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人：我憑什麼要聽你的話。

皇帝：我的權利是神仙授予的。

天下人：麻煩您皇帝陛下幫我問問神仙，怎麼會發生天災？

皇帝：我問神仙了，那是我失德所致，跟你沒關係，我已經向神仙道歉了。

所謂罪己詔就是給天下人看的。就是一種鞏固皇權的手段。

罪己詔一般分為兩種：

一、就是發生天災，如黃河氾濫、如天下大旱 那時候人都比較迷信，出現這種情況皇帝迫不得已一般會下罪己詔安撫民心。比如明末有名的木工天啟皇帝，1626年5月30京城火藥庫發生離奇爆炸，傷亡達上萬人，平時不管事把事情都交給魏忠賢的天啟皇帝，認為自己的行為觸怒上天，百忙之中，下了一道罪己詔。

二、政權危難之時。如唐朝暴發安史之亂之時，唐玄宗下罪己詔，說自己昏聵寵信楊貴妃兄弟楊國忠，致使朝政荒廢等等。罪己詔甚至還有背鍋的用處，明末崇禎皇帝即位之後，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1635年李自成攻破明朝中都鳳陽也就是朱元璋的老家，一把火燒了老朱家祖墳，崇禎得知後，痛哭流涕。華人向來重視祖墳，更何況那時九五至尊的皇帝，肯定有官員要倒黴了，不過，崇禎痛定思痛，認為國家危難之際，正是用人之時，自己一道罪己詔便扛下所有。

在帝制時代，皇帝是代表一個君主制的王朝最高統治者，皇帝代表著權威也有代表著至上的最高權力！

至於作為皇帝為什麼會下罪己詔？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對自己犯下的錯有深刻的影響，只能對天下百姓下詔認錯來維護自己最後的一點顏面和統治！

在秦始皇自創皇帝這個稱號以來到清朝滅亡，歷史上曾有多位帝王下過罪己詔，如漢武帝劉徹、唐太宗李世民等等！這些真正認識自己過錯的帝王下罪己詔的最著名的是漢武帝。

漢武帝由於為了打擊匈奴連年征戰，雖然打了聲威，但是在他長達幾十年的對外征戰中，國庫也消耗得太嚴重，加上他晚年的窮兵黷武打擊匈奴，大漢天下百姓叫苦連天。

更是加上晚年的武帝年老昏聵導致發生了巫蠱之亂，這場武帝的晚年之亂牽連數十萬人，連培養了三十多年的太子劉據不幸被陷入其中，更是導致了太子劉據一脈因巫蠱之亂而被誅族，連皇后衛子夫也上吊自縊而亡。

後來，當武帝認識到巫蠱之亂是一場被人故意為之的事件時和得知天下百姓因幾十年的戰爭中過得叫叫苦連天、人口減半的情境下，武帝釋出了《輪臺罪己詔》向天下承認了自己一生的過錯，並用詔書向天下數落自己的錯，同時也下令停止與匈奴的戰爭，迴歸漢初時的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中。

歷史故事 | 皇帝的罪己詔，愚民的好聽話什麼是罪己詔？

首先要知道古時皇帝為什麼會下罪己詔？就要知道什麼是罪己詔。"罪己詔"是古代的帝王在國家遭受天災、政權處於安危時、自省或檢討自己過失、過錯發生的一種口諭或文書。

迴歸到提問上，為什麼皇帝會下罪己詔呢？這其實就是一種愚民的手段，按我們的大白話來說就是——忽悠。皇帝透過罪己詔一方面安撫民眾的心情，鞏固封建階級的統治，另一方面給自己樹立一個明君的高大形象，頗有譁眾取寵的味道。最瘋狂的是明朝崇禎皇帝，平均每三年的多頒佈一條罪己詔。

所有的皇帝頒佈罪己詔的根本原因就是穩定民心，維護王朝的統治。像是我們熟悉的唐太宗李世民，他曾經頒佈過這樣一條詔令大概，大概意思是“為了百姓有飯吃，寧願上天把一切災難都降在他一人身上”，這樣的詔令不過是口頭的一種空話，但是博得一個“君民共苦”的好名聲。當然不能否認的是李世民在歷史的長河中是一位好皇帝，但是放在文中我們要討論的有且僅是罪己詔的意義。

