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說：人類唯一能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杜牧《阿房宮賦》中：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我今天的回答包括三個部分：1、讓價值辯論在大陸真正被正視的一個神論，04年全辯半決賽廈大“第三隻眼”立論2、2008年蘇州大學對2004年廈門大學立論的改造版，在更劣勢的辯題搏擊到世界冠軍，以及在賽後引發的巨大爭議3、廈門大學教練李琦老師對於價值與事實辯論的解讀

第一部分：改變大陸辯論世界觀的一個立論——04廈大全辯“第三隻眼”論其實這個立論我在知乎已經提到過兩次了，這個題目下面也已經有人寫到。但我之前沒有說過的是，這個立論（包括四年後世辯決賽的那個改造版），在當年引發了大陸辯論圈的巨大轟動。在2001年武大輸給馬來亞後，大陸辯論圈從評委到教練到辯手都集體反思，反思的結果是“辯論賽不應該是比誰語言更華麗，而應該是比哪一方的形式邏輯更優秀”。從當時的角度來說，這是一種進步，畢竟93復旦式的演講型辯風已經不合時宜。但這種反思帶來的副作用是，當年的大陸辯論圈一下子變得詭辯橫行，各種蠻橫霸道的定義都會被評委認可，並被預設為是“戰術”。2001-2005年的大陸主流強隊，並不重視事實和價值兩個概念，“唯邏輯論”的觀點佔據主流，使得當時的辯論賽越來越脫離觀眾，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文字遊戲。在那個時代，第一次給大陸辯論圈帶來衝擊的，是一個當時留著中分頭的臺灣辯手，他在海峽賽用一個又一個當時大陸辯手無法理解的立論和打法沖刷著大陸許多辯手的認知。在2003年國辯，這個臺灣辯手獲得了全程最佳辯手。他的名字也一下子聞名全國，他叫黃執中。但可惜的是，由於他臺灣人的身份，在當時的各大論壇，大陸辯手對他的打法並不認可，相反還冷嘲熱諷。我早年在華語辯論網的資料庫看過不少03年的老帖子（後來資料丟失，早年的帖子都沒了），當年的大陸辯手普遍認為黃執中屬於93復旦的翻版，是以情動人的演講流。我知道你們現在看起來覺得這很扯淡，但當時連大陸辯壇的權威武大教練趙林都是這麼覺得的。這種本能的排斥，讓大陸辯手晚了好多年，才吸收到了黃執中的價值辯論真正的精髓。但經過多屆海峽賽（最早是閩臺賽）的洗禮，當時的大陸名門之一的廈門大學，也發現了價值辯論的意義。經過他們自己的摸索研究，他們逐漸發現，邏輯只是辯論的基礎，而價值才是辯論的終極分歧。這一理念在現在已經深入人心，但在十幾年前，說出來會被當作笑話的。2004年全國大專辯論賽半決賽，電子科大VS廈門大學，辯題是“人類是/不是自然的保護者”。廈大抽到了反方，劣勢立場，正方正常打了人類對自然的許多保護行為，譬如環保組織、植樹造林等。大家原以為，反方廈大會打人類對自然造成了很多破壞，所以人類不是自然的保護者。結果廈門大學的的切入點是這樣的：

人對自然既有保護行為，也有破壞行為。因此，人類是不是大自然的保護者不能由人自己說了算，因為自然沒有辦法說話，人不能自己當自己的裁判。只有跳脫出人類社會的第三隻眼（譬如外星人），才有資格對人類對自然的行為進行評判。這意味著，人類是或不是自然的保護者這樣的命題，至少暫時還無從作為真理性命題。而就人類當今所處環境危機這一辯論語境言，它則構成了人類的一道實踐性命題：我們是否應該認為人不是自然的保護者。影片地址：2004全國大專辯論賽複賽 人類(不)是大自然的保護者

這場影片被央視剪輯掉了很多時間（你可以看到很多句子是跳躍的），根據現場的觀眾反饋，當時全場都被廈大的震驚了，包括陣容遠強於廈大的電子科大也一度懵逼（在其他比賽發揮出色的李婕達和任崇都明顯發揮失常，還好李巍依舊穩如泰山），最後廈大以6分之差惜敗。而這6分，其實就是因為評委一開始沒聽懂廈大的立論，在陳詞環節的分差。賽後，這一個“只談價值不談事實”的立論，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黃執中不同，廈門大學是大陸強隊，教練李琦老師是大陸知名教練，這使得大家對這個立論的思考時，能拋卻身份的分歧，認真思考這個立論本身的意義。當時連電子科大的辯手都發帖承認，這個立論的深邃讓他們不知所措。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的全辯雖然是隊伍質量比較差的一屆，但也是立論奇襲最多的一屆。經過這個題目之後，大陸辯論圈，尤其是強隊教練圈，第一次正視了“價值”這個概念。

