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聯又稱楹聯、楹帖、對子，它包括名勝聯、春聯、喜慶聯、哀輓聯、修養治學聯、建房喬遷聯、行業聯等。對聯稱副，由上下兩聯所組成，有著獨特的形式與規範。在中國的古代韻文體裁中如駢文、詩詞、銘賦，都要以對聯為基礎，所以過去的讀書人，無不以對對子為基本功。本文試圖從對偶的角度，探索對聯與詩詞的淵源。

一、 對聯起源於偶文。

對偶的應用，是人類使用語言、文字的自然產物。人們在生產生活中，在樸素的對稱美學觀念的影響下，無意識地創造了對稱性的語言。文字產生以後，文人們將這些語言、思想記錄下來，就產生了對稱性的文句，即為偶文，音形義三位一體的單音節方塊漢字是偶句產生的重要基礎。上古時期的《吳越春秋》中載有一首《彈歌》（傳為黃帝所作）：

斷竹，續竹；

飛土，逐宍。

“宍”，古“肉”字。歌辭的意思是，割斷竹子，連線成弓，裝上泥土，飛射禽獸，獵取肉食。歌辭兩言一句，音節短促，節奏感很強，可能是制彈弓時所唱，也可能是用彈弓狩獵時所唱，非常古樸敦厚，反映了當時人類的生活。用現代漢語語法分析，四個短句都是動賓結構，詞性相當，雖然不是對聯，但其對偶的修辭法與現在的律聯是一致的。

可以說：古典文學著作中對偶句，是對聯的最初形式

對聯作為一種民族、民俗文學，有其自身的特點，它特別強調對仗的工穩，講究平仄協調，韻律合拍。它雖產生於唐代律詩，但它的形成，是有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的。《詩經》、《楚辭》、諸子百家著作、漢賦、唐詩等古典文學作品中的對偶句，就是對聯的原始形式。唐代文化的繁榮發展，為對聯的產生打下了基礎，使對聯脫穎而出，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並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逐步完善了自身規範，擴大了應用範圍。從五代後蜀孟昶的第一副春聯起，到現在已發展到有數十個門類，涉及到人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成為文學之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從歷史、政治、經濟、文學、哲學、邏輯、人文、書法、造型、建築等諸學科，汲取多方面的知識和養料，使自己發育成為藝苑中的一枝奇葩。對聯與其它文體不同，它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實用性，因此它沒有隨歷史的興衰而湮沒，而是從民族文化中汲取了對自已有益的素養，從單一的門類——春聯，發展成一門綜合性學科，在歷代帝王和文人的推廣下，從宮廷遍及到民間，形成中國的一種民俗，併成為中國各族人民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詩經》對楹聯形成的深遠影響

《詩經》原名為《詩》，或《詩三百》，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它所反映的歷史時期，是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其間經歷了500年之久。《詩經》共有各種內容的作品305篇，分為《風》(《十五國風》)、《雅》(《小雅》、《大雅》)、《頌》(《周頌》、《魯頌》、《商頌》)三個部分。《風》是地方土調，《雅》是正聲，《頌》是廟堂樂章，配上樂曲，可歌可舞。《詩經》是研究西周至春秋中葉期間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民俗的第一手資料。本文著重探討《詩經》的修辭手法，以見其對對聯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

《詩經》運用賦比興手法，來“直書其事”，用比喻進行“體物寫志”，多用排比格式，鋪陳有序，層次分明。《詩經》中有不少作品是描寫愛情的，如《風》裡的《關睢》、《標有梅》等。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反映奴隸們對奴隸主的憤怒與反抗，奴隸們指責那些奴隸主和貴族“不稼不穡”，“不狩不獵”的腐朽寄生生活，奴隸們把這些統治者們描寫成貪婪的田鼠(《魏風•碩鼠》)。這些篇章的內容是積極的，排句結構異常整齊。這種排列形式對唐詩和對聯的形成，起著極為重要的借鑑作用，象《小雅•采薇》中的一節，可以看作是一副較為完善的八言對聯：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再如《大雅•早麓》中的詩句：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詩經》中的對偶句，非常工整，片語結構和對聯規範非常相似。這種排列整齊，且字數相等的對偶詩句，對於後起的對聯形成，無疑起著啟迪作用。