罪己詔通常是在三種情況下出現:一是君臣錯位，二是天災造成災難，三是政權危難之時。在找了一些資料後，接下我給大家按分類舉舉例子。

唐太宗時有一個叫黨仁弘的大將，他在做廣州都督時，貪汙了大量錢財。後來事情告發，他被依法判處死刑。但是唐太宗一直重視黨仁弘，認為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人才，便下了一道聖旨，取消大理寺的判決，改為撤銷職務、流放邊疆的處分。

後來，唐太宗心裡很不安，於是把大臣們召來，檢討說:"國家的法律，皇帝應該帶頭執行，而不能出於私念，不受法律制約，失信於民。我袒護黨仁弘，實在是以私心亂國法啊。"

唐太宗也就寫了一道"罪己詔"檢討說:"我在處理黨仁弘這件事上，有三大過錯:一是知人不明，錯用了黨仁弘;二是以私亂法，包庇了黨仁弘;三是獎罰不明，處理得不公正。"

順治期間發生過重大的天災，皇帝認為這件事應該我來承擔，這是上天對我的譴告。我必須讓上天知道，我願意把事情做好。

唐天寶十五年，唐玄宗在狼狽逃亡途中，曾幾次和著眼淚"罪己"，因為情況緊急，也來不及擺譜頒詔稱敕，是直接與百姓士兵面對面，當眾認錯，做自我批評。

先是，一位勇於講真話的草民代表郭從謹對皇上說了一席大實話:皇上昏昧，不聽忠言，視反賊若寶貝，近臣阿諛，用假話討得皇上歡心，今日之禍，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這種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當面講實話呀!

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認:"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處死楊國忠、楊貴妃後，隨行軍士聲言要離開。唐玄宗以彩綾賞賜士兵，並親自說服動員，公開承認自家老糊塗，用人失誤，致有今日，"朕甚愧之"。

罪己詔都是正式頒告天下的公文，各朝下過“罪己詔”的皇帝數量分別是：漢代15位；接下來三國有1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吳國2位、兩晉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遼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

中國有史記載最早的是商成湯的《湯誥》，罪己原因：大旱欠收。

再看其他列代所能羅列影響力最大的那些罪己詔—秦穆公《秦誓》：喪師戰敗；漢文帝《詔告》旱澇累見；漢武帝《輪臺詔》：濫用民力；漢明帝《罪己詔》：出現日蝕；唐太宗《詔告》：旱蝗並至；唐憲宗《罪己詔》：大旱欠收；唐德宗《罪己大赦詔》：喪師戰敗；宋寧宗《罪己詔》：雷發非時；宋徽宗《罪己詔》喪師戰敗；金熙宗《罪己詔》：雷發非時；崇禎6道《罪己詔》：喪師戰敗旱澇累見；順治《罪己遺詔》旱澇累見；光緒《罪己詔》喪屍戰敗。

綜合來看，喪師敗績應當是歷代“罪己詔”的首要原因。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果然不假。

據學者統計，兩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共有89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權利集中，威嚴至上的皇帝為什麼要下“罪己詔”呢？

對於“罪己詔”這種政治產物，自古以來人們褒貶不一。支援的人認為，皇帝透過對天災和過錯檢討自己，能夠籠絡人心，平復不利輿論。反對者則認為，它就是政治作秀的工具，充滿了虛偽和欺騙。

“罪己詔”是怎麼來的呢？西漢董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創立了嚴密而又系統的理論“災異譴告說”。這個理論認為，國家出現超自然的洪水，乾旱之類的災難時，皇帝就要反省自己的不足並加以改正，“罪己詔”就此產生。

皇帝什麼時候才會下“罪己詔”呢？

唐太宗時期，有個叫黨仁弘的大將，因貪汙錢財，被大理寺判死刑。太宗不捨得殺他，就把死刑改為流放。之後，太宗心裡不安，因為私念，違反律法，這是失信於民啊。為此，太宗下“罪己詔”昭告天下，檢討自己的過錯。

安史之亂嚇的唐玄宗倉皇出走，逃亡途中多次流淚反省，因為情況危急，玄宗當著百姓士兵的面，自我批評，深刻反思。百姓士兵見狀，紛紛義憤填膺，為穩定局面，玄宗下令處死楊國忠，楊玉環。

