臣名將，比如文臣中的高拱、徐階、李春芳、張居正等；武將中的戚繼光、俞大猷、李成梁、譚綸等。這些名臣相繼輔助隆慶和萬曆兩代皇帝，開創了輝煌的“隆慶-萬曆中興”。

隆慶時期，是這段中興的關鍵轉型期。隆慶在位期間，在中央重用徐階、李春芳、高拱等內閣輔臣，在地方則重用戚繼光、俞大猷、譚綸等實力派武將，透過與蒙古俺答汗達成“隆慶和議”和平倭戰爭的全面勝利，進而一舉解決困擾朝局多年的“南倭北虜”問題。此外，隆慶即位之初，還宣佈廢除海禁，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促進了晚明海運貿易的發展，史稱“隆慶開關”。

可惜，隆慶由於過度嗜好女色，最終透支了身子，年僅三十六歲就駕崩了，僅在位6年。雖然，隆慶在位時間不長，但在這短短几年間，隆慶消除了嘉靖遺留的困局，還為年幼的萬曆打下了輔政班底，對日後的萬曆中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