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今天經常將春秋戰國並稱，但戰國時期的外交家，與春秋時期的外交家，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存在。

春秋時期的外交家，首先要是一個優秀的文學史專家，必須熟悉從古至今的各種詩篇，外交場合對話完全靠賦詩交流，彼此在說什麼、想做什麼，全靠從詩句中領悟。如果文化水平不高，根本聽不懂。

戰國時期則完全見不到這樣的現象，成為一個合格的外交家前提是必須成為一個“事口舌”的辯士。能言善辯，具有說服力和煽動力，是一個戰國外交家必備之術。詩歌的枷鎖，早已被拋棄，語不驚人死不休才是追求的目標。如果說“口舌”是戰國外交家外在的“術”，那麼其內在的“道”，就是“縱橫”。

戰國中期以後，統一成為當時的基本趨勢。人們讀《史記》，往往震撼於戰國中後期戰爭規模之巨大、戰爭損耗之殘酷。秦國征伐六國，一場大戰下來至少斬首幾萬人，甚至斬首十幾萬、二三十萬的情況也不鮮見，秦趙長平之戰更是一戰坑殺降卒四十餘萬。可是，殺人能夠帶來統一麼？

秦國殺傷六國人口再多，與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相比也只是九牛一毛；秦國戰勝六國的次數再多，終究也是以一敵六。小孩打架都知道“雙拳難敵四手”，更何況統一戰爭？秦國能夠統一天下，關鍵在於秦國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陸續實行的一系列縱橫捭闔的外交戰略。這些戰略，都記載於《史記》中。概括起來，就是八個字：“合縱連橫”“遠交近攻”。

在《蘇秦列傳》和《張儀列傳》中，司馬遷以蘇秦和張儀兩個人物為核心，詳細地記載了“合縱連橫”的經過。簡言之，就是蘇秦合縱抗秦，張儀連橫破合縱。據記載，蘇秦、張儀都是鬼谷先生的弟子。鬼谷大約是個地名，鬼谷先生應該就是在鬼谷這個地方開宗立派的一位高士，但他具體是什麼背景，已經沒有記載了。

也有一種說法認為，根本沒有鬼谷先生這個人，是蘇秦為了製造神秘感而假造或假託的一個人。但如果真有其人，其思想流派顯然是屬於縱橫家。縱橫家雖然是一個思想流派，但此派純粹基於當時的政治形勢而生，具有天然的政治色彩。所以縱橫之士一旦投入政壇，就是職業外交家。

蘇秦、張儀跟鬼谷先生學習的，大約就是縱橫之說和論辯之術。但二人學成之後的效果似乎都不甚理想，出師之後都很不得志。蘇秦“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回到洛陽老家之後被家人嘲笑，大抵相當於創業失敗、賠光老本後回家待業。但蘇秦沒有沉淪，而是用心研讀了一本書，就是據說系姜太公所寫的《陰符》。讀完之後覺得水平大漲，足以遊說天下國君了，於是就近遊說周顯王。

但因為離得太近，周顯王身邊的人都知道蘇秦就是老蘇家那個耍嘴皮不成器的小兒子，不願意相信蘇秦的話。於是蘇秦又陸續遊說了秦惠文王、趙肅侯，都碰了釘子。蘇秦只好把目光投向遙遠北方的燕國。燕國國力較弱，地處偏遠，長期處於列國爭雄的邊緣地帶，蘇秦決定燒一燒這口冷灶。雖然是冷灶，但畢竟也是戰國七雄之一，國君不是說見就能見的，蘇秦排了一年多的隊，終於見到了燕文侯。

蘇秦遊說燕文侯，只有一個基本要點，就是親和趙國。他提出的理由可以概括為兩點：第一，秦國之所以打不到燕國，就是因為趙國擋在中間；第二，趙國也很強，離燕國又近，如果雙方開戰，趙國幾天就可以打到燕國國都。燕文侯被蘇秦說服，決定聯合趙國，出使的任務，自然落在了蘇秦身上。至此，蘇秦完成了他人生中第一次成功的遊說，積累了第一桶政治資本。

春秋時期期，尤其是前期的外交家，是個好差事，就像走親戚，去到親戚家，該有的禮儀招待是必須的。即使兩國有所不和，也是慢慢的談，沒有任何危險係數，同時，本國給的路費，回國時他國列行的賞賜都是一筆不小的油水。所以那個時期的官員都爭著當使者，沒有多少技術含量，大部分是替國君去看望拜訪他舅舅或者他大姑大姨之類，坐著風風光光的儀架，旅遊一番，那路費是成倍成倍的報銷，非常痛快。