三、諸子百家學說，為楹聯提供了理論基礎

春秋末年，逐漸形成了知識分子階層，各國封建統治者紛紛收羅那些具有治國韜略的志士仁人，為鞏固和發展他們的政權服務。在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湧現了像孔子、墨子、老子、荀子、莊子，併產生了儒家、墨家、道家學派等一系列學術體系。可以說戰國時代(前48l—前221)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它進一步奠定了中國數千年來的文明基礎，給後代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遺產。諸子學說，對歷史文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諸子的著作特別講究語言的精煉，文章中有大量的對偶排句，如《禮記•表記》：“情慾信，辭欲巧。”《左傳》：“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樂記》：“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哀于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記》相傳是孔子再傳弟子公孫尼子所著，是一部以音樂為題的專門論著，文中貫穿孔子的“聲音之道”的哲理，有些篇幅，通篇以長短排句，論證“音樂”與“時事”的關係，如將其中的對偶句略加調正。就是一副極富哲理的對聯。如：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論語》是採用春秋末年的材料，由戰國初的文人編集起來的。其中記錄了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行，並以此作為宣揚孔子哲學思想的教條，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論語》中的大量對偶句，便於背誦，從而達到宣傳儒家思想的目的。《孟子》中也有不少對仗比較工整的句子，如：“皰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梁惠王上》)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離婁上》)。這些對偶句就可看作是對聯的早期形式。

四、《道德經》為對聯的產生提供了哲學理論和文體基礎。

對聯是古今中外唯一充滿對立統一辨證思想的文體。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所有的對稱、對應、對等、對比、對襯、對立、對照、相對等集大成者，是辨證思想完美的結晶，其源淵主要就是《道德經》。《逍德經》中揭示出很多對立統一的關係，如有無、難易、高下、前後、重輕、長短、雄雌、白黑、強弱、興廢、榮辱、禍福、攻守、勝敗、進退、美醜、真假、生死、巧拙、男女、晴雨、得失等等都是客觀或主觀中的對立統一體，它們既相互對立，有時卻又相互轉化。

《道德經》總共八十一章，幾乎章章都有對偶句式，我們可以領略到那些對偶句式的魅力。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眇；常有，欲以觀其徼。”這些都是工整的對偶句式。對偶句式是對聯的基礎，也可以說是對聯原始的雛形。由此可見，《道德經》的對偶句式，對於對聯的形成與發展的巨大影響。

《道德經》第二章中寫到，“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恆也。”其中“音聲相和”，既是講音韻方面對立統一的辨證思想。同時，也是講語句甚至字詞的音韻和諧。在《道德經》中，語句的音韻和諧，非常突出。如：第三章中的“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第四章中的“銼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第二十二章中的：“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等等，在還沒有講究平仄的當時，音韻的和諧能做到如此美妙，這也為對聯的音韻和諧，講究平仄相對、平仄交替等，奠定了理論和實踐的基礎

五、《離騷》中的對句，為楹聯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養分

楚辭起源於戰國時的楚國，以屈原所作《離騷》為代表。明朝徐師曾《文體明辨》認為，《楚辭》實為《詩》之變體。其辭稍變詩體，而以“兮”字為讀。楚辭的特色，在於其體迂迴斷續，內涵諷喻哀傷，其格調深遠而優柔，極富想象力，更兼有不拘一格的浪漫主義氣息，它和中國北方文化的代表——《詩經》的修辭手法不同，不單單是鋪張比喻，而是透過比喻，產生一種淡泊幽遠，情真意切，有時還伴有憂鬱和哀怨的特定境界。

《離騷》是辭賦之祖，為楚國屈原所著，是中國古代最長的一首抒情詩，由於這種“騷”體在當時較之其他文體，更具有可讀性，體裁和內容都比較活潑，後人多仿效之，同時對後起“賦”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其形式上的特點，又為後代對聯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養分。如：《離騷》：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餘情其信芳。

