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者一脈相承，都是儒家建功立業平天下士人價值觀的文學表達，在文學氣質上也是慷慨激揚的表述方式，是中國文脈詩言志的傳統正道

建安詩派，邊塞詩派，豪放詩派，

這三個派都有一定的特點，其詩也是不一樣的。

首先我們介紹建安詩派。

建安詩派。

建安詩派，也可以稱為：建安詩歌。

建安，是什麼呢？

是年號。指的是漢末以後。

而建安詩歌，代表的則是漢末以後的詩歌風氣。

在哪個動盪的年代，建安詩派的創始人是誰呢？

也就是建安三傑：曹操，曹丕，曹植。

還有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建安詩派，其主要特點是：感慨悲涼，有種曠達，傷心的感覺，有些則是場面特別大。

比如觀滄海。

觀滄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裡。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這首詩，就有一種曠達感，宏觀感。

寫出了人生！

還有：薤露行、苦寒行。

都有建安詩派的特點。

燕歌行二首·其一

曹丕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鵠南翔

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

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這首詩，也是傷心，感慨詩詞，而且，其中寫的傷感更加強烈。

下面舉一首建安七子的詩。

七哀詩三首·其一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這個就很有感慨的特點，

所以，總體來說，建安詩派，對以後的豪放，邊塞等感慨性的詩派有了特別大的啟發。

邊塞詩派

邊塞詩派，的主要詩的內容，

就是承接了建安詩派的特點，

在初唐時期，有初唐四傑，陳子昂。

等人發揚邊塞詩派，使邊塞詩派名聲大作。

後來有高適，王昌齡，李頎，

出塞

王昌齡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這首詩，就是沒有了建安詩派的悲涼感，但是，其宏觀度，氣勢都更加強大了，

從軍行

楊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這首詩，寫了詩人的決斷心。

和白馬篇有得一拼。

還有高適：燕歌行。

都是不錯的邊塞詩。

所以，邊塞詩派的氣勢，宏觀度，都已經十分成熟，

為宋代的豪放派奠定了基礎。

豪放派

豪放派，是詩評家們弄出來的，

而且，在宋代，豪放大部分都是以詞來表現的。

所以，豪放詩派，簡稱豪放派。

相容詩詞。

豪放派的特點和邊塞詩派差不多，

但是，比邊塞詩派的主題多了許多。

豪放派 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時失之平直。

據說，南宋人已經把蘇軾，辛棄疾當做豪放派代表了。

後代也都這樣說。

詩餘圖譜：“詞體大略有二：

一體婉約，一體豪放。

婉約者欲其辭情醞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

蓋亦存乎其人，如（秦觀）之作多是婉約，（蘇軾）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詞體以婉約為正。”

