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地處河西走廊西端，西鄰西域。絲綢之路開通後，自“西海”（地中海、裡海）東行經西域門戶伊吾、高昌、鄯善三道，總湊敦煌。作為漢王朝的西部邊陲，敦煌所具有的控扼東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為漢王朝經略西域的橋頭堡，奠定了敦煌文化的舞臺。
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屬於青銅時代的四壩文化火燒溝型別的先民，就已經開始了對敦煌地區的開發。前121年漢武帝開疆擴土，敦煌地區正式納入漢王朝版圖，為西域的經營拉開了序幕，進而使中西交流成為漢王朝的國家行為。前111年設敦煌郡以後，不少內地的世家大族遷入敦煌定居，這些世家大族帶來的中原文化與當地少量原居民所積澱的與西域、中亞千絲萬縷的文化因素，共同構成堅實的漢晉敦煌文化土壤。而這種以移民為主體的居民，及在新遷地域共克時艱的開發經歷，使他們較少拘泥於區域的異同，而更富於相互理解和包容，終於形成這一地區自覺的包容並蓄的文化基因。這樣就使漢族與月氏、匈奴遺緒及以後與鮮卑、粟特、吐蕃、回鶻、党項、蒙古等少數民族的和平共處成為常態。
從漢代懸泉置遺址出土的西漢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以後的簡牘表明，懸泉置驛站的一個重要職能是接待西域諸國來漢廷的使節，曾接待過來往於漢廷和西域之間的大月氏、康居、龜茲、罽賓、大宛、烏孫、于闐、精絕等29國使節。敦煌在東漢明帝（公元58—75年）時期就將“浮屠”這一具有特定文化內涵和指向的外來詞語用作地名，可見敦煌作為漢王朝西陲郡治，已成為了解異域文明的視窗和文化交融的首善之區。漢末三國期間來華的著名譯經高僧、居士安世高、安玄、支樓迦讖、支謙、康巨、康孟詳、康僧會、白延等，正是分別來自西域的安息、大月氏、康居、龜茲等國。三國兩晉至十六國時期，佛教在敦煌逐漸紮根，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並存並進，發展成為當地的主要宗教之一。始鑿於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莫高窟，則是敦煌佛教文化發展的最顯著標志。
敦煌莫高窟，敦煌佛教文化，值得你去探索。
敦煌，地處河西走廊西端，西鄰西域。絲綢之路開通後，自“西海”（地中海、裡海）東行經西域門戶伊吾、高昌、鄯善三道，總湊敦煌。作為漢王朝的西部邊陲，敦煌所具有的控扼東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為漢王朝經略西域的橋頭堡，奠定了敦煌文化的舞臺。
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屬於青銅時代的四壩文化火燒溝型別的先民，就已經開始了對敦煌地區的開發。前121年漢武帝開疆擴土，敦煌地區正式納入漢王朝版圖，為西域的經營拉開了序幕，進而使中西交流成為漢王朝的國家行為。前111年設敦煌郡以後，不少內地的世家大族遷入敦煌定居，這些世家大族帶來的中原文化與當地少量原居民所積澱的與西域、中亞千絲萬縷的文化因素，共同構成堅實的漢晉敦煌文化土壤。而這種以移民為主體的居民，及在新遷地域共克時艱的開發經歷，使他們較少拘泥於區域的異同，而更富於相互理解和包容，終於形成這一地區自覺的包容並蓄的文化基因。這樣就使漢族與月氏、匈奴遺緒及以後與鮮卑、粟特、吐蕃、回鶻、党項、蒙古等少數民族的和平共處成為常態。
從漢代懸泉置遺址出土的西漢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以後的簡牘表明，懸泉置驛站的一個重要職能是接待西域諸國來漢廷的使節，曾接待過來往於漢廷和西域之間的大月氏、康居、龜茲、罽賓、大宛、烏孫、于闐、精絕等29國使節。敦煌在東漢明帝（公元58—75年）時期就將“浮屠”這一具有特定文化內涵和指向的外來詞語用作地名，可見敦煌作為漢王朝西陲郡治，已成為了解異域文明的視窗和文化交融的首善之區。漢末三國期間來華的著名譯經高僧、居士安世高、安玄、支樓迦讖、支謙、康巨、康孟詳、康僧會、白延等，正是分別來自西域的安息、大月氏、康居、龜茲等國。三國兩晉至十六國時期，佛教在敦煌逐漸紮根，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並存並進，發展成為當地的主要宗教之一。始鑿於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莫高窟，則是敦煌佛教文化發展的最顯著標志。
敦煌莫高窟，敦煌佛教文化，值得你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