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不排斥，而且官宦都願意和商人交往，官商勾結。商人重利輕別離，無奸不商，見利忘義，其實都是對商人的誤解，商有商道，真正的商人，還是應以誠信為本，才能做大做強。

一，古代生產力不發達（糧食產量少）。商業若是發達意味著有限的糧食會流向價格高的地方，價格低的地方吃飯便成了問題。而糧食又與社會穩定相掛鉤，幾乎可以確定地講，吃有了問題，國家安全也就有了問題。再加上交通不發達（糧食很難流通）的原因，於是為了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更多的事情上，他們（統治者）乾脆限制商業的發展。

二，可以防止割據。古代由於資訊溝通不發達，人們有時候除了一廂情願地相信別無他法，這種高度的相信實際上導致了地方高度自治。商業若是發展起來，會像水往低處流一樣，無聲無息而又極容易積少成多，這樣就會慢慢走向壟斷併產生利益集團，從而威脅到那一家一姓的統治。三，可以保證民風純樸。發展商業是需要大量技巧的，這些技巧有時候會與傳統的倫理道德相違背。在古代，一旦人心“不古”，政權便岌岌可危（在以前的統治中，人心佔有較大的比例，不像現在）。

在這裡，有人可能會提到某某名人的態度（認為應該重農抑商）會影響統治的方式。的確是這樣，不過我們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正是由於上述根本性原因，才使得某名人有重農抑商的想法，統治階級提到某文化名人的語錄不過是為自己尋找根據（合法性）罷了。

古時候人們交易的方式是原始的以物易物，那種方式簡單直接，在交易中沒有利潤體現，交易者只要雙方同意，就沒有什麼紛爭和矛盾。隨著社會發展和變化，交易又有了金錢這種中介和從事專業的商人。商人雖然不是直接勞動者，但也要生活，從中間謀取部分利潤。在商品社會中，由於供求之間的條件，一些商人會謀取暴利，甚至出現欺詐行為。這些現象勢必引起生產者的不滿。所以在古代人們是厭惡商人的。看法如此，是否正確，希指正！

商人重利輕義，與主流的精英信奉的風骨與節操格格不入。文人講究骨氣精神，輕視物質需求，與商人的利益至上相違，所以排斥商人便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排斥商人，從深層次講是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決定的。

中國古代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從春秋戰國開始就有了“獎耕站”，“抑商賈”的經濟政策。到秦漢時間更是有了“重農抑商”“崇本抑末”說法。到了明清時期則有了“閉關鎖國”“海禁”的政策。

所以上層統治者不提倡的商業，屬於末業，排斥商人也不足為怪。

其二，從中國的地理形式也抑制了商業的發展。

中國東面臨海，北方有戈壁，西北是高原，這種封閉的地理位置不利於外界交流和商業流通，所以商業發展不起來，自然商人地位也上不去。

其三就是商人本身在以農為本的社會中是投機取巧的，很多人以從商為恥。

古代很多民族排斥商人的根本原因是文化基因使然，商人重利。而重利就與傳統的儒家思想相沖突，所以朝廷就制定了一些政策來抑制商人。比如官員的子女不能和商人通婚，商人不能穿戴綾羅綢緞編制的衣服等。用這些政策來打壓商人的地位，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不能把商人作為人民崇尚的物件。所以在古時候商人的地位最低，這個不是很多民族排斥，而是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在很長的一段歷史都是這樣的。

古代人排斥商人，重農輕商，以我們現在的觀點，是不對的。其實，站在古人的角度，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對古人而言，最重要的是糧食，民以食為天嘛。只有糧食充足了，人民才能安居樂業，國家才能穩定。如果農業減產，糧食欠收，人民出現饑荒，國家就要動亂了。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多與饑荒有關。而商人不種地，以倒賣貨物漁利，對國家穩定沒有益處，反而減少了種地的勞動力。所以不受歡迎。

現代社會則不同。現在我們處於工業文明社會，工業品需要流通，商人是很重要的。儘管如此，我們國家依然很重視農業。我國有一個18億畝耕地紅線，就是說，不論怎麼開發，我國農業耕地不能少於18億畝。這是糧食安全的需要。

感謝和大家分享。

首先，題目的說法需要糾正一下。中國古代並不“排斥商人”，準確的說法是“重農抑商”，是要節制資本、節制消費。

01滿清以前，中國經濟雄居世界之巔上千年

有人認為，中國古代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有人認為，中國古代處於以物易物的階段；

