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她信任司馬光，讓司馬光主持朝政，將王安石變法全部廢除。

一是變法觸動了司馬光等老臣的蛋糕。北宋中期，官僚集團臃腫而龐大，在這個體系中，官員人數眾多，享受國家很好的俸祿優待，有錢拿還不用辦事，文武百官的生活可謂是相當幸福的。司馬光就是其中的一員，加之司馬光的封建思想很濃，主觀是不可能接受新思想和新思維。王安石變法很大程度傷害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老臣的個人利益，司馬光必須會反對變法。

二是變法一定程度違背財富流通規律。其變法本為惠民,但不管是對其讚賞的人還是反對的人都承認,其變法並沒有給民眾帶來實惠,反而使很多小民破產流亡。地方政府要平抑物價、抑制私商,官員就用更壞的官商代替私商,市場、貨源價格被政府高度壟斷。百姓被盤剝更嚴重。變法雖然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但卻是以民窮為基礎的,使鄉野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三是變法用人機制使司馬光等老臣受到了排擠。王安石啟用了很多新人，而這些“新秀”大部分是些投機人士，對王安石和“新法”極盡阿諛之語。如呂惠卿本來是到京城述職的，他對王安石的新法頗為贊成，於是王安石便破格擢升了他，從一個小小的七品官一躍成為主管三司的“計相”。此後他又以火箭般的速度提拔了一批所謂的官場“新秀”，如章惇、蔡確、曾布、蔡京等人。而正是這些人挑起了後來的新舊黨爭，排擠了大批的賢臣，致使北宋在內耗中衰微，最終釀成了“靖康之禍”這一悲劇。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實質是主張變法的新黨與反對變法的舊黨之間的鬥爭。

變法與保守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觀點而努力，並不是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去革別人的命。變革者成功了就會成為新的保守派來維護自己的利益。總的來說保守比政變溫柔，國泰民安優悅於亂世動盪。我喜歡保守太平過度，不支援政變內亂殘殺 。維護政府的利益，人民也能安康樂業。反叛派始終不會為人民服務。

並非如此，不要忽略的一個核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皇室紛爭都是圍繞自己利益出發的，而王安石變法恰恰觸動了北宋高太后，王安石變法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

他垂簾聽政不像慈禧是為了實權，而是真心實意的想輔助皇帝，他維護的是皇室的利益並非自己的利益。他不允許家族干涉朝政就可以看出一條就是大公無私的人，恰恰因為她是這樣的人，從這個利益點出發，去維護皇權，所以被譽為“女中堯舜”。

那時候積貧積弱，變法的呼聲很高，但是需要觸動大部分人的利益，北宋高太后因為自己的侷限性，看到這樣會威脅到皇權，萬一實行就會遭到大量有實力人的反對，大量裁員會引發皇朝動盪危機，怕當時的皇朝經不起折騰。

還有就是相對來說，她又比較保守，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北宋高太后恰恰就是保守派的一員猛將，其心不壞，就是立場不同，所以遭到保守派的反對，保守派的勢力比皇帝一派強大，實施艱難，後來就以失敗告終了。

封建社會的侷限性也是失敗的一個原因。

在研究北宋歷史時，三位太后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神宗朝熙寧年間，太皇太后曹氏和皇太后高氏是反變法陣營中的重要力量。她們憑藉自身祖母和母親的角色對神宗施以壓力，以達到阻撓新法的目的。哲宗朝元佑年間，高氏垂簾，又盡罷新法，驅逐新黨。徽宗即位後，向太后垂簾，因為韓大錘不在，向萌萌也沒有支援新法。

大家說的不錯，變法確實是不符合太后的利益，但是問題在於太后的根本利益究竟是什麼

是孃家的利益麼？這就有些淺薄了。曹家，高家是武勳世家，向家是沒落文官家族。固然是大地主階級，但是在出了皇后之後，便轉入了外戚。地主階級的利益來自於土地，佃戶等註定要被王荊公革了命的生產資料。而外戚，除此之外打通了天地線，他們有皇權這個最大的生產資料。

在變法面前，大地主階層一概平等，但是有些外戚更加平等。變法固然是傷害外戚家族的利益，但是外戚可以利用皇權尋租更多的利益，沒必要一棵樹上吊死，當人有了退路之後，就不會那麼決絕。