漢安帝時期，京城出現大饑荒，老百姓居然以人為食，災禍之大，前所未有。無奈之下，只能下“罪己詔”。明朝天啟年，王恭廠火藥庫發生莫名大爆炸，百姓死傷萬餘人。明熹宗認為是自己惹怒上天，不得已下了“罪己詔”。

皇帝頒佈罪己詔，實屬難得！別說皇帝，現實中的朋友們估計很少有人會查詢自己的問題吧？即使查找了自己的錯誤也是自己默默改正，而古時皇帝下罪己詔可是要昭告天下，要讓所有人都看到的！所以說實屬難得～

歷史上的罪己詔一般是皇帝在國家危難、政局扭轉、天災人禍等時機頒佈的，為了查詢自身錯誤而昭告天下用以改過自新。我認為最核心的意義就是其在安撫民心！但是皇帝下罪己詔也有主動和被動之分，罪己詔的功能也有所不同。下面我們來舉例看下：

顧名思義，主動就是皇帝回首執政期間的種種而捫心自問，認為自己這個皇帝做的不夠好就主動頒佈罪己詔。如大禹最早的罪己詔。

大禹登上帝位後，看到犯罪之人，便痛心的哭了起來。左右忙問其故，大禹回答說：“以前堯舜在位的時候，人人都能堅守本心，可是當我在位後，居然還會有犯罪之人，實在是令人痛心。這都是我的過錯，我要向天下人謝罪。”。

被動就是皇帝在政局或國情出現變故的時候，不得已頒佈罪己詔安撫民心，以息眾怒等，如唐德宗被節度使追殺無奈下的罪己詔。

皇帝下的罪己詔本質上是查詢自身問題而昭告天下，但用意有所不同。

一是因發動戰爭勞民傷財下的罪己詔，用於安撫生活潦倒的困苦百姓，如漢武帝后期，看到連年戰爭使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於心不忍，遂下罪己詔把這樣的局面全歸於自己一人。

我認為造成這種局面漢武帝也是身不由己，不打匈奴百姓受到外夷的凌辱生活會更不好過的。

二是為了鼓舞軍心、增強士氣而下的罪己詔。如唐德宗時期，藩鎮的節度使紛紛起來造反打擊唐德宗，追的他四處躲避，無奈頒佈罪己詔，細數自身罪過，表明是自己的錯誤才導致現在這麼不堪。正是這樣懇切的罪己詔使軍心大振，隨後叛亂也被逐漸平息。

三是在自然災害的時候為了安撫百姓，昭告上天，寓意請求上天不要再降下災禍，一切罪過我一人承擔。如漢成帝、光武帝等，都是在蝗災、水患等自然災害發生時頒佈的罪己詔，用以祈求上天惠澤民眾。

其實歷史上還有很多皇帝下過罪己詔，大部分都是用來自省的。有的皇帝是為自己的一生做總結，有的是為了更好的延續自己的皇帝地位，有的則是真真切切的為民請命。總之，我認為能下罪己詔是一種勇氣！頒佈罪己詔給我們最基本的認知就是放下面子，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以上就是我的觀點，不妥之處還請斧正！

罪己詔，演變到後來，本質上是安撫人心，鞏固政權，化解矛盾的一種手段。

它通常是在三種情況下出現：一是君臣錯位，二是天災造成災難，三是政權危難之時。

極個別的皇帝才會是真正的反思自己的過錯，真心實意的把自己的過錯向天下人謝罪的。

說到罪己詔，必說漢武帝。

漢武帝的輪臺詔是最著名的罪己詔。

雖然現在有很多說法，認為漢武帝下的輪臺罪己詔只不過是一個對國家大政方針轉向的詔書，並不是後來傳統意義上的罪己詔，事後人誇大的結果。但是我認為這種說法是脫離的環境看事物。

輪臺罪己詔確實是一個國家政策的調整，但是也的確是漢武帝劉徹認識到自己這麼多年來的作為已經把這個帝國弄的疲憊不堪。

在漢武帝晚年時期，崇信方術，追求長生不老，在政治上，任用江充，最終釀成“巫蠱之禍”，逼死了太子劉據和衛皇后，受株連者數萬人。而事後最終發現太子劉據是被丞相劉屈犛與李廣利合謀陷害而死，是漢武帝劉徹大受打擊。在經濟上，連年征戰導致國庫空虛，民眾困苦。在軍事上，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征匈奴失敗投降。這一連串的打擊，使漢武帝反思了自己多年來的政策。於是他下詔改變了多年來的國策。