春秋後期到戰國時期就不同了，人們越來越無賴，越來越不講理，每天都想著算計別國一下，每一次出使都要揹負沉重的使命，一路上儘想怎麼說話怎麼算計，哪有功夫看風景，而且算計別國被發現，人家不高興，動不動就會來一句：“烹了他。”讓別國高興了，回去自己國君不高興，不小心又是：“烹了他。”

總之春秋時期以及戰國時期的外交表現就是一群親戚君子和一群無賴的區別。外交人員的區別：“一個是高薪職業，一個是高危職業。”

前期是搶著乾的高薪職業，春秋後期到戰國是躲不及的高危職業，別看什麼蘇秦張儀之類幹得挺好，這些都是又不要命又無賴又會忽悠的亡命之徒，真沒幾個幹得了。

春秋與戰國是東周兩個不同的階段，在這兩個不同階段東周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當然這兩個時期的列國外交也存在巨大差異。

首先，春秋和戰國顯著差別之一，就是周王室的地位完全不同。

東周初“二王並立”局面結束後，由於周平王政權合法性的問題，王室地位大大降低。周桓王執政時又與東周“小霸”鄭莊公鬧翻，在繻葛（今河南長葛）展開了一場決戰，結果周王室大敗。這次大敗，讓周王室徹底走向了邊緣化。然而，春秋第一位霸主齊桓公在稱霸過程中，卻率先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以此來與南方崛起勢頭強勁的楚國抗衡。因此，周王室雖然中衰，可在霸主“尊王”的口號下，但其地位依然超越了一般諸侯國、高高在上。

正因春秋王室地位高高在上，列國要想稱霸東周，就必須妥善處理與周王室的關係。早期齊桓公與周惠王關係不佳，導致周王室一度聯合楚國來對抗齊國，讓齊國霸業倍受挑戰。後來，齊桓公在周惠王去世後幫周襄王穩定了王位，周襄王也在葵丘之會上正式賜齊桓公為霸主，讓齊桓公霸業到達了頂峰。

有了齊桓公的經驗教訓，中原霸主為保持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尊王”就成了必然的選擇。在正式稱霸之前，晉文公幫周王室平定了姬頹之亂，贏得了天下諸侯的認同；在正式當上霸主之後，每逢爭霸戰爭獲勝，晉人都要到周王室去舉行隆重的獻捷儀式；王子朝之亂期間，晉國竭力支援周敬王，後來又幫周王室築城成周……。

在春秋霸主的帶動下，原本對周王心存不屑之心的各諸侯國都加強了與周王室的外交關係。春秋初時，周平王、周桓王去世，魯國沒有派大夫前往成周參加葬禮；到春秋中晚期時，周景王王后去世，魯國都隆重地派人前往會葬，還獻上了重禮。魯國對王室態度大變，東周其他諸侯國也應該是一樣。

然而，到了戰國時代，周王雖然名義上還是天下宗主，可在周王畿內都逐漸邊緣化了。自公元前368年周王畿分裂成東周與西周後，周王就完全成了傀儡。此時，東周七個大國紛紛自行稱王，秦、齊二國甚至一度稱帝，完全不再顧忌周王的存在。因此，到了戰國時代，列國與周王室的外交關係已絕非外交重心，不管是弱國還是強國。

公元前542年，鄭國子產陪同鄭簡公訪問晉國，順便繳納賦稅。結果，因為魯襄公去世，晉平公沒能及時接待鄭人。子產一怒之下，把所住賓館的圍牆拆了，以安置鄭國使團的車馬。晉人為此前來責備，子產卻振振有詞地回答：“敝國狹小，處在大國之間；大國要求無定時，所以我們不敢安居，徵收了財賦前來朝見。卻不想得不到貴國接待，也不知接待的時間。敝國不敢進貢貢品，也不敢讓貢品暴露在外任憑風吹日曬。現在不毀壞圍牆，就無法安放貢品。冒昧地請教君王的左右：將命令我們把貢品放置在什麼地方？”晉人被問得啞口無言，只得派人向鄭人道歉，承認招待不周。由此可看出，盟友對霸主確實存在著進貢的義務。