對於太后來說，她們將自身角色定位在家族角色之上，把趙氏之安作為自身責任。曹太后，高太后固然是曹家的女兒，高家的女兒，但是他們更重要的身份是趙家的媳婦，趙家皇帝的母親，奶奶。

司馬光說“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慼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

道理說的很明白，外戚已經脫離了士大夫的行列，也不同與一般的勳貴，老趙家還在一天，就有外戚一天的飯吃，沒必然赤膊下場參與新舊黨爭。

宋代太后沒有像唐代后妃那樣真正威脅到皇權的統治，而是成為了皇權有力的補充形式出現。作為太后，她們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在先帝去世、新皇登基之時確保皇位平穩過渡，另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起到規勸皇帝、輔佐朝政的作用。

與年輕的皇帝相比，生活於深宮中的太后的政治理念具有更強的保守色彩: 她們推崇並謹遵祖宗家法，力圖以守祖宗法來“興太平”，因此表現出了極為保守的政治態度—對內她們追求穩定“安靜”，對外則不可“生事”。身處深宮之中的太后們顯然並沒有神宗那樣開拓功業的決心在她們心目中，王安石變法是“亂天下”的，是威脅到趙宋的統治的不穩定因素。作為太后她們會很自然的在新舊黨爭中站到新法的對立面，從而達到她們心中輔佑朝政、“為宗社慮”的目的。

而反對王安石變法就是太后行使規勸皇帝、擁佑朝政的職責的重要一步。能有什麼東西比神宗更重要，能讓太后越過神宗反對變法呢?那就是趙宋王朝的統治。

說到底，還是維穩壓倒一切

這種情況在生活中很常見，某部門處於換屆狀態，老領導臨時代理一下，註定要把權力交給新領導。這個時候的當權者不再會去嘗試改變，甚至不會再去發展。反正變法成功了也不是自己的功勞，變法失敗了則註定要背鍋，那麼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北宋的太后們也類似於這個維持會長的代理皇帝角色，她們是註定要把權力交給新皇帝的，而她們也知道自己的職責僅僅是維持過渡階段的穩定，那麼一切可能打破現狀的情況都是她們所討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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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說一下，關於這個事情，學界也有不同的想法，鄧廣銘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中提到兩宮太后反對變法的原因在於王安石在進行之初對於皇親國戚所享受的某些特權頗有裁損，而太后正是這班人物的代表。

漆俠的《王安石變法》中提到高太后反對變法的原因是高太后出生於大官僚家庭，她具有這樣一種本能:不滿於宋神宗的支援變法，更不滿於王安石的堅決變法。在變法鬥爭的第二個階段中，宮廷內掀起的反變法的浪潮就是在太后的縱容、支援和推動下形成。

張邦煒的《北宋皇親與政治》一書中提到垂簾太后大多在政治上趨向保守，這種傾向在北宋時期表現得尤其明顯，他認為宋代垂簾太后之所以保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時的政治大氣候即死守祖宗家法是整個宋代統治集團的主要政治傾向。這種說法不同於學界普遍認同的太后反變法原因是新法觸犯外戚利益的案臼。

1.變法要有適合變法的土壤與組織體系，並不是丞相在皇帝支援下，下幾道詔書就能變法成功。

2.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是王安石的名言，用來表達其堅持變法的決心。

3.宋朝是可以說是中國最民主、寬容的一個王朝，士大夫的日子最好過，宋以後，大臣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地位越來越低。

4.宋朝之所以這麼民主，寬容，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祖宗之法，王安石喊出來祖宗不足法，其用意可能是為了表明變法的斷扼之心，但是客觀上產生了動搖祖宗之法的效果，這句口號，可以用另一句話代替:打倒一切。

5.當時反對變法的人眾多，很多人並不是真的反對變法，而是反對這種打倒一切的變法，富弼曾堅決支援范仲淹的慶曆新政，但是卻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就是因為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知道打倒一切的變法不會成功，這樣的變法到了基層一定會走樣，因為變法是一個系統工程，牽一髮而動全身，你現在藉著變法打倒一切，最終會有人借你的變法再來打倒你。

6.在中國歷史上，凡是成功的變法，一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存量的基礎上，對增量加以影響，同時調動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支援變法，王安石恰恰相反，誰反對變法，哪怕是對變法提一點意見，都被其堅決打擊，這不是一個成熟政治家的做法。

7.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就是鄧大人採取了循序漸進的方式，小步勤挪，不少走路。

以上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