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因為人間江湖就有很多妖怪式專業戶披著人皮在生活，甚至假裝的比好人還更像好人樣，所以志怪小說就一直有很多人喜歡看吧＝是在文藝化描述靈界部分真相＝容易引起當事人靈魂共鳴，比如金庸先生的武俠作品就很容易讓很多人共鳴了，而對於瞎編胡扯的小說就難細水長流了。

中國古代小說有兩個系統，分別是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魏晉南北朝時，只有文言小說，又分為志人小說和志怪小說兩類，這一時期的小說可以稱得上是文言小說的興盛階段。其中志怪小說發展至明清，出現了《聊齋志異》《封神傳》《西遊記》等鬼怪作品，較為完善的繼承了志怪小說的神仙方術、鬼魅妖怪、佛法靈異，對後世影響深遠。而題主認為志人小說並未得到延續，其實是因為我們對志人小說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和其在發展過程中的嬗變不了解導致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戰亂頻繁，儒家強調的詩歌與政治的關係逐漸弱化，魏晉文人擺脫了經學的束縛，開始在玄佛中探討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文人士族在這種背景下釀造了一種敏感脆弱的心理。尤其是司馬氏主政時，文人藉助清談的方式來逃避政治的黑暗。而志人小說的興盛與士族文人之間的人物品評和崇尚清談的風氣密切相關。民國時期，魯迅率先提出“志人小說”的概念，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解釋志人小說的概念特徵：

“尚實”：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拾掇舊聞，或者記述近事，雖不過叢殘小語，而俱為人間言動，遂脫志怪之牢籠也。

魯迅先生認為，志人小說的最大特徵是真實，這也就肯定了“以記載人物言行事蹟”的志人小說，以真人真事為素材，透過記錄編纂的方式構建了魏晉及魏晉以前的歷史事蹟，不僅為後世瞭解這段歷史提供史料，更為後世小說的發展奠定基礎。

現代社會中，志人小說儲存的著作特別少，但學者按照其內容主要分為三類，分別是：笑話、野史和逸聞軼事。其中，以邯鄲淳的《笑林》為代表的笑話以簡單的敘事來諷刺黑暗的社會，開後世的諧虐文風之端；以劉歆的《西京雜記》為代表的野史，較為真實記錄了西漢時期著名人物的趣事，如司馬相如與朱文傑的故事；以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為代表的逸聞趣事，情節化、生動化的還原了魏晉名士的風流故事。

志人小說以“真實”為特徵，透過簡單的敘事、粗陳的梗概、傳聞的直錄對史事進行編撰，沒有藝術的想象，也沒有對細節的描寫，有的只是對人物性格的刻畫和故事情節的發展，這種創作模式，對後世的小說影響極深，我們也很容易在其流變的過程中探尋到志人小說的影子。

魏晉南北朝的志人小說十分注重事件的真實性，力求以真人真事為題材，還原當時的歷史情節。如《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中記載阮籍愛喝酒時寫道：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魏晉名士阮籍十分喜愛喝酒，《世說新語》中就記錄了這樣一件趣聞軼事，事中寫道：阮籍的鄰居是賣酒的，長得十分漂亮，有一次去這位鄰居家喝酒，喝醉了就躺在漂亮婦人的身邊，她的丈夫本來懷有疑心，看著阮籍只是躺在她身邊，並未有其他舉動，於是就消除了顧慮。而這段史料在《晉書》中真實的記載著：

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 。 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 。 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

透過對比，我們就可以發現，志人小說的真實不虛構的特點。這一特點流傳至唐宋元明清時，也出現了大量的小說作品，如白居易的《長恨歌》是真實取材於楊貴妃與唐玄宗的愛情故事；明代歷史小說《三國志演義》用“依史以演義”的獨特文學樣式描寫了自黃巾起義，終於西晉統一的近百年曆史，對歷史有所認同，亦有所加工；湯顯祖的《牡丹亭》是“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太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為更而演之”；清人孔尚任的《桃花扇》堅守“徵實求信”的原則，以愛情故事為線索真實展現了弘光小王朝興亡的歷史面目。

後世小說取材於歷史真實，雖不像魏晉的志人小說一般為了真實而真實，不夾雜一點虛構成分，但卻體現了其繼承志人小說的敘述方法，這種“文史互證”的創作手法正是志人小說的流變特徵之一。

志人小說雖然只是簡單地展現了人物言談舉止，卻也以跌宕起伏的情節引人入勝，甚至以獨特的語言、動作來刻畫塑造人物，使人在閱讀的時候，很容易聯想到歷史發展脈絡，如《世說新語》中有兩段記錄鍾會和嵇康的交往，鍾會在未風生水起時十分仰慕嵇康，多次想與嵇康交談喝酒，卻又怯懦的退卻，而嵇康十分厭惡鍾會的諂媚，看不起他，所以《世說新語》文學中記載鍾會見嵇康時說：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在這段描述中，一個“欲”字體現出鍾會在撰寫好作品後，渴望得到嵇康認同的焦灼心緒，“置懷中”一句將鍾會的怯懦刻畫的淋漓盡致，到了門口時，還不敢把書拿出來，於是“戶外遙擲”、“回急走”這些動作更凸顯出鍾會內心害怕責備的忐忑不安與希望得到讚賞的複雜心理。而在司馬昭掌權後，鍾會已經官職優渥，此時再見嵇康時，又是另一番神態，《世說新語》簡傲中記載道：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俊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這段描述主要透過語言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鍾會此時邀請很多名士去拜訪嵇康，誰知嵇康置若不理，等到鍾會走的時候，嵇康才問他“聽到什麼而來？看到什麼而走？”凸顯了嵇康對鍾會的蔑視，而鍾會在受到嵇康冷落之後，也十分生氣，便說“聽到了聽到的才來的，看到了看到的才來！”表達了鍾會內心對嵇康的仇恨，後來，鍾會更是在司馬昭面前誣陷嵇康，導致嵇康冤死。

志人小說的這種創作手法，更是創新了後世對文學表現的特點，如《西廂記》中，作者王實甫正是透過這種語言、動作來表現人物的性格特點，被譽為“中國戲曲語言的藝術高峰”；說唱戲曲《竇娥冤》更是以俚語、俗語等雜糅到作品中，呈現出不同的人物角色，製造了激烈的戲劇衝突；《紅樓夢》中也繼承了中國文學語言的優秀傳統，以北方口語為基礎，融合古典書面語的精粹，形成了生動形象、富有生活氣息的語言風格，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達到了個性化的高度，為後人稱頌。

志人小說透過對語言對人物性格的塑造，往往是一瞬間的契合，並根據語言場景，豐富故事情節，展現人物特點，讓人們在故事的發展中，體會到人物的變化。後世小說作品中，我們多體會到這種創作手法的應用與變化，這正是志人小說的繼承與發展體現。

志怪小說和志人小說均是中國古典文言小說發展至興盛的型別，以志怪小說為代表的小說型別對唐以後的白話小說影響深遠，出現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名作，被人熟知。但我們不能就此以為志人小說就沒有流傳和繼承，而是因為志人小說過於影響後代白話小說的發展，經過許多流變後，以其創作方法為特徵影響深遠，在後世的文學作品中，多能窺見其繼承志人小說真實特徵、語言手法獨特的要素，甚至依然保留中志人小說趣聞軼事、笑話和野史的型別，只不過後人以此為基礎進行創新，成就巨大，湮滅了志人小說的來源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