第二部分，同樣引發爭議和討論的，2008年蘇州大學的“第三隻眼”改造版2008年，蘇州大學在教練陳國坤的帶領下，征戰在馬來亞舉辦的第二屆世界大專華語辯論賽。在那一年，蘇大一路打進了決賽，但決賽的立場卻是一個被公認為不可能贏的立場“這是一個野蠻的世界”，而對方的立場是“這是一個文明的世界”（正方）。“這是一個文明的世界”這個立場簡直太好打了，當時的正方打了一大堆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比如種族平等、法律等制度建設、社會發展、科技發展等。大家原以為，蘇大會舉現代社會依舊存在各種種族仇殺、宗教戰爭、歧視與貧富差距等例子，然後與正方開展攻防。結果蘇大的立論是這樣的：

我們不能因為這個世界有文明的現象就說這是一個文明的世界，因為這個世界還有野蠻的現象；我們也不能說這個世界比過去更文明，就說這是一個文明的世界，因為站在未來的角度，我們這個世界更野蠻。只有跳脫出人類社會的第三隻眼（譬如外星人），才有資格對人類是否文明進行評判。所以，反方把“這是一個野蠻的世界”看成一種價值判斷，只有我們認識到了自己的野蠻，我們才會努力進步、努力發展，追求更高的文明和平等和自由。影片地址：世界大學辯論賽決賽 蘇大VS馬國大

最後，由於正方不知所措，無力攻破蘇大的立論，場面開始傾向蘇大。但由於評委對蘇大對辯題的解讀並不是非常認可，最後蘇大僅僅以一票的優勢，獲得了世辯二的冠軍。賽後，一大波老辯手發文質疑這個立論，他們認為蘇大這種對辯題的解讀是完完全全的攻擊辯題，而且也是無效的。當時港中文的

@汪有

發表了一篇精闢的反駁文，標題是《這是一個腦殘的時代》，他寫道：“如果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野蠻的時代，我們才會追求文明，那麼我們也應該認為這是一個腦殘的時代，因為這樣我們才會追求不腦殘。”平心而論，我今天站在上帝視角回看過去，當年所有人說的都是有問題的。直到2008年，整個主流辯論圈對於“價值”的理解都存在嚴重的缺陷，從04年的廈大到08年的蘇大，都不可避免陷入了兩分法的誤區，而其他更多的隊伍隊伍連“價值辯”的衣角都沒有碰到。其實，語言、邏輯、事實，乃至最高階的價值，都是不能單獨從辯論中割裂開來的。但如果沒有前人的這些爭執和分歧，也不會有辯論理念的推廣與前進，更不會有今天辯論圈的大發展。我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時，回過頭去看當年臺灣的“劍氣之爭”，或者看看04-08年的這次大討論，有利於我們瞭解今天價值辯論理論體系的歷程。當年的討論，最終以李琦老師的一篇賽評而告終。