這個書籍裡面的內容已經說出了很多資訊。

早期的豪放派是：

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

這首詞，有邊塞之風，但是比邊塞更加完整，有了基礎，

到了蘇軾的時候，蘇軾大力推進豪放派，使豪放派壯大。

其中有：念奴嬌•赤壁懷古。

正是因為蘇軾自己寫，倡導別人寫，

才有了今天的豪放派。

總結

豪放派是建安詩派，邊塞詩派的綜合後成型的。

我們都看到了，

豪放派，有建安，邊塞的特點，但是，其更加比建安，邊塞好。

說明了，豪放派是建安，邊塞的進化之派。

整體是這樣的，

建安派奠定了基礎，

邊塞派發展了建安的特點，而且比建安更加宏觀。

豪放派則綜合了建安，邊塞，自成一家，卻比建安，邊塞發展的更好。

更加宏觀。

而且，豪放派已經不侷限主題了，

可以由各種各樣的主題來寫，

比如邊塞詩，就有些限制主題，使很多壯詩無法入選，

而豪放則相容了，更加完美了。

好了，綜合來說，他們都是一家。

建安詩派最突出的特色是“風骨“，稱為建安風骨，表現了建安時期的詩人，直麵人生的豪邁氣魄，如曹氏父子，他們的詩都有這樣的特點。如曹操的《蒿里行》，”鎧甲生飢蝨，萬姓已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思之斷人腸。“全詩採用白描方法，揭示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曹丕也有很多優秀詩作，但是，他更大的貢獻是他的《文論》，提出“文以氣為主”，“文章經國之大業”，從而把文學的社會意義，提高到治國的層面。他的觀點，直接批評了漢賦後來形成的，專以鋪陳宮殿瓊宇，帝王遊獵，或表現仕途不遇 ，等個人情懷的浮糜，低迴的文風。《文論》對後世詩壇的影響是巨大的。曹植更被稱為”建安之傑”，如他的”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唐代王勃的名句：”海記憶體知已，天涯若比鄰”。似乎就蘊含曹植的氣脈。總之，建安詩風，代表了”詩經“所表現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儒家的”禮，樂”觀，是所謂的正聲，而非”鄭”聲。因此，必然得到後世的繼承。唐初的邊塞詩所展現的現實生活，比建安時期更為宏大，壯闊，這與大唐帝國的雄強是相向而成的。邊塞詩的代表作，應推王昌齡的《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城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而岺參的《逢入京使》則從另一角度，展現大唐帝國在開闢絲綢之路，底定西域的偉業中，所經歷的艱辛，痛苦：“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幹，立刻相遇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這首詩寫他在奔赴西域的路上，突然遇到從西域回京的使官，兩人或許相識，此時，在這條古道上，相互要說的話會很多，歸程中的那位，會說什麼，先不必說了，因為他很快要與家人團聚了，而詩人自己呢，既要面對西行的萬里征程，又放不下家裡的妻子，父母；此時只有流淚，惦記家裡很多事，說不清，征途，馬上，哪來的紙筆，只能是帶句話了：平安，勿念。岑參的邊塞詩很多，他幾次赴輪臺，面對西域奇異壯麗的風光，寫下許多不朽的詩篇，但這首《逢入京使》，讓我們看到詩人的另一種情緒，家國，孰輕孰重，難以兩全。但在這種個人情緒中，仍充溢著一種陽剛之氣，男人的情懷，這難道不是建安風骨的一脈相承嗎？

豪放派，應該是對宋代，以蘇軾，辛棄疾，陳亮，陸游等詩人，共同形成的一種詩風，所命之名。”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是最有代表性的詩句。豪放派的形成，與宋朝長期面臨的邊患不無關係，很多詩人投筆從戎，”夜裡挑燈看劍，夢裡吹角連營”，”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詩人們的最後一念，仍在邊患。“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這是岳飛的《滿江紅》，當千多之後，華夏大地被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踐踏之時，《滿江紅》唱響神洲，全民族的風骨，全民族的激奮譜寫出飽含熱血的新詩篇。建安風骨是中華民族倡導的精神，在今天，他也依然被尊重，被弘揚光大。

嚴格來說，它們之間並沒有什麼傳承的聯絡。一脈相承的意思是同一血統、派別，世代相承流傳下來。比喻某種思想、行為或學說之間有繼承關係。顯然，它們並不符合。但如果從大範圍來講 ，它們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產物，都是華夏文明的傳承，說是一脈相承也未為不可。

建安詩派，是建安時期，因曹操父子的喜好與倡導，在他們周圍聚集的一批詩人。他們一方面學習漢樂府，描寫社會動亂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形成了一種悲涼慷慨、剛健有力、質樸自然的詩歌風格，後人稱之為“建安風骨”。如以王粲為最高成就的“建安七子”。他們的創作一般採用五言形式，為五言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邊塞詩派，是唐代詩歌流派。以描繪邊塞風光、反映戍邊將士生活為主。漢魏六朝時已有一些邊塞詩，至隋代數量不斷增多，初唐四傑和陳子昂又進一步予以發展 ， 到盛唐則全面成熟。該派詩人以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最為知名，而高、岑成就最高。其他如王之渙、王翰、崔顥、劉灣、張謂等也較著名。這些詩人大都有邊塞生活體驗，他們從各方面深入表現邊塞生活，藝術上也有所創新。他們不僅描繪了壯闊蒼涼、絢麗多采的邊塞風光，而且抒寫了請纓投筆的豪情壯志以及徵人離婦的思想感情。對戰爭的態度，有歌頌、有批評，也有詛咒和譴責，思想上往往達到一定深度。其詩作情辭慷慨、氣氛濃郁 、意境雄渾 ，多采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絕句的形式。傑出作品如高適《 燕歌行》、 岑參《 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等。 唐代疆域廣闊，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日趨頻繁，國際交往也日益增多。 為了維護民族安寧，保護國際通商，也由於不少帝王好大喜功，一些官僚將帥邀功邊關，唐王朝的開邊戰爭也不斷出現。這樣，以邊關戰事為中心的邊關生活便成了盛唐詩人關注的重要內容。他們一方面為奮發向上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所鼓舞，另一方面也為立功邊關求取功名的仕進道路所吸引，或身赴邊塞，或心向邊關。因此，盛唐時代的邊塞詩，便在隋及初唐邊塞詩的基礎上繁榮起來。代表詩人是高適和岑參。