這些章句已經有了比較樸素的對仗形式，可以算是楹聯的最初形式(雛形)。我們從探求楹聯學形成的歷史淵源來學習、研究這些章句，還是很有教益的。

屈原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不少類似的句子，如：《涉江》：

燕雀鳥鵲，巢堂增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又如《哀郢》：

增慍愴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

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萬。

又如《九歌》：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美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六、漢魏晉南北朝賦和駢文的修辭，為對聯提供了典範

漢代是中國古代文化最昌盛的時期，出現了象司馬遷、司馬相如、賈誼等一批才華卓絕的文學家，他們從前人的著作中，吸取營養，而形成一種新的文體——漢賦。

漢賦的作者從追求文彩出發，在語言上講究對稱美。因此，漢朝的大賦小賦中整齊對稱的句式較多。如：

山氣巃嵷兮石嵯峨，

溪谷嶄巖兮水曾波。 ——淮南小山《招隱士》

置酒乎顥天之臺，

張樂乎膠葛之寓。 ——司馬相如《上林賦》

其音巨，則周流汜濫，並吐包含，若慈父之蓄子也；

其聲妙，則清靜厭瘞，顧敘異達，若孝子之事父也。

——王褒《洞簫賦》

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 ——班彪《北征賦》

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 ——班固《兩都賦》

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張衡《歸田賦》

這些對仗較工整的句子，較之單行散句有著獨特的美感形態，對後世對聯的產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對語言工整華麗的進一步追求，又形成了一種新文體——駢文。駢文中對句很多，較之漢賦中的對句，在句式的對仗工整及音韻的和諧方面又進了一大步。如：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

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曹植《與楊德祖書》

懷生之類，有不浸潤於澤者，天以為負；

員首之民，有不沾濡於惠者，君以為恥。 ——桓範《為君難》

資高明之資，而不免卑濁之累；

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 ——陸機《吊魏武帝文》

仗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

徑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跡屢遷。——郭璞《省刑疏》

以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操，近才之所以躓閡也；

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秦人之所以斷筋也。

——葛洪《抱朴子》

魏晉南北朝的駢文，常常整段整篇均以對句組成，只間或插以部分散句。

蕭綱《答新渝侯和詩書》則全篇幾乎皆為駢對之句：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裡。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裡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琴，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睹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併也。

駢文中這些對仗工整、音韻和諧的對句，無疑成為後世作對聯的一種典範。而通篇幾乎全用對仗句式的文章，則更是對長聯的產生有著極大的影響。

六、盛唐文化為對聯產生創造了條件

中國古代文化，隨著歷史的發展，到了唐代已達到了相當完美的程度。歷史上稱為盛唐文化。唐代也是中國古代文學最為繁盛的時期，出現了大批著名文學家及傳世佳作。

唐代少年才子王勃的《滕王閣序》是名聞遐邇的一篇“奇文”，此文幾乎大部分是對仗，或為四、六駢文形式，讀起來有一唱三嘆、抑揚頓挫的美感。文中不少章句都被移植成對聯，有的已經成為婦孺皆知的名句：

物華天寶；人傑地靈。

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坐。

這兩副集句聯，可以稱得上是佳聯。顯然，王勃在謀篇構思時，是十分講究文章的對仗的。 “物華”對“人傑”， “天寶”對“地靈”。下文亦然，“十旬”對“千里”，“勝友”對“高朋”，真是對得天衣無縫。再讀王勃《滕王閣序》的其他章節，如：

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

這是唐人所寫的最完美的駢文之一。其中的諸多對偶佳句，是極有價值的對聯資料。

再如劉禹錫的《陋室銘》：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文中的“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封建時代直至1949年以前，知識分子家庭，就常以這兩句作為春聯貼在門上，以表示自己門第的高尚。

又如杜牧《阿房宮賦》中的“……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韓愈《原道》中的“……欲治其國者，夫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等等，都是對仗工麗的名句，亦是對聯的典範。

據《對聯雜誌》一九八六年二卷二號吳直雄同志對對聯起源的論述，認為對聯產生在唐代或唐以前。他以唐人酒令為例，如：

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李耳指李樹為姓，生而知之。

鉏麂觸槐，死作木邊之鬼；

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

這兩則唐人酒令的修辭手法，都是很高深的，可以說是標準的對聯，它對仗、平仄，韻律標準，都是完美的。像這樣富有哲理的趣對，沒有深厚的文學基礎，是無法寫出的。根據現有的大量對聯史料，在很大程度上，對聯是從唐詩派生出來的，為數眾多的集句聯，是從唐詩對偶句中遴選出來的，事實上唐詩與對聯是“一體”兩用，即整篇(首)稱“詩”，摘出對偶句來單獨使用稱“聯”，集詩句聯，是文人雅士用作社會文化交往的一種最簡單的方法。