反過來，霸主也對盟友承擔著保護責任。

公元前529年7月，晉國在平丘（今河南封丘東）組織諸侯盟會。盟會進行過程中，邾、莒二國聯手，向晉人投訴魯國入侵。為此，晉人不但嚴禁魯人參加盟會，還扣押了魯國正卿季平子，長達數月。公元前518年，因為魯人又伏擊了經過魯國邊境的邾人，邾、莒二國再次向晉國投訴。為此，晉人又把魯國卿士叔孫婼扣押了一年。

可進入戰國時期後，霸主與盟友這種互利互惠的關係幾乎完全消失了。戰國時期，“大魚吞小魚”已成主流，小國多被大國吞併，最後成就了七個比較大的國家，號稱戰國七雄。這七個國家之間，外交關係的重心是合縱與連橫：弱者聯合起來以對抗強者，稱為“合縱”；強者拉攏弱者以遏制其他強者，稱為“連橫”。不管列國是合縱還是連橫，都遠不如春秋時期霸主與盟友的關係那麼可靠。很多時候，某國前一年還支援合縱下一年就支援連橫了。什麼時候選擇某種外交策略，完全是因時而變、因勢而變、因人而變。如果說春秋霸主與盟友之間還殘存著那麼一點點道義的話，那麼戰國時代合縱連橫就完全是各國利益優先原則驅使下的決擇了。

最後，春秋時期的外交，其主導者大多數是本國人。各國外交使者，往往都是本國卿士。有些國家如鄭國等等，還設有專門負責外交的“大行人”一職。但春秋各國的外交使者，往往就是本國外交政策的主導者，或是本國主政者的親信。

在出使他國時，除了完成外交使命外，使者還帶有觀察他國國內政治、風土人情的使命。晉國趙武、韓起在出使鄭國後離開時，會讓“七穆”誦《詩經》以明其心志；吳國使者季札出使列國時，會觀察列國政治動向，並對該國未來發展作出預測；周王室使者單襄公出使，路過陳國見其內政不修，預測陳將亡國……。觀測他國，就是為己國服務。所以，出使他國之人必須效忠本國。春秋時期人才流動性還不是非常高的前提下，能夠擔任外交使者之人，都是本國貴族。在宗法制遺風較盛的諸侯國，外交使者甚至還是本國公族。

但進入戰國後，人才流動要頻繁得多。很多底層士人為了追求飛黃騰達，頻繁遊走於列國之間。為了求得諸侯認可，這些士人往往並不會持有一成不變的觀念，而是投列國國君所好，以求得到重用。因此，這些遊說之士一旦獲重用，不會存在固定的效忠物件。如魏國人張儀，先到楚國出仕，後來輾轉到達秦國，被秦惠文王重用。此後，張儀長期替秦國服務，一度出賣了母國魏國的利益。秦惠文王死後，因為秦武王不再信任他，張儀又使計回到魏國養老，為保自身而出賣了秦國。魏國人公孫衍先在秦國出仕，幫助秦國侵佔了魏國河西之地。後來公孫衍在與張儀的權力鬥爭中失敗，回到了魏國，就長期遊說崤山以東六國合縱以抗強秦。以張儀、公孫衍為代表的縱橫之士愈發活躍，使得戰國外交比起春秋時期的外交更加充滿變數。也許主張合縱的遊說之士剛走，後腳主張連橫的遊說之士就上門了。

縱橫家唇槍舌劍式的激烈交鋒，往往讓列國的外交策略變化頻繁，不如春秋時代那麼穩定而可預測。

首先，春秋時期王室地位雖然下降，但在中原霸主扶持下，仍能保持名義上的天下宗主地位，讓列國無法忽略與周王室的外交關係；戰國時代，在三家分晉及田氏代齊後，周王室地位已完全無足輕重，徹底被邊緣化了；

其次，春秋時代爭霸是主流，霸主聯合一眾盟友與其他陣營對抗，這也是春秋列國外交的重點；戰國時代，由於小國紛紛被吞併，最強大七個國家彼此間的合縱連橫成為這一時期外交的重點；

第三，春秋時代，人才流動性相對較低，列國外交人士常常是本國貴族，效忠於本國，其外交策略變化較少；戰國時代，人才流動性大，士人追求的往往是自身富貴，不再固定效忠於某國，一旦他們主導了某國外交，此國外交策略的不可預測性也就增加了。