豪放詩派，其特點是題材廣泛，內容豐富，表現方法以鋪敘直抒為主，風格恢宏沉雄，氣勢豪縱，成就頗高。代表人物是蘇軾，辛棄疾。

豪放派的特點，大體是創作視野較為廣闊，氣象恢弘雄放，喜用詩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寫詞，語詞宏博，用事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時失於粗疏平直，甚或涉於狂怪叫囂。

辛棄疾更成為創作豪放詞的一代巨擘和領袖。豪放詞派不但"屹然別立一宗"（《四庫全書總目》），震爍宋代詞壇，而且廣泛地沾溉詞林後學,從宋、金直到清代,歷來都有標舉豪放旗幟，大力學習蘇、辛的詞人。

三個詩派的確有一些類似的特點，比如，都比較慷慨、豪邁，大氣等等；但也有很多不同之處，上面已經描述的比較清楚。所以說，它們雖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並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一脈相承。只是它們都是我們華夏文明的優秀產物，是屬於我們中華民族的一脈相承。

從三國時期的建安詩派到唐代的邊塞詩派，再到宋代的豪放派，其建立人及詩詞風格沒有一脈相承的特點。

這三種詩詞流派只是各自時代人情世風和文人內心冷暖悲歡的最強音罷了。

如果說唐代邊塞詩派和三國時期的建安詩派在形式上表現了一種從五言(含四言)到七言的傳承中的變化發展，宋詞豪放派只不過是自成一體的詩歌形式。

具體表現如下。

建安詩派是東漢末年漢獻帝建安年間形成的一個詩派。

代表作家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璨、徐幹、阮瑀、應瑒、劉禎)等。

這個詩派的許多詩人接受了良好的儒學教育，也經歷了漢末的社會大動亂，目睹了朝野失序中太多的人間悽慘事。面對“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慘狀，面對“死人骸骨相撐拄”的亂苦，該詩派在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中，立足廣闊的時代生活背景，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現實，形成了一種雄健深沉、慷慨悲涼的詩風。

可以說建安詩派是亂世中一群含悲而歌的文人詩歌集體，其詩歌內容是亂世中文人生命感和功業感的凝結表露。

東漢末期的建安詩派，詩歌體裁主要以五言詩為主，但也有傳承自《詩經》四言詩的佳作，比如曹操的一些詩歌就是如此。唐代邊塞詩派在形式上則發展到多是七言歌行體，也有五、七言絕句。邊塞詩派詩歌的這種語言風格形式即是對漢樂府的繼承，又是一種發展創新。

如果說建安詩派大多屬於亂世，那麼邊塞詩派則屬於盛世，既昂揚著積極報國的豪情壯志，又繚繞著訴不盡的鄉思邊愁。

邊塞詩派是盛唐詩歌的主要流派之一。

主要詩人有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王之渙、王翰，其中高、岑二人的成就最高。邊塞詩內容以描繪邊塞壯闊蒼涼、絢麗多彩的風光、反映戍邊將士生活為主，抒寫請纓投筆、渴望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和徵人思婦的相思。邊塞詩詩風悲壯，格調雄渾，瀰漫著一股盛唐氣息。

豪放派是形成於宋代的詞學流派。

由蘇軾蘇東坡創立，蘇軾、辛棄疾、岳飛等人是代表作家。豪放詞派創作的豪放詞創作視野廣闊，氣象恢弘。

詞又叫詩餘或者長短句。這是一種屬於詩歌又有自身獨特性的新詩體，豪放詞喜歡以詩文的手法、句法寫詞，喜歡用典，寬於平仄音律，精於意象。

以上三個詩詞流派是各自時代的文人心語，代表著一種最為直接的心靈感受。在風格上只能說或多或少地有一定的傳承關係，但主要還是自我的發展。

在中國文學的歷史長廊中，文學體裁豐富多樣，流派異彩紛呈，新見迭出，詩派中有建安詩派、元白詩派、田園詩派、韓孟詩派、婉約派和豪放派，文論中有秦漢派、唐宋派、桐城派等，詞論中有云間、陽羨、浙西、常州等諸多派別。表面看來，他們各立門戶，互相攻訐，特別是在“詩言志”和“詩緣情”方面爭論不已，但實際上，他們相互滲透，相互吸收，都在包容前人識見的基礎上，不斷細分躬耕某一領域，或再提出一些新的見解，因而明顯具有總結性和集大成者的色彩。魏晉時期的建安詩派懷著樂觀曠達的心緒，極力抒發理想抱負，對唐代的邊塞詩派和豪放詩派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凸顯出一脈相承的特點。本文將從這三大詩派的創作背景、創作思想、創作風格三個方面來分析三者之間的關係。