《李琦：對“世辯2”決賽反方立場的賽後思考》一．也許需要區別兩組概念將事實與價值兩分，被稱為“休謨命題”。但是，當代哲學對這樣的兩分，已多有質疑甚至顛覆。美國哲學家普特南對此有非常精彩的論述，更直接發表有《事實與價值兩分法的崩潰》一書；德國的哈貝馬斯也試圖模糊事實與價值的界分。建議以後任何一支以事實與價值兩分為邏輯基點處理某一辯題的辯論隊，多加小心了。蘇州大學的同學選擇把“這是一個野蠻的時代”作為價值判斷，似有商榷餘地。這倒不是因為上文所言當代哲學家的努力動搖了休謨命題，而是因為將“這是一個野蠻的時代”作為價值判斷是不妥的。“這應該是一個野蠻的時代”和“我們應該認為這是一個野蠻的時代”所表達的意思，幾乎是南轅北轍了。蘇州大學的同學實際所持，乃是後一立場。人類生活中存在著許多根本就無從判斷是非、真偽的命題，但我們卻樂意接受這樣的命題，原因就在於這些命題所表達的立場、態度、信念在實踐中是有益的甚至是必須的。例如道德領域中的“正義必定戰勝邪惡”、“好人有好報”，宗教領域中的“上帝是存在的”，政治領域中的“天賦人權”。這些先驗性的命題，其依據和意義不在其“真”，而在於為人類的行動提供正當性或作為行動的基點。因此，不能夠也不必要從真實性上反對此類命題。這類命題，是實踐性的而非真理性的。與此相對的真理性命題，則是可證偽的經驗性或實證性命題，其依據和意義端在其“真”且惟在其“真”。實踐性命題直接關聯著人類的行動。真理性命題可能與人類行動相關聯，例如日心說；也可能並不關聯著人類行動，而只是有助於人類擺脫心智的黑暗。大體而言，兩類命題的劃分，對應於人之既為實踐性的存在物，又為精神性的存在物。2004年全國大專辯論賽半決賽廈門大學辯論隊對陣電子科技大學辯論隊，主張“人類不是自然的保護者”，即是以之為實踐性命題而非真理性命題。只是場上隊員尚未能夠把這層意思表達清晰和周全。二．憑什麼“第三隻眼睛”辯題雖可能作實踐性命題或真理性命題兩分，可是在一場比賽中具體地以之為何種命題，卻不取決於辯論隊的主觀任性或純粹的技巧性考量。只有依據辯題的內在邏輯，辯論隊或以辯題為真理性命題或以辯題為實踐性命題，才能免於強詞奪理、自說自話之嫌。當年廈門大學辯論隊對“人類是自然的保護者”的辯題之所以提出“第三隻眼睛”的角度，是因為考慮到人與自然的關係有兩種。其一，人作為自然之子，是自然自身演化的結果，從而作為自然的一部分；其二，人作為外在於自然的存在物，獨立於自然、與自然相併列，以其實踐將自然物件化。就人與自然的第一種關係而言，人對自然的所作所為在根本上都應該看作是自然自身演化的結果而不是人類活動的結果，因此“人是自然的保護者”這一命題在人與自然的第一種關係中是不成立的，也是正方同學無法證明的。而遵從辯題的內在邏輯，則只要也只能與正方同學討論在人作為外在於自然的存在物時，他是不是自然的保護者。此處“辯題的內在邏輯”，具體是指，保護關係只可能存在於兩個並列的關係項中，例如僱主和保鏢的關係中而不是人和人的手的關係中。在人與自然的第一種關係中人與自然非並列的關係項。要想準確地判斷人類是不是大自然的保護者，必須有一種人與自然之外的立場、角度，以“第三隻眼睛”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遺憾的是，我們目前還無法確知茫茫宇宙是否存在這樣的“第三隻眼睛”。因此，對於人類而言，自己是不是大自然的保護者這一問題，其實是無解的。我們無從確切地知道我們是，也無從確切地知道我們不是。這意味著，人類是或不是自然的保護者這樣的命題，至少暫時還無從作為真理性命題。而就人類當今所處環境危機這一辯論語境言，它則構成了人類的一道實踐性命題：我們是否應該認為人不是自然的保護者。蘇州大學的同學採用這“第三隻眼睛”的做法，則有背離辯題內在邏輯之嫌。蘇大的同學試圖表明，在文明與野蠻並存、文明進步而野蠻也升級的今天，就事實層面是無法得出這個時代是文明的或野蠻的的結論的；在時間維度上，若可以因為今天比昨天文明而斷言這是文明的時代，那麼也可以因為明天將比今天文明而相應地斷言這是野蠻的時代。他們由此主張不能把辯題作為真理性命題對待。但是這和“第三隻眼睛”無關。人與自然的關係如何定論不能由人自己說了算，所以需要“第三隻眼睛”。人類自己是否處在文明的時代，卻是人自己可以說了算的，關那“第三隻眼睛”啥事呢？！當然可以對這“第三隻眼睛”另做解釋。若說人類有三隻眼睛，昨天之眼、今朝之眼、明日之眼，也是說得過去的。