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很好，也很明確，建議你看看所謂的道德經裡“愚民”“治民”，什麼是“民”，民者滋事也。道家起源於“工技”的“子藏經疏”(以迭)，簡單解釋就是“繁衍生息”所謂的“房中術”之類的一些知識，以往人們講的“養生之道”，現在人們把此語用於防治疾病方面，所謂“治未病”，這是移花接木的東西。

道家個性很對，墨家人性不錯，法家嚴苛與儒家滑頭正是統治階層“把玩”的統治工具。並且法家儒家都是各自吹捧自己，極力向統治者諂媚，其中特別是儒家滑頭思想，左右逢緣，圓滑處事，威而不循，苛而不廉，正中統治階級們的下懷，自漢武獨尊儒術以後中國延續了這種統治思想共享。只有中國共產黨徹底改變了這個儒統思想。

統治者以什麼思想作為統治思想，一是要看統治者的學識——如何選擇，二是要看統治的實際需要。秦，之所以崇法，因秦周圍強國林立，法家的紀律性，是使秦成為強國的有效手段。漢，之所以崇儒，因漢已是統一大國，儒家的奴隸性，更能使國家長治久安。

根本原因是，法家和儒家理論有利於封建家天下的政治統治。法家從刑法上，儒家從思想上有利於對“子民”的統治。法家可以當打手，儒家可以當幫兇。兩家都是為掌握了政權的私姓天下服務的。

法家、儒家從不去探討“天下為公”的思想。儒家雖然也勸說君王施仁政和愛民，但儒家不管誰改朝換代，儒家永遠為掌權者服務。把國家與朝廷混為一談。對人民沒有獨立概念，人民永遠是被管理者。儒家理想就是“修身、齊家、治國”，透過治理人民達到“平天下”。

道家、墨家也一樣。都是受小農經濟社會結構約束，受時代的侷限限制。只能提出個人的個性和人性的朦朧意見，不可能提出如何在發揮個人的個性和人性的前提下制定一個合理的國家制度問題。

總之，封建時代的中國只有朝廷概念。不研究與個性和人性不矛盾的社會制度。現代政治知識告訴人們，朝廷概念和現代國家概念是有區別的，不能混為一談。

嚴苛與滑頭適合社會的管理。就像太極的兩條魚，一黑一白，黑白是同時存在的，有些事愛白的辦不成，就要透過黑的辦，這也是鬆緊同存。

儒為德治，法為法治，儒是基礎，即德為根本，法是規矩，規範德性退化部分，以守道德之底線。道德如不斷滑坡，則法治癒多愈細，而問題愈多。

當然，這也和社會形態和發展階段有關，就像春秋戰國時期一樣，那時候屬於社會的發展階段，統治者也在摸索治理國家的方法，所以會有百家爭鳴的情況出現。而作為封建王朝的重要標緻性階段，秦始皇統一天下時期，這時候需要的是侵略性更強的思想，而非什麼仁愛，所以秦始皇能焚書坑儒也不算太意外。

總的來說，之所以更親賴，是因為更適合！

為什麼法家和儒家這麼受到統治者的追捧？我想這是根據中國歷史及當時的情況來決定的，我們都知道，從商周到明清，這幾千年中，我們的歷史一直存在於一個迴圈當中。

王朝的政權在亂世中建立，就一定離不開法家的嚴苛，以律法治理亂事，規範人的行為，從而消除思想上的邪念，但是從實行的效果上看，得不到完全的根除，至刑法誕生的那一天起，犯罪就沒有停止過，統治者很清楚，用刑法來約束人的行為，只能起到威懾的作用。

儒家的學說，完全可以彌補法家在政治治理中的缺失，儒家重視禮制來約束人的行為，從道德倫理上建立一種軟制度，用仁、義、禮、智，來引導百姓，使人存善去惡，儒家最厲害的是在心智思想方面約束人，用直白一點的話說，就是推崇愚民政策。

以上可以看出作為一個統治者，作為一個政權的擁有者，選擇法家和儒家的好處要大於前兩者，因為歷史的規律，迫使他們這樣選擇，（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亂世而分，治亂用法治，因和而盛世，治世用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