創作背景比較：飽受時代災難，卻始終懷著政治熱情，渴望建功立業

魏晉時期的建安詩派是以“三曹”父子為代表的，建安文人生活在東漢末年，飽受戰亂離別之苦，同時也激起文人建功立業、揚名後世的雄心抱負，曹操以“挾天子令諸侯”、“以天下為己任”高揚出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同時，建安七子中的王粲、曹植、曹丕、陳琳等人也具有卓葷不凡的氣質，並在詩中高揚“立德垂功名”、“甘心除國疾”的人生理想。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評價這一時期的詩歌特點時說：

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這段記錄進一步驗證了，建安時期的文人多喜歡以慷慨激昂的筆法抒發不平之氣，實在是因為文人久經戰亂，風氣敗壞，百姓仇怨，作者才會感慨深遠，下筆沉重。而邊塞詩派以高適、王昌齡為代表的文人生於北方，均有陽剛氣質，他們在“學而優則仕”的社會氛圍中也熱衷於人世間的功名利祿，入仕之後的境遇卻與所追求的理想反差極大，其作品中也頗多建功立業的感慨，如王昌齡在《出塞》中寫道：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王昌齡身懷雄心抱負，有著李白一樣的狂傲自信，得罪了許多大臣，所以屢遭貶謫，他的詩歌有“緒密思清”的特點，而這首詩也營造出大氣磅礴之感，不僅沉思了歷史，也隱含著對現實人的諷刺，飽含著深厚的歷史縱深感。以辛棄疾為代表的豪放詞人，也遭遇北宋末年的戰亂和政治理想的破滅，在他的詩詞中也蘊含了激烈的政治熱情，被評價為“大聲鞺鞳，小聲鏗鏘，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豪放派也將自身的情感與遭遇結合起來，抒發了對現實的不滿與仕途的坎坷。

無論是建安詩派的慷慨激昂，還是邊塞詩派的粗狂豪邁，亦或是豪放詩派的剛柔並濟，均是詩人在面臨報國無門時，依然懷著崇高的政治熱情，願意投身於國家建設的過程中，表達了強烈的愛國思想情感，這種愁緒氤氳在詩歌中，形成了獨特的社會背景。

創作風格比較：粗狂的語言風格中，懷揣著濃郁的悲劇色彩

魏晉時期的建安詩派雖遭遇了坎坷的政治路程，他們的詩歌中常懷著人生苦短的哀嘆、求仙求藥的苦悶，形成了一種悲涼的藝術氣息，成為建安詩歌的另一個主題。當時社會動亂，生靈塗炭，人的壽命多短暫，如曹丕享年40歲，曹植享年41歲，王粲、陳琳等皆死於疫病，面臨如此人生變革，詩歌的題材也多轉向自然的興衰、生命的脆弱和命運的難卜，如阮瑀在《七哀詩》中寫道：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嘉餚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詩中的“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正是體現了詩人對人生的態度是略顯消極，作者生怕此生恍然渡過，錯過一生建功立業的機會，所以養成了一種“及時行樂，活在當下，極盡瀟灑”的生活理念。建安詩派的文人怕時光的流逝，故在其詩歌中多有“悲涼”之稱的曹操，也有“憂生之嗟”的曹植，亦有“感慨深至”的劉楨，他們處在時代與個人的雙重悲劇上，形成了濃郁的苦難觀。而盛唐時期的邊塞詩派，也頗多失意之感，如邊塞詩人王翰貧苦出身，進士及第十分自負狂妄，終日縱酒蓄妓，因此被貶為道州司馬，在他的詩歌中有著及時行樂的狂妄姿態，如《古娥眉怨》中寫道：

宮車晚出向南山，仙衛逶迤去不還。朝晡泣對麒麟樹，樹下蒼苔日漸斑。

人生百年夜將半，對酒長歌莫長嘆。乘知白日不可思，一死一生何足算。

王翰深受盛唐文人追名逐利的思想影響，極其愛慕生活的富足與華麗，“人生百年夜將半，對酒長歌莫長嘆。乘知白日不可思，一死一生何足算”兩句正是體現出作者面對著半百的自己，對酒長嘆略顯悲涼，但卻極其坦蕩的說“生死如何？今日的愉悅不可浪費！”這種豪健的品性和及時行樂的思想也是對建安詩派慨嘆人生悲劇的轉化。特別是到了南宋的豪放詩派，這一“苦中作樂”的思想愈發明顯，如辛棄疾在《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中寫道：