昨日之眼無從看得今朝之事，今朝之眼謎於今朝之事，惟明日之眼可識得“這個時代”是野蠻或文明的，一如我們今天評價古希臘的輝煌、中世紀的黑暗。可是我們現在也無從知道人類的“第三隻眼睛”將如何斷言“這個時代”。既然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都不能確切地知道“這個時代”是文明或野蠻的，那麼只好把這個命題作為實踐性命題來對待了。三．為什麼“我們應該認為這是野蠻的時代”蘇州大學的同學比較成功地擊破了國民大學同學的立論，卻沒有能夠同樣成功地將自己的旗幟飄揚在自己的陣地上。如果他們在現場動用“驕兵必敗”、“哀兵必勝”這樣的常識作為他們的論證資源，如果他們引用毛澤東“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的告誡，他們或許能夠顯得更自信、從容，他們的立場將更具有說服力。如果他們有更多的時間來打磨他們的邏輯，那麼他們就可能從文明史上找到使他們的立場變得堅實、飽滿的論據。人類認為中世紀是野蠻的、矇昧的，在歷經了文藝復興、羅馬法復興、宗教改革及至啟蒙運動之後，人類擺脫了矇昧和野蠻。但是，果真如此嗎？以人類今天身陷且深陷環境危機之中觀之，人類走出中世紀大抵也只是走出了在人-人關係和人-神關係上的矇昧，而對於人-自然的關係，似乎依然處在矇昧之中——表現為對自然的狂妄。因著當代的生態困境，人類才以表現為生態哲學、生態倫理學的智識活動表明對人-自然關係的矇昧的某種程度的擺脫。天知道我們還在哪些方面野蠻著、矇昧著，卻誤以為我們已經文明著、啟蒙了。那麼，我們該如何拷問這個時代，該如何拷問造就這個時代的我們？如果蘇州大學的同學慮及於此，那麼他們就不僅是自信的、從容的，更將是深刻的、厚重的。如果真的如此，那麼作為“世辯2”宗旨的“系統性反思”，就不僅僅是期待，而足以成為直播現場的實在。四．迴歸真理性命題：證明“這是一個野蠻的時代”何以可能，又何以不能蘇州大學的同學並非只此“華山一路”，後山的路。我在決賽之前確也苦思反方路在何處。或許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在薄薄的《現代性的後果》一書中的分析，可以作為反方立場的理論依據，例如書中所論述的現代性導致每個人都面臨一個“帶威脅性的外部世界”。也或許生態哲學所揭示的隨工業化而來的進步其實是“自殺式進步”或“弒母式進步”，可以表明人對自然的野蠻。此外，也或許，大規模的屠殺、異化、宗教的死亡等，都可能同樣地從更接近人的本質的方面，將人類的當代生活和野蠻而不是文明相聯結。反方有可能穿透現象之霧，將當代的文明只當那皇帝新衣。國民大學的同學和蘇州大學的同學其實共同接受了一個前提，未有分歧。國民大學的同學所持乃是“進步的歷史觀”，蘇州大學的同學的立場若加以完整的表述該是“為了使歷史繼續進步甚至更加進步，我們應該認為這是一個野蠻的時代”。決賽辯題，恰恰是隱含著歷史觀上的巨大分歧的，或者說是有可能從歷史觀的分歧上展開正反方命題的。也許，任何一支辯論隊在反方的立場上，都不敢“正面上華山”，因為這意味著他必須去論證這個時代的野蠻，這既不合常識也難見容於常情。蘇州大學的同學沒有明示的立場其實是，因為贊同歷史是進步的並希望歷史繼續進步，所以我們可以且敢於認為“這是一個野蠻的時代”。算以容於常情求得其異於常識的立場的可接受性了。五．為遊戲般的辯論賽引回審慎思考若說檢視人類的當下生活究竟是文明的或野蠻的是一個註定永遠困惑著人類的問題，當不為過。如此，則無怪乎“世辯2”的決賽題幾乎要被趙林贊為絕妙好題了。我以為，半決賽關於自由貿易的公平性的問題、關於國際援助和人權狀況的關係問題，可算直入經濟全球化和人權全球化這一語境了；複賽則涉及非洲的艾滋病、俄羅斯的崛起、中東和平和東南亞政治，真正是身處馬六甲、胸藏全世界了。可惜了。思考不夠審慎、留於淺顯、缺乏深度。不惟“世辯”的參賽者，更大範圍的華語辯論賽所呈現的，大抵如此。也許是參賽各隊備賽時間不足，也許是辯手如此的低齡化了，也許是純然把辯論賽當作了遊戲而只為其中言說的快樂了。可是，剝離了審慎的思考，我們如何言說，憑什麼快樂？試著，在辯手席上展示邏輯的力度、思考的凝重，而不是話語的速度和語詞的華麗，看看那會是怎樣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