但是，漢武帝就是漢武帝，他在詔書中坦承自己過去的不明智，坦言過去的政策是禁苛暴，是擅賦，如今要改正。要努力發展農耕。

大家試想一下，漢武帝是什麼人，他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在當時他就是神，沒有什麼可以約束他，他想怎麼樣就可以怎麼樣。而我們現在一個普通人，如果撤掉了周圍一切的約束，我們會是一個什麼樣子？我們普通人當眾認個錯都不是一件事，何況漢武帝他是這麼一個強勢的皇帝，他能放下面子在詔書中承認自己的過錯，這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要知道，他可是皇帝，詔書一出，是要流傳千古的，他不但是在向當時的天下認錯，他還在向歷史認錯，向所有的後人子孫認錯。這是多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漢武帝是真心下罪己詔的。

當國家發生天災人禍、政權危難之時，歷朝歷代的帝王都會沐浴齋戒，祭祀天地神靈，自省“罪己”，懺悔自己的過錯和失誤，有時會對全天下頒佈“罪己詔”。

人非聖賢，即使帝王也難免會犯錯。古人講天人感應，推天道以曉人事，災異即是上天的譴責警示，施政過失與人心不德是產生災異的根本原因。所以當四季不明、隕石地陷、旱災洪水頻現、瘟疫橫行之時，天子必躬身自省，或下詔罪己。

《輪臺罪己詔》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正式的“罪己詔”，自武帝之後，後代帝王紛紛效仿，如漢明帝、唐太宗、宋理宗、明思宗、清康熙等。

漢武帝：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漢武帝劉徹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在位期間，漢朝疆域擴大將近一倍，華夏民族威名遠揚。但武帝晚年，因連年征戰、大興土木等導致國庫空虛，民怨沸騰，寇盜四起；“巫蠱之禍”害死了衛皇后和太子，牽連了數萬人；後期倚重的大將李廣利臨陣投降匈奴。

這一系列打擊令他深深悔悟。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武帝封禪泰山後，對群臣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漢武帝

同年六月，漢武帝駁回了桑弘羊等人派士卒到西域輪臺（今新疆輪臺縣）去屯田戍邊的建議，並下詔反思自己，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罪己詔”－－輪臺詔。

“秦皇漢武”並稱，秦始皇和漢武帝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但漢武帝“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司馬光語），是因為他能及時反省自己的過錯，並痛改前非，從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樣迅速敗亡的命運。

唐太宗：為民受災，何疾之避

唐太宗在位不過23年，卻頒佈了28道《罪己詔》。時大將軍黨仁弘因貪汙巨資被判處死刑。但唐太宗倚重黨仁弘，認為他是難得的有功之才，便下聖旨，將死刑改為流放邊疆。

事後，唐太宗認識到自己是出於私情而罔顧法令，於是召大臣：朕徇私亂法，理應受懲。現去南郊，身居茅廬，沐浴齋戒，向上天謝罪三日。

然後他下“罪己詔”，說自己在處理黨仁弘這件事上，有三大過錯：一是知人不明，錯用黨仁弘；二是以私亂法包庇黨仁弘；三是獎罰不明，處理不公正。

唐太宗

貞觀二年，長安大旱，蝗蟲猖獗。唐太宗視察災情，看到很多蝗蟲，便抓了幾隻蝗蟲在手，對它們說：民以谷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

左右近侍馬上勸唐太宗不可入口，說蝗蟲不乾淨，吃了恐怕會生病。太宗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

不過，唐太宗這場秀做的過頭了。即便發生蝗災，堂堂皇帝也沒有必要著急到生吃蝗蟲的地步，而是趕緊部署掃蝗的工作。好吧，就算想吃蝗蟲，吃也就吃了，還要停頓來下給左右侍從勸阻的機會，然後再發表一番高論，最後不顧龍體安危，吞食數只。