在唐代對聯被稱為楹帖或對句。其實，早在魏晉期間，文人之間交往，以接續作詩或聯句為雅興，對對子算是一種高雅的“清談”，這促使文人勤於對句。西晉文學家陸機在《文賦》中明確地提倡音韻的協調，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和重視，這為對聯聲律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

南朝齊劉勰在《文心雕龍•麗辭》中，對語言對偶中涉及的詞義方面的言對、事對、正對、反對等，都做了理論上的解說和例述。南朝另一位文學家沈約提出的“四聲八病”說，很好地解決了對聯的對仗、聲韻等理論問題，這就為對聯走向成熟提供了理論支援。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對聯的格律逐漸形成，對聯作品的質量也得到提高和完善。

楹聯的形成與發展，是適應社會需要而逐步完善的，先期“寄生”在各種古代典籍中的聯語(對偶句)是不完全符合對聯規則的，它們只是字數相等，內容一致，但對仗、用字、押韻，都還是“低階段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偶文逐漸發展為民謠、諺語、對聯、駢文等形式。可以說，偶文是產生對聯的直接母體，自唐以後，盛行律詩，其對語句工整的嚴格要求，更加促進了對聯形式的完善與規範。

綜上可見，對聯在唐代以前的古代文獻中，就已經形成，但在當時尚未健全自身的規範和體系前，還不能獨立成為一門學科。一般說來，對聯是唐代才完善了自身的規則，健全了自身的體系。對聯一經文人廣泛應用在社會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經五代後蜀主孟昶，用聯語取代了桃符，成為中國一種民俗，就在宮廷園囿、庶民百姓家的門邊、楹柱上流傳開來了。這種文學樣式，具有短小精悍，易聽易記的獨特藝術效果，很容易為人們所接受。這種文學形式，又是依賴於“書法”來表現的，故而又具有“圖文並茂”的特點。一千餘年來，無論是帝王將相、文人墨客、士農工商、漁樵力夫，都喜聞樂道。

對聯出現的時間很早。在中國上古時代的古詩文中，便大量存在著上下兩句字數相等、詞語對仗、文意相關的文句。不過，這些文句的字詞簡短，還不足以獨立成篇；對仗也不太工整，也不講究平仄。所以還沒有引起重視，也沒有“對聯”這個名稱。人們先後把她們稱作對句、聯語或駢文。

這種句子雖然存在於茫茫的詩文之中，但因其精彩的文詞和凝練的內容而獨具風采，受到了人們的喜愛並傳誦。

這種文句基本上具備了對聯所應有的體裁特徵，所以，我們應該把她們稱作中國對聯的雛形，或者稱之為原始對聯。

詩文中的早期對聯，由於文句簡短，在文化不發達的古代，很難有獨立的生存空間，這種情況前後持續了幾千年的時間。

直到後來，由於社會的進步和文化的繁榮，特別是由於挌律詩的出現，這種原始型的對聯才逐漸有了顯著的變化。具體說來，她經過了三次發展的飛躍，每一次飛躍都和詩詞有著密切的關係：

第一次飛躍：從詩文對句到獨立對句。對句從詩文中脫離開來，獨立成篇並流傳。這一過程有文字記載的最早時間大約在初唐。《全唐詩》中的一千餘條單獨的“對句”，便是最好的證明。

第二次飛躍：從不講平仄到講究平仄，從不工整對仗到工整對仗。這一過程的最早時間當然是在格律詩的四聲平仄出現以後。這時候人們已普遍地把格律詩中的兩副對仗稱作“頷聯”和“頸聯”。人們將詩詞中的“頷聯”和“頸聯”分離出來單獨成篇，便開始有了對聯這個名稱。