更有人認為，中國古代節制商人，是文化中的糟粕；

……

花樣百出，也無言以對，只能讓歷史現實來啪啪打這些人的臉，竟然將中國經濟曾雄居世界之巔上千年的事實，置之不理而妄言一二。

戰國時代銅質貨幣

據資料可考證，中國經過了上萬年的農業時代，但是早已脫離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以物易物的階段。在中國古代，銅製貨幣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已經開始使用，到了戰國時代已經大量普及、流通使用，根據其不同的形制，大致可以分為布幣、刀幣、圓錢、銅貝幾類。秦統一六國後，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統一年軌，幾乎實現全民參與以後的政治經濟生態發展。銅幣的使用一直持續到清代。

西歐“中世紀”莊園佈局 圖

反觀西方長達一千多年的“中世紀”，以莊園為單位，沒有賤金屬貨幣的大量或自由流通，更不用談市場經濟，因為莊園內部已經形成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貴金屬，也僅僅存在於貴族之間的交換。

中國古代自秦漢以來，一直是集約化的農業時代（精耕農業，春秋戰國時期《呂氏春秋》等資料有完備的從理論到實踐的指導，至今仍在發揮重要的作用），擁有依託全國聯通道路的商品集散網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史料記載，漢代小農之家的收入，有三分之二來源於市場交換。

如果用物質經濟、生產力水平來評價一個社會的進步程度，漢朝佔全球財富26%，唐朝鼎盛時期佔全球財富58%以上，整個宋朝佔世界財富的60%以上，元朝，明朝佔世界GDP的50%左右。

02為什麼現代人，會對中國古代經濟有這些誤解

千年來，世界是中國的。滿清之後，中華文化被篡改、被摒棄，至今荼毒猶存。

中華文化之核心被我們誤解，西方普世價值觀盛行。

西歐“文藝復興”時期 圖

歷史上的“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西方文明優越論”等等，曾經為殖民戰爭、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提供了理論上的合理性。

西方“中心論”的主流敘述興起於18世紀，後來由嚴復以“天演論”傳入中國。西方“中心論”，其核心觀點就是以物質技術、經濟基礎和社會生產力作為評價社會發展的唯一標準。其邏輯大致是：物質經濟水平越發達，文化就越先進，社會就越進步；物質經濟水平越落後，文化就越糟粕，社會就越專制。

中國古代發達的市場經濟，孕育了人類發展史上絕大部分重要科技成就，中國的偉大發明絕非四大！我們應當自知，而後才能自信。

中華文化不落後、不劣根、不封建，中華文化的核心是道。中國古人素來有“以學治天下”之高度，陰陽之辯，中華學術一以貫之。

“文化自信”，就是要打破盲目膜拜以西方“普世價值”的現狀，找回中華文化之魂。

03節制資本，是古人對自然、社會、人性的深刻認識3.1有限自然資源和無限人類慾望之間的矛盾，需要節制

中華文化之核心，源自天地。中國古人，深刻認識到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慾望是無限的，之間的矛盾，需要透過節制來達到平衡。

古人強調要“取之有時，用之有度”，這裡的節制，不僅僅是對資本的節制，而是全民的約束。只有讓人與自然實現動態的均衡，才是人類可持續發展之路。

3.2資本更容易實現兼併或壟斷，從而導致社會的整體失衡

“抑商重農”是中國持續數千年的基本國策，兩千多年《管子》提出四民分業（士農工商）定居制度，強調“節制資本”、“節制消費”。節制不是要消滅，反而政府需要保障商人手中有足夠的資本。

管仲 像

古人認為，市場具有自我組織的功能，但是不能自我實現平衡。因為，市場具有自我強化的趨勢。如果讓資本自由進出，則商人更容易壟斷經濟，進而行業兼併，進而商品與價格失衡，進而依附權力尋租，進而導致社會結構的整體失衡。

今人“重商輕農”，資本幾乎無處不在，資本是為了尋租和資本本身，最後買單的就是苦逼的老百姓。全中國的房價，資本就是主要的幕後推手！

3.3中國古典經濟學以均平為目標，是中華文化之核心的現實應用

中國古典經濟學——《管子》輕重之術，是黃老學說的又一代表作。輕重之術，是陰陽之辨，目標是均平。區別於西方經濟學，以一味的追求經濟增長為目標，而忽視自然資源有限性的現實。