崇禎帝：任憑賊人把我五馬分屍，只願不要傷及無辜百姓

崇禎帝是明朝最後一位皇帝，時值內憂外患，他的罪己詔有五次之多。最終崇禎自縊，留下遺詔說，“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諒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死傷百姓一人。”

朱由檢

崇禎的天賦算不上優秀，也沒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只能靠後天的勤奮去彌補。崇禎的一生，就像一位低等級、爛裝備的菜鳥，進入到了史詩級別難度的遊戲當中。

但歷史不是玩遊戲，沒有存檔讀檔重新開局的機會，既然摸錯了路，失敗即是亡國。

天譴於上而不悟，人怨於下而不自知，天地不佑，人心不歸

罪己詔，更多的是帝王的懺悔檢討。古人對天道的信仰是儒家道德基礎，也是帝王治理國家的基礎。帝王敬天信神，遵循天地執行之法，上合天心、下安黎庶。

在皇權至上的時代，皇帝能自省其過，已殊屬不易；進而下詔罪幾，拜謁天地，頒告天下，更是難得。

權力這東西，一旦長久沾染上它，所有人格都會被重塑，你認為你掌控著一切，實際上，是被背後的這股力量幽默的控制著。

“罪己詔”是帝王們的“魅力型統治”。古代帝王釋出“罪己詔”的做法，是與君權對舉的。“罪己詔”是帝王們的“自我批評”，是一種“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具體操作。

在中國古代帝王中，到了最後關頭（死與亡），有功擺的就擺功，沒有功擺的就罵自己，這都是名垂青史之作。最不易的是後者。

天災，與帝王們關係不大，而人禍，則絕對是帝王們的“自作孽”。包括因天災得不到及時救助而激起的反民，以及統治集團內部的悍將叛亂，奸臣謀大位，皇族窩裡鬥，乃至於所謂“外患”等等，究其禍源，幾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

比較而言，天災不可抗拒，人禍卻可以防範。防範之法說來簡單：時刻保持警惕，留心苗頭，杜於始萌；緊盯患源，防於未然。千里之堤潰於蟻穴，道理誰都明白，但是，實際行動起來，卻往往任皇權若Mustang脫韁，恣意妄為。

權力的自信過剩症必致拒諫飾非，一次又一次失去改過的機會，終於大禍釀成，大錯鑄成。大禍臨頭，帝業動搖，甚至危及帝王頭顱時，帝王也會“罪己”的；不過，這樣的“罪己”，除了警戒後人之外，對那個皇帝、對那個朝代，是一點作用也沒有的

罪己詔，什麼意思呢？

就是自己責備自己。

中國第一個下罪己詔的是漢武帝。

那麼為什麼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會下罪己詔。

又是為什麼漢武帝會成為第一個下罪己詔的皇帝呢？

這一切要從一個人說起，誰呢？大名鼎鼎的董仲舒。

西漢早期的國策思想為老子的無為而治，而到了漢武帝時期重用儒生，也就有了董仲舒上書的“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為漢武帝解決了幾大問題，現在我們單表其中的一項。

也就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

什麼意思呢？皇帝是上天賦予的，不是誰都可以當皇帝的，皇帝的產生是上天的決定，因為劉邦靠起義推翻秦朝，在當時沒有一種思想可以支援劉邦為皇帝，但是董仲舒的君權神授解決了這個問題。

因為啥呢？

劉邦是靠起義推翻秦朝的，那麼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別人也可以靠武裝來推翻漢朝呢？於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君權神授”應運而生，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天的兒子，老天派遣皇帝來統治天下的，於是也就有了皇帝統治的理論基礎。

但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還有一項重要的職能就是限制君王的權利，什麼叫天人感應呢？

就是說假如你統治的不好，老天爺就會降下災難，例如地震、乾旱、洪水等等，來提醒君王你的執政出現了問題所以才會有這些災難。

所以“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具有兩個作用。

漢武帝時期遠征匈奴，致使國家財力匱乏，老百姓災難加重，巫蠱之禍後漢武帝開始反思，這個時期也是漢武帝執政的方向由遠征匈奴改為注重民生，考慮到自己以前的作為漢武帝下輪臺罪己詔，透過此事件來獲取民眾的諒解，後世評價漢武帝有亡秦之禍，而免於亡秦之失。說白了罪己詔就是一種統治手段，透過自己的自我批評來緩解民眾的憤怨。