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辛棄疾作為豪放派的集大成者，他的情感世界由個人的苦悶延伸到了民族的憂患，這首詞中飽含了作者對國家淪陷、大仇未報、故鄉難歸的漂泊與孤獨，這種苦悶心緒無法訴說，竟萌生了“求田問舍”的歸隱之心，但卻仍然以“英雄無功”的羞愧放棄了歸隱的念頭，更進一步深化了作者複雜的心態。

建安詩派產生於社會的動亂中，邊塞詩派搖曳在盛唐政壇的坎坷中，豪放派飄搖在國家的衰敗中，在詩人身上集聚了個人的不順和時代的劫難，這無疑加深了個體的悲劇性，使其作品風格多了一份歷史的厚重感。

創作思想比較：苦悶的怨憤中，卻洋溢著樂觀自信的個性

魏晉時期的建安詩派雖遭遇了坎坷的政治路程，他們的詩歌中時常有慨嘆歲月短促、功名未立，卻仍懷著崇高的理想努力追求，而且在作品中寄託了突破天命限制的渴望，和有生之年追求更高人生價值的需求，這種遭逢坎坷卻不怯懦、不屈服，依然樂觀向上的人生觀是建安詩派的重要特色，曹操的《短歌行》就是這方面的典型：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曹操是建安文壇的領袖，他以自己的優秀作品開創了風氣之先，在曹操的詩歌作品中常見對時勢艱難的感慨，卻又窺得他對雄心壯志的躊躇，《短歌行》中既蘊含了作者對統一天下道路曲折的憂愁與苦悶，卻用“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態度彰顯了樂觀積極地心態，寄寓了作者對未來前途光明的樂觀自信。這種創作思想發展到盛唐，詩人們依舊繼承了這種曠達樂觀的心境，以高適為代表的邊塞詩人，將追求功名的高昂意氣與直面現實的悲慨相結合，流露出豪放不羈、自負狂妄的品性，如《別董大》中，高適寫道：

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高適的邊塞詩多寫於薊北之行和入河西幕府期間，詩人根據自身真實的生活體驗，記錄了邊塞的風景，以一種壯闊的意境勾勒出艱苦的邊塞生活，這首詩中，高適依然點出了邊塞的“滾滾黃沙”和“紛紛白雪”，但詩人並未畏懼眼前的艱辛，而是以一種高昂的人生態度說“天下誰人不識君？”彰顯了一種非凡的自信。

詩歌發展至北宋，以蘇軾、辛棄疾為代表的詞作家比較完整的展示了積極入仕的理想轉而到壓抑苦悶的坎坷，再到超俗脫凡的心路歷程，如蘇軾“以詩入詞”正是把詞貶為“緣事而發、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體，將人生境遇透過情感抒發出來，既凸顯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又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頗具有豪放派風範，如《定風波》中寫道：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作此詩時正是因為烏臺詩案遭貶時，在經歷了命運變革後，蘇軾更無懼風雨，雖深切感到人生如夢恍然而過，但卻沒有喪失對人生的樂觀態度，而是保持著樂觀超然的人生態度，對這世間的坎坷說一句“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豪放派依然是繼承了建安詩派的創作思想，在面臨挫折的時候善於與坎坷的命運和解。

無論是建安詩派，還是邊塞詩派，豪放派，他們均在遭遇世事坎坷的時候，不會被世俗所困，而是選擇一種樂觀的心態去排解苦悶，呈現出“縱使坎坷虐我千百遍，始終堅持初心為理想”的本質，這種曠達自信的本質是這三大詩派亙古不變的精神核心。

結語

中國文學史上歷來以學派來彰顯時代特色，凸顯文學發展的氛圍。然而，總結細分之後，我們也能看出不同朝代的詩派呈現出相互借鑑、互相繼承的特點，魏晉時期的建安詩派、盛唐時期的邊塞詩派和宋朝的豪放詩派在創作背景方面均遭遇了仕途的不順，其詩歌作品蘊含有“發憤而著”的共性；在創作風格中，由於詩人遭遇了個人苦難和時代苦難，其詩歌特徵具有一定的悲劇性；此外，在創作思想上，他們均堅守著樂觀曠達自信的品格，指引他們突破人生短促的思考，而洋溢著一種活在當下的積極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