隨著朝廷科舉制度的建立和眾多詩人的參與，使對聯的工整程度達到了極至，並從而使對聯的體制得到了確立。

第三次飛躍：對聯從文人的書齋走出大門，文人的書案對聯變為可供大眾觀賞的門聯和楹聯。

楹聯的出現，是對聯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她使對聯從文人的書齋走向了民間，實現了對聯從單純文學性到廣泛實用性的轉變。

其中尤其是春聯，她將對聯中的優美對仗性文句，同中國的古老民俗和書法藝術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實現了三源合流，三星同輝。使對聯以鮮明的直觀形象展示在人們面前，讓對聯更密切地走進了人民大眾的生活。

由於對聯是從詩文中產生，後來又從詩文中分離，她又繼承了格律詩的平仄對仗形式，所以清代大學問家梁啟超稱對聯為“詩詞之緒餘。”

梁啟超的說法受到了時代的限制。實際上，對聯從詩文中分離出來以後，特別是透過門聯和楹聯走向民間以後，對聯的形式和內容，已經有了極大的發展、變化與擴充。

在字數上，從格律詩中的五字聯和七字聯，發展有二、三個字的短聯，七個字以上的中聯，九個字以上的長聯等。

在對仗形式上，除格律詩的偶位字平仄相對外，還有節奏點相對、本句自對、連平連仄相對。

在文字內容上，不再是隻有抒情、抒懷，述志，而是多用於祝福、慶賀，以及譏諷、戲謔，乃至所有的生話內容無所不包。

對聯從格律詩中分離以後，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學體系。她與格律詩比翼發展，互為依存，共同成為中華傳統文學的兩支盛開之花。

對聯和詩最基本的關連就是平仄和韻律，缺一不可，聯可成詩，詩可成聯，詩言志，聯言情，吟詩作對自古以來就是文人騷客的最愛，現在人依如此，我也如此。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拿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書中，所舉的一副對子說起：

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這裡上聯（出句）的子和下聯（對句）的字不相重複，而它們的平仄則是相對立的：

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遠仄，平平仄仄平平。

就修辭方面說，這副對子也是對得很工整的。“牆上”是名詞帶方位詞，所對的“山間”也是名詞帶方位詞。“根底”是名詞帶方位詞，所對的“腹中”也是名詞帶方位詞。“頭”對“嘴”，“腳”對“皮”，都是名詞對名詞。“重”對“尖”，“輕”對“厚”，都是形容詞對形容詞。“頭重”對“腳輕”，“嘴尖”對“皮厚”，都是句中自對。這樣句中自對而又兩句相對，更顯得特別工整了。

可以說是標準的對聯，它對仗、平仄，韻律標準，都是完美的。像這樣富有哲理的趣對，沒有深厚的文學基礎，是無法寫出的。根據現有的大量對聯史料，在很大程度上，對聯是從唐詩派生出來的，為數眾多的集句聯，是從唐詩對偶句中遴選出來的，事實上唐詩與對聯是“一體”兩用，即整篇(首)稱“詩”，摘出對偶句來單獨使用稱“聯”，集詩句聯，是文人雅士用作社會文化交往的一種最簡單的方法。

在唐代對聯被稱為楹帖或對句。其實，早在魏晉期間，文人之間交往，以接續作詩或聯句為雅興，對對子算是一種高雅的“清談”，這促使文人勤於對句。西晉文學家陸機在《文賦》中明確地提倡音韻的協調，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和重視，這為對聯聲律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

南朝齊劉勰在《文心雕龍•麗辭》中，對語言對偶中涉及的詞義方面的言對、事對、正對、反對等，都做了理論上的解說和例述。南朝另一位文學家沈約提出的“四聲八病”說，很好地解決了對聯的對仗、聲韻等理論問題，這就為對聯走向成熟提供了理論支援。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對聯的格律逐漸形成，對聯作品的質量也得到提高和完善。

楹聯的形成與發展，是適應社會需要而逐步完善的，先期“寄生”在各種古代典籍中的聯語(對偶句)是不完全符合對聯規則的，它們只是字數相等，內容一致，但對仗、用字、押韻，都還是“低階段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偶文逐漸發展為民謠、諺語、對聯、駢文等形式。可以說，偶文是產生對聯的直接母體，自唐以後，盛行律詩，其對語句工整的嚴格要求，更加促進了對聯形式的完善與規範。