所以由於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上書的天人三策和漢武帝執政期間的對匈奴作戰致使民怨，這兩方面的原因才造成了漢武帝是第一個下罪己詔的皇帝，同時也就能理解為什麼不是其他的皇帝而單單是漢武帝。

我是愛好歷史的上班族學習歷史，只是為了證明自己還有夢想。

“罪己詔”這種東西可以上溯到夏朝之前的大禹，大禹曾經因為某些過失曾經發布過類似的東西。只不過那個時代，還沒有皇帝的概念，所以這種只能算是罪己詔的雛形。

當國家遭受天災。或朝政出現危機之時，皇帝就會下“罪己詔”，將責任懶到自己頭上，悔過反省。

對於“罪己詔”，歷來人們褒貶不一。肯定者認為，帝王透過對災難和過錯的反省、檢討，多少能過促進政治清明，同時也有利於平復輿論，團結人心；批評者認為，“罪己詔”不過是帝王們政治作秀的工具，虛偽一番而後草草了事。

這些意見都不無道理，但僅侷限在就是論事。其實“罪己詔”還有深層的政治文化因素。

按道理說，帝王們應對“人禍”負責，因為不論是國家的內憂還是外患，究其根源，幾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但“天災”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帝王們為什麼又要因此而“罪己”呢？

華人的天，不僅是自然意義上的天空，而且是被賦予了精神、氣質和人格的人化了的天，是寄託了中國古人生生不息的意志和內聖外王的理想的天，是宇宙間萬事萬物的最高主宰天道。天的原則、規律，是對人事的絕對命令，決不可違背。

漢代以降，“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之說漸起，人道和天道漸漸合二為一。只有行人道，才能得天道，從而把人間行為與上天意志聯絡起來。

天人感應論認為，天與人的關係並不單純是天作用於人，人的行為，特別是帝王的行為和政治措施也會反映於天。皇帝受命於天來教養和統治人民，他若違背了天的意志，天就要透過變異現象來發出警告，如若執迷不悟，天就要降更大的災禍，甚至另行安排代理人。

封建時代，帝王的權勢至高無上，現實世界中幾乎沒有什麼因素可以制約。利用發生自然災害這一自然現象，對之加以警誡，是古人為限制帝王權勢所能採取的少數幾種選擇之一。知識分子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形式，給帝王以警誡，使他們對天產生畏懼感，不致於過分胡作非為。

然而，這種“災異遣告說”只是硬幣的一面；另一面，應該說也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君權天授”的合法地位。透過強化災異與君主的關係，實際上是讓皇帝進一步壟斷了與上天溝通的權利。

半閒認為：既然天子壟斷了溝通上天的唯一資格，那麼作為溝通手段的災異、祥瑞等現象便只能針對皇帝一人。這恐怕也是古代帝王頻下“罪己詔”更深層的原因。

“罪己詔”，起源於漢朝，漢武帝時期尤為明顯，後來歷代都有所盛行，是皇帝安撫民心的一種重要手段。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什麼是“罪己詔”。百度百科有載：

“罪己詔”，即帝王引咎自責的詔書。"罪己詔"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現問題、國家遭受天災、政權處於安危時，自省或檢討自己過失、過錯發生的一種口諭或文書。它通常是在三種情況下出現:一是君臣錯位，二是天災造成災難，三是政權危難之時。用意都是自責，只是情節輕重有別。

從含義上來看，“罪己詔”對皇帝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約，但也僅僅是對明君產生制約，暴君、昏君基本上不會出現“罪己詔”的。

古時皇帝雖然站在國家權力的頂端，但皇帝之上還有更高的存在，那便是天！“君權神授”理論本身，一方面是上天賜予了皇帝管理世俗的特權，另一方面也對皇權形成制約。“罪己詔”不僅如此，而且還是上天“直接示警”，大有皇帝和上天直接對話的意味。

“罪己詔”警告皇帝要兢兢業業，愛戴百姓，時刻以江山社稷、黎民百姓為重，不然上天便直接降災，以示懲戒，從而讓皇帝有所收斂，承認一切天災人禍皆因自己的過錯，下詔祭天，以求上天的寬恕，從而安撫那些因為災難而浮動的民心。