東周時期，隨著周朝的衰弱，各個諸侯之間的外交也開始頻繁了起來，而在春秋時期與戰國時期，諸侯之間的外交表現又有很大不同。那麼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的外交表現有何不同？今天我們透過3個對比，一文讀懂其中的區別與不同。

①外交人員身份不同

春秋時期，隨著各個諸侯之間外交的頻繁，“行人”這個群體也慢慢興盛起來，行人原本是周朝迎接諸侯賓客的官吏，到了春秋時期，行人發展成諸侯之間的“外交人員”，他們上傳下達，是連線各個諸侯國的信使。

戰國時期的外交人員，也就是蘇秦張儀這些縱橫家了，“縱橫家”名字也來源於他們的策略“合縱”與“連橫”，縱橫家除了春秋時期那些行人外，也有一些地位低下的遊士，當時戰國養士之風很盛，這些士人透過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改變了自己的地位，得到諸侯的信賴。

②外交的禮儀不同

春秋時期，雖然周天子衰弱，但是人們的觀念裡還存在有西周的禮樂，當時各諸侯的外交還是遵守禮樂，要按照禮的制度進行的，因此春秋行人在外交中，也必須遵守禮樂，無論什麼場合，就算是兩軍交戰時，也不能失了禮數。

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周朝的禮樂制度已經被破壞，人們利益至上，禮樂觀念變得很淡薄，此時的縱橫家也都不再遵守禮樂，常常爾虞我詐，不守信義，靠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說服對方。

春秋時期，由於大家還深受禮樂的約束，所以行人的外交辭令也非常講究，不然可能就受到別人的嘲笑，他們的辭令文質彬彬，語言優美動人，斯文委婉，取用《詩經》裡的詩句，來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也使得他們說的話更有說服力。

戰國時期，禮樂被破壞，縱橫家也不需要再守著禮，他們常常開門見山，直奔主題，以利益來遊說諸侯，善於運用各種形象的寓言比喻當時局勢，讓人不容置疑，以此來說服他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外交中，當然少不了“人質”的參與，當然在春秋時期與戰國時期，“人質”的現象也有很多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①“人質”的身份有區別，②“人質”的用途不同，下面分別詳說。

①“人質”的身份有區別

春秋時期，公室貴族和卿大夫是當時的貴族，大多跟諸侯國君有血緣關係，在當時也有一定地位，屬於“有價值的”，因此能取得對方的信任，是春秋時期“人質”的主要人員。

到了戰國時期，“人質”的人員，很少有卿大夫的，主要是公室貴族，這是因為在戰國，卿大夫的身份比較複雜，有的是遊士，有的是其他國家的，他們跟諸侯國君也沒有血緣關係，因此難以取得對方的信任。

②“人質”的用途不同

因為春秋時期還是比較守信的，因此“人質”也是信義的憑證，表示諸侯之間的聯盟友好關係，因此大部分“人質”在他國也都能受到禮遇和尊重。

除此，當諸侯之間有爭吵時，春秋霸主也會扣押“人質”，來維持春秋的秩序，插手其他諸侯的事情，維護春秋內部的穩定。

戰國時期，諸侯之間也沒什麼信義，人質也很難取信對方，完全成了諸侯謀利的工具。有的諸侯會扣押他國的人質，來索取土地，有的透過派遣人質到他國，麻痺他人，自己偷偷發展，早已不像春秋一樣是“信義”的憑證。

春秋時期與戰國時期，整體的外交局勢也不同。

春秋時期的外交，大多是霸主發起的會盟，霸主透過會盟，來確認自己的霸主地位，處理一些事情，或是解決一些糾紛，調節各個諸侯之間的關係，維護當時的秩序。

戰國時期，呈現出“邦無定交，士無定主”的局面，各個諸侯之間的外交，大多以當時的利益為準，或是合縱，或是連橫，合縱連橫可以說是戰國的標誌。

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的外交表現有何不同？從外交人員身份及表現、“人質”的現象及外交整體局勢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總的來看，這些不同都跟禮樂有關係，春秋還遵守禮樂，一切都會受到禮樂的限制，也會守信，而戰國禮崩樂壞，信義全無，多是詭詐之道，因此也使得春秋與戰國的外交表現有著很大的不同。

參考：《左傳》、《戰國策》、《史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