節制，是要百姓均平，是要讓富起來的老百姓不致驕橫，貧下去的老百姓不至於潦倒。

在中國古代歷史中，社會各階層受重視程度的排序是“士、農、工、商”，商人排在最後，地位最低，最受歧視。其深層次原因：

其一，在中國古代一直信奉著“學而優則仕”的理念和傳統，讀書人最受敬重，社會地位最高，讀了書做什麼？參加科舉取士。中國古代還信奉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理念，對於讀書做官趨之若鶩。

其二，中國古代長期以來是一個農業國家，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是以務農為本，面朝黃土背朝天，統治階級髙度重視農業生產，國家的稅收也主要來源於農業。在中國的古代工業製造業非常薄弱，還未出現較大規模的工場，僅停留在小規模的手工業作坊，但即便如此手工業者也是憑手藝、技能吃飯，也比商人的地位要高。

其三，在中國漫長的古代歷史中，由於受道路交通條件、運輸工具薄弱等侷限，老百姓過得更多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商品流通極不發達，基本上沒有商品經濟的概念，統治階級長期奉行“重農抑商”的治國方略。

其四，從古至今，商人從骨子裡就帶出來的“商人無利不起早”、“唯利是圖”、“在商言商”等毛病，都令其他社會階層所看不起，尤其是一些渾身充斥著銅臭味、見錢眼開的不法奸商更是令廣大老百姓所不齒。

因此，在中國古代，商人的社會地位最低，最令人看不起。

這個提法不正確，排次商人是中國古代特有的屬性，幾乎歷朝歷代都對商人限制和歧視，而在世界範圍內幾乎找不到其歧視商人的怪現象。在唐代，胡商就出現在長安，絲綢之路長長的商隊大都是胡人；歐洲的商業可以追索道古希臘時期，儘管中世紀開始一定程度限制了商業的發展，但到了十一世紀，義大利威尼斯又誕生了商業文明，在東方，印度商人和阿拉伯商人經商有名，根本看不到對商人歧視的現象。

為什麼只有中國古代存在歧視商人的現象？經過分析原因有三點：

一中國自秦統一以來，秦所實行的法家政策，秦所要依靠的是農民，農夫被限制在土地上見聞有限，便於教化和馴服，不想像商人四處流動，成為流民。另外商鞅把 商人看成強人，他們手裡的財富很容易轉化為兵馬，易產生動亂，所以在掌握政權的秦始皇，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不喜歡商人。到了漢朝漢武帝要征服匈奴，商人成了他的聚寶盆，儘管漢朝是道家為國教，到了漢武帝時，獨尊儒術，但他的中央集權的體制使得他不可能喜歡商人。中國歷史上，對上商人寬容的是唐朝和宋朝 元人本來就有經商的傳統，只是他們的經商只限於買賣，不注重商品的生產。歷史進入了明清，國家的集權有所加強 ，為了醜化商人，把商人說成是見利忘義的小人，而使得歧視商人有了理論依據。

二商人信奉的是利，這和儒家所宣稱的忠義是跟格格不入的，因此在很長的時期，商人被主流意識所排斥，登不了大雅之堂。

三在集權時期，朝廷也想壟斷經營，而商人是與他們爭利的，因此商人不討統治者喜歡，即使在相對寬鬆的唐朝，朝廷實行鹽鐵專賣，那“見利忘義”的鹽梟一直是朝廷的心腹大患。反之小民不怎麼討厭商人，因為傷人使得他們的生活更美好，商人的競爭使得價格更低。

中國以外的民族為什麼不歧視商人？因為在古代，任何其他的民族沒有達到像中國一樣的極度集權，因此其他民族商人相對自由，而且有很高的地位，不受歧視，反而有很高的地位。中國古代存在對商人的歧視，完全寺是統治者造成的，在中國古代，統治者的喜好和厭惡決定著社會意識的方向，他人是改變不了的。

中國古代有士農工商的職業排序，商人職業地位最低，此外，中國還有無奸不商的說法，可見，古代社會對商人商業是有很大歧視的。儘管商人可以積累鉅額的社會財富，但是商人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低下。現在有錢可以買豪車住豪宅，開私人飛機，但古代社會等級無處不在，穿衣有等級，坐轎也有等級，商人有錢也不能瞎顯擺。