綜合起來，“罪己詔”對皇帝而言，既能夠起到神化皇權、鞏固皇權的作用；又能夠對皇帝形成制約，約束皇帝過激的行為，有效地避免更為嚴重、更多的災難出現。但總體而言，“罪己詔”利大於弊。因為約束皇帝本身，其實正是為民著想、以民為本的體現。能安民心，則能安天下；能安天下，則王朝便可以長治久安，世代延綿！

古時的皇帝被稱為“九五之尊”大概就是帝王被認為是最有權威的人，也可以說是有帝王之相，說法不一。

作為最有威嚴的一個人，也就是萬人之上，皇帝一般不會認為自己會犯錯誤，如果有錯誤，也會推給下面的大臣什麼的。但是，每當出現以下情況:

就是好比皇帝決策了一件事，出現了特別不好的影響，比如說唐太宗比較重視黨仁弘，就否決了大理寺對他的懲罰。這時候，對於盡心為皇權服務的大理寺是不是會產生不好的影響；

2.在位期間出現天災

一般出現天災造成了災難，這時候，民心比較動盪，在撥款撥糧救濟的同時，皇帝會下罪己詔，會昭告天下，這是上天對我的警示，我有些地方做的不好，但我會改正。作為最有權威的人，深得百姓愛戴，自我責備，百姓會覺得天子都自己認錯，是我們自己做得不夠好；

3.政權危難之時

這時候就比較嚴重了，已經到了保不住帝位的時候，這時候罪己詔就是給百姓道歉，求得原諒!

也就是這些情況，皇帝表面會認識到自己錯了，而真正有幾位皇帝真心認錯那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為了表達自己願意為人民百姓把事辦好，多數情況下還是為了籠絡人心，穩固自己的權利!

皇帝在古代可謂是萬萬人之上，號稱“天子”，“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內，皆是王臣”，皇帝的權利真是大到沒邊了。那些“昏君、暴君”就不提了，那些“明君”可都明白一個道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當國家出現天災，遇到問題等情況時，皇帝都會下“罪己詔”，把責任都攬到自己頭上，悔過反省，態度誠懇。

據學者不完全統計，中國歷史上共有89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比如漢朝24位皇帝中，就有15位釋出了多達58次“罪己詔”；而清朝自順治以下的10位皇帝中，就有8位下過“罪己詔”，比例非常高。第一位下“罪己詔”的皇帝是漢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議漢文帝要早立太子，漢文帝不同意，就頒“詔”說：“朕既不德……”意思是說，如果我現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

對於“罪己詔”，有人認為這是皇帝對做過的錯事進行反省，有利於對過失的總結，防止犯同樣的錯誤，有積極嚮導，團結人心，平復輿論的作用。也有人認為只不過是帝王們進行政治“作秀”的工具，具有虛偽性和欺騙性。

為什麼皇帝願意下“罪己詔”呢？在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推行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漢董仲舒根據儒家思想首先提出了——“災異譴告說”，對後世影響巨大。根據該理論，每當有非常態的自然或社會現象（即“災異”）發生，便意味著皇帝在某方面存在問題需要反省或改正，他就應該採取一系列措施進行彌補，以消弭與上天之間的緊張關係，包括下“罪己詔”。“災異譴告說”是對古代至高無上皇權的一種限制。但這只是一面；另一面是，該說也極大地維護了“君權天授”的合法地位：董仲舒透過大大強化災異與皇帝的關係，實際上是讓皇帝進一步壟斷了與上天交通的權力。

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皇帝可以說是掌握當時權利，生殺予奪。在當時皇帝可以說就是天，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但有時我們觀看歷史會發現有時候皇帝會發罪己詔，不外乎兩種情況，一種就是當時社會矛盾尖銳，為了緩和延緩社會矛盾，一種就是透過某事件認識到自己的失誤或者錯誤，下罪己詔承認錯誤，贏得社會朝臣的心，總之都為了迎合當時的社會情況，促進社會發展。

皇帝，又稱天子，正所謂天賦皇權，天子擁有著代替天行使管理天下萬民的權利，但是不論皇帝怎麼吹捧自己，他們也是人，是人就會犯錯。皇帝犯了錯，大臣和人民不敢提，但是不代表他們心裡不敢怒，為了平息人民的怨氣，維護自己的形象，不管是真心實意還是虛情假意，他們都會進行一場公開的自我檢討，這就是罪己詔。