綜上可見，對聯在唐代以前的古代文獻中，就已經形成，但在當時尚未健全自身的規範和體系前，還不能獨立成為一門學科。一般說來，對聯是唐代才完善了自身的規則，健全了自身的體系。對聯一經文人廣泛應用在社會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經五代後蜀主孟昶，用聯語取代了桃符，成為中國一種民俗，就在宮廷園囿、庶民百姓家的門邊、楹柱上流傳開來了。這種文學樣式，具有短小精悍，易聽易記的獨特藝術效果，很容易為人們所接受。這種文學形式，又是依賴於“書法”來表現的，故而又具有“圖文並茂”的特點。一千餘年來，無論是帝王將相、文人墨客、士農工商、漁樵力夫，都喜聞樂道。

對聯與詩詞存在著什麼關聯？

詩詞是中文獨有的一種文體，有特殊的格式及韻律。詩按音律分，可分為古體詩和近體詩兩類。古體詩和近體詩是唐代形成的概念，從詩的音律角度來劃分的。 按內容可分為敘事詩、抒情詩、送別詩、邊塞詩、山水田園詩、懷古詩(詠史詩)、悼亡詩，詠物詩，軍旅詩等。古體詩有《詩經》《楚辭》《樂府》《漢賦》《南北朝民歌》等。近體詩一般是絕句，律詩，排律(長律)。

對聯又稱楹聯、楹帖、對子，它包括名勝聯、春聯、喜慶聯、哀輓聯、修養治學聯、建房喬遷聯、行業聯等。對聯稱副，由上下兩聯所組成，有著獨特的形式與規範。在中國的古代韻文體裁中如駢文、詩詞、銘賦，都要以對聯為基礎，所以過去的讀書人，無不以對對子為基本功

對聯是非常講究對仗、平仄的文學體裁。只有兩句的對聯不存在押韻的問題。但上下聯最後一個字一般上聯為仄聲字，下聯為平聲字；在偶數字的位置，還需要上下聯平仄相反。而且上下聯還要表現出一個有關聯的完整語境，服務於同一主題。從這“角度來說，堪稱是無韻之短詩。

詩經》、《楚辭》、諸子百家著作、漢賦、唐詩等古典文學作品中的對偶句，就是對聯的原始形式。唐代文化的繁榮發展，為對聯的產生打下了基礎，使對聯脫穎而出，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並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逐步完善了自身規範，擴大了應用範圍。從五代後蜀孟昶的第一副春聯起，到現在已發展到有數十個門類，涉及到人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成為文學之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從歷史、政治、經濟、文學、哲學、邏輯、人文、書法、造型、建築等諸學科，汲取多方面的知識和養料，使自己發育成為藝苑中的一枝奇葩。對聯與其它文體不同，它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實用性，——春聯，

中國古詩文學最為繁盛的時期是唐代，出現了大批著名文學家及傳世佳作。

唐代少年才子王勃的《滕王閣序》是名聞遐邇的一篇“奇文”，此文幾乎大部分是對仗，或為四、六駢文形式，讀起來有一唱三嘆、抑揚頓挫的美感。文中不少章句都被移植成對聯，有的已經成為婦孺皆知的名句：

物華天寶；人傑地靈。

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坐。

這兩副集句聯，可以稱得上是佳聯。顯然，王勃在謀篇構思時，是十分講究文章的對仗的。 “物華”對“人傑”， “天寶”對“地靈”。下文亦然，“十旬”對“千里”，“勝友”對“高朋”，真是對得天衣無縫

對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駢文與律詩是對聯的兩大直接源頭。對聯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又吸取了古體詩、散文、詞曲等的特點，除了律詩、駢文句式外，還有古體詩句式、散文句式、仿詞曲句式。其中律詩句式平仄要求最嚴，古體詩句式除了對句末平仄有要求，其他位置平仄不拘一格。

詩、詞、對聯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華人乃至全球使用漢語的地區以及與漢語漢字有文化淵源的民族中流傳廣泛，對於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有著重大價值。

總之，對聯與詩詞是存在關聯的，他們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文學的體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