不唯中國如此，歐洲社會也是如此。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誕生之初，貴族階層瞧不起新興的市民階層，法國大革命期間，社會劃分為三個等級，教士、貴族、市民等級，其中市民等級地位最為低下，需要繳納各種稅負，卻沒有任何政治權利，市民階層主要是新興的工商業階層，他們在經濟上崛起之後也希望掌握相應的政治權力，這正是資產階級革命爆發的原因。

商人和商業地位低下與古代社會的經濟狀況密切相關。古代社會是自然經濟，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社會分工簡單，不需要大規模的社會交換，只有食鹽、鐵器、奢侈品等需要從外界獲得，因而商業對社會得作用不大，商人的地位也無足輕重。除了少數商業民族，重本抑末，重農抑商幾乎是所有統治者的國策。

再有，古代社會分裂割據十分嚴重，商業往往和掠奪聯絡在一起，商貿往來不暢，商業意味著極大的風險和極高的利潤，因而也容易招來統治者對財富的嫉恨。

還有商業帶來的財富往往會使人民脫離所謂的本業，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也容易招致統治者的排斥和打壓。

古代把普通百姓分為士農工商四個層次。士為讀書人，農為農民，工為手工業從事者，商即為商人。商人排在末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封建王朝維護政權的需要。

我國古代有一項政策叫重農抑商。為什麼封建社會要抑制商業？

一：穩定農業生產。古代君王重視農業，原因是農業生產者安分守己地種田，就不會輕易破產，就能夠穩定農業生產基礎，就不會去做危害統治者政權的事情，另外，種田需要繳稅，這讓國家財政有了穩定的收入。

二：強化戶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動。在統治者看來，從事商業的人走南闖北，流動性很高，這不利於人口的管理，進一步說，不利於社會的穩定。一旦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多了，那相應的，從事農業的人就減少了，由此糧食減產，國家餘糧不足，財政收入縮水。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寫：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樑買茶去。這印證了商人行蹤的不穩定性。

古代統治者抑制商人的辦法有：繳納繁重的賦稅，限制商人及其後代從政，限制商人的日常生活。

商人透過貿易活動可以積攢起很多的財富，但是，古代統治者為了抑制商業，扶持農業，會對商人收取過重的賦稅，這個在商鞅變法提出的政策有說明。在古代能夠實現階級跨越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做官，許多底層人民透過十年寒窗苦讀成功地上升至上層社會。對於商人不能從政這一個規定，就是要阻斷商人社會地位上升的可能，讓商人不被社會高度認可，並且其子孫也要受到牽連，這是個很殘酷的做法了。另外，商人在出行工具上，穿著打扮上以及住宅上都有歧視性的規定。

一句話總結：古代統治者們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才會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排斥商人。

士農工商，商被排到了最後，是因為這些都是行業，古人定義行業，是修行業障。也就是在古人認為我們做任何一個行業都是來修行自己的心的，而從商會長仰我們貪心，所以對修心不利，如果我們從商是為了利益大眾也是很好的，但是一般人在私心上很難做到

中國古代文明是農耕文明的巔峰，農業是國家的根本，士人則是統治階層，重農抑商則是維持穩定的需要，因為商人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特點不符合統治階層的需要：

一、商人好利而忘義

古代統一階層向來標榜以仁義治天下，而商人則追求利潤最大化，經常將仁義放在一邊，尤其國家有難時，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甚至資通外敵，置國家與民族利益於不顧，自然為統治階層所不喜。

二、商人縱慾而不守禮

俗話說，飽暖思淫慾，商人逐利而生，尤其是鉅商大賈，積累了雄厚的資金後，縱情享樂，聲色犬馬，與國家推行的仁義禮智信不相符合，尤其是資本雄厚後，可能進一步提出的政治要求，甚至出現紅頂商人禍亂國家，更不為統治階層所接受。

三、商人好動而不好靜

商人逐利而生，東倒西販，不符合農業社會戶籍管理，不事生產，任意流動，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性，安於現狀者好管理，東奔西串著多流民。這些人對土地的依賴性小，使管理難度增大，自然為地方官府所不喜。

四、商人求新而不守舊

為了利益最大化，商人自然願意不斷求新求變，而統治階層又希望老百姓能夠安貧樂道，因循守舊好管理，自然將商人所追求的譽為奇淫巧技而加以否定

商人的諸多特點都不符合統治階層的需求，自然被統治階層所不喜，只因商人確實會危及統治階層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