一、記載最早的罪己詔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尚書》

在現存的文獻中記載最早的罪己詔是商朝釋出的，釋出人是成湯，主要意思就是百姓安居樂業，誇咱們做的好，這是因為你們大臣做的好，但是百姓有怨言，原因全在我，跟你們沒有關係，而這句話也算是成了後世帝王們釋出罪己詔時的固定模板：萬方有罪，在朕一人。

但是有些帝王釋出罪己詔不代表他們真的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因為在古代帝王雖然知道自己不是上天的兒子，但是自己能當上皇帝是天命所歸，所以當出現災禍的時候，帝王釋出罪己詔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向上天證明自己認識到了錯誤，同時安撫人心，防止社會暴動，除了這些之外，當然也有真心悔過的帝王，比如下面這位。

二、最真誠的罪己詔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政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上面這句話出自漢武帝釋出的《輪臺罪己詔》，我們都知道漢武帝是一位英明神武的雄主，曾一度打的匈奴懷疑人生，但是也正是由於過度的窮兵黷武，導致社會的經濟民生受到嚴重打擊，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到了晚年更是暴亂四起。

也許是因為他發現太子冤死，也許是他看到了天下百姓流離失所，晚年的漢武帝幡然醒悟，於是在公元前89年的某一天釋出了著名的“輪臺罪己詔”，我相信，出於對兒子和百姓的愧疚，漢武帝一定是真心的批評自己，並在此之後一改往日作風，將大漢這個脫韁的Mustang重新栓回它的軌道，也是因為後代帝王繼續施行漢武帝時期的政策，才有了之後的“昭宣中興”。

三、最敷衍的罪己詔

言路蔽塞，諂諛日聞，佞幸專權，貪官得志。賦稅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追思己過，悔之何及！

有最真誠的罪己詔，當然也有最敷衍的罪己詔，比如上面這句，它出自宋徽宗趙佶之口，看上去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但是不過是為了推卸責任，讓貪官和姦臣背鍋，自己只是被矇蔽了而已，而且沒有任何行為來彌補自己的過失。

在釋出完這條罪己詔後沒多久，宋徽宗就把被自己折騰成殘廢的國家交到了自己的兒子手中，自己則跑到江南水鄉準備安享晚年，最過分的他還親自掌握東南地區的財政和軍政大權，繼續做自己的“皇帝”，可惜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骨感的，一年後，他跟他的兒子就被金人帶走了，在極其悽慘的環境中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中華大地上誕生了四百多位帝王，能夠真正用心頒佈罪己詔，悔改自己行為的君王就那麼幾個，他們也成為了歷史上著名的明君，大部分的皇帝釋出罪己詔看上去很虔誠，實際上不過是藉此消除民怨，維護自己的統治，但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直愚弄百姓的王朝不會因為一份罪己詔就能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之既倒，失去了民心，這個王朝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既然皇帝貴為“九五之尊”，號稱乃是上天之子，況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然整個天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那麼古代皇帝又為什麼會下“罪己詔”呢？

其實，這都是因為皇帝受形勢所迫，為了緩和壓力維持統治穩定，所以才不得己而為之的！

當一個王朝因為內部或外部的原因，導致危機四伏、百姓怨聲載道時，如果皇帝不這樣做，那麼將有可能進一步加重危機，進而動搖王朝的統治基礎。

比如:那位一生都在致力於消除外患的漢武帝，就因為在與匈奴的長期戰爭中過於窮兵黷武，結果搞的漢朝國疲民窮，天下百姓騷動難安。為此漢武帝在晚年時，為了緩解壓力、緩和矛盾，不得己才頒佈了《輪臺罪己詔》。

此外，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戰敗了的慈禧太后，為了求得洋人的“諒解”，以便苟全自己的性命和地位，也曾經被迫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過“罪己詔”。

表面上是向天下人“謝罪”，而實質上是為了獲取洋人的“寬大”！為此，甚至不惜“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唉，老佛爺為了保全榮華富貴，也真是拼了！

由此可見，雖然古代皇帝大多曾經在危急時刻頒佈過“罪己詔”，但卻還是有所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