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積弱非是真弱，兩宋經濟高度發達，文人待遇優渥，唯有武人，備受欺壓。

縱橫西北的一代名將狄青，最後鬱鬱而終，終宋一代，都只認為只有科舉中榜，東華門唱名的才是真正的男兒，所以說崇文抑武的國策是兩宋積弱之源，而非國力真弱，否則宋太祖為啥指哪打哪，百戰百勝呢？

宋朝兵制和指揮的各種弊病和缺陷，這並不意味著宋軍就一無所長。在消極防禦的戰略影響之下，宋軍比較擅長守城戰，這也不能不說是一個戰術上的優點。此外，南宋時擅長水戰，這對抗擊金軍和蒙古軍，也起了頗大的作用。

與北宋軍對抗的遼軍和西夏軍不善攻城，他們除了能擊破一些兵力少，守備弱的小城寨外，對守備較強的城市，往往是無能為力的。楊延昭守威虜軍，雖“城小無備”，因為用心防禦，也終於使遼軍潰退(《宋史》卷272《楊延昭傳》)。時人稱楊延昭守衛的威虜軍為“鐵遂城”，魏能守衛的靜戎軍為“銅梁門”(《皇朝類苑》卷56)。

北宋分兵守城的戰略固然是消極的，但在不少場合下也使遼軍和西夏軍無法長驅深入，只能實行沿邊抄掠。澶淵之盟前夕，遼軍在不能奪據多數城市的情況下，懸軍南下，也是冒著歸路被截，腹背受敵的巨大風險，故最後不得不簽訂和約。

金軍不同於遼軍和西夏軍，能舉行猛烈的攻城戰。“金人野戰，長於用騎”；“金人攻城，長於用炮”(《歷代名臣奏議》卷334章誼奏)。金軍的攻城器械包括火梯、雲梯、對樓、偏橋、鵝車、洞屋等等，但最厲害的還是石炮。第二次攻擊開封時，“城下列炮座二百餘所”，“飛石如雨擊”，“又用火炮燔樓櫓”(《會編》卷66，卷68)。

可知在遼金戰爭中，金軍已學會了使用火藥兵器。到南宋中期，金朝的火藥兵器也有發展，如宋寧宗時攻打蘄州，還使用鐵火炮，“每一炮繼以-—鐵火炮，其聲人如霹靂”(《辛巳泣蘄錄》)。

南、北宋之交，即使在兵敗如山倒的形勢下，宋朝仍然出現了堅守城市的戰例。北宋末王稟指揮太原守衛戰，堅持了二百五十多天，金帥粘罕的西路大軍使用各種攻城器械，施展各種攻城戰術，“悉為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會編》卷53)，只是在糧盡援絕的情勢下，才最後陷落。

太原府的守衛者，牽制住粘罕大軍，使之長期不能南下，與東路的斡離不大軍會師，延緩了北宋的滅亡。南宋初，趙立領導的淮東楚州保衛戰，李彥仙領導的陝西陝州保衛戰，都是頑強而壯烈的守城戰，使金軍蒙受重大傷亡。

宋軍的戰術特長，在與蒙古軍作戰時，表現得尤為明顯。蒙古軍也很能攻城，”專恃炮為長技，以數百人拽一炮，中樓櫓立碎”(《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41《神道碑·杜尚書》)。但是，如杜杲守安豐軍和守廬州，王堅和張珏守合州，向士璧守潭州，印應飛守鄂州等等戰役，卻都使蒙古軍遭到挫敗。

宋軍存在種種弱點和缺陷，卻仍使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軍，遭受出師以來最頑強的抵抗，甚至連元憲宗蒙哥汗也死於合州城下。郝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討論“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的問題(《元史》卷157《郝經傳》)。由於元憲宗大舉猛攻的失敗，使元朝一度喪失了吞滅南宋的信心。

宋將劉整降元，提出滅宋計劃時，“廷議沮之”，經他再三勸說，元世祖才對他說：“朕意決矣!”。(《元史》卷161《劉整傳》)

南宋依仗水軍抗金的戰例，在前面介紹南宋水軍時已作交待。南宋所以能長期對抗蒙古，一是善於守城，二是長於水戰。劉整說，蒙古的“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元史》卷161《劉整傳》)。

在野戰中，宋軍完全不足以與蒙古的“精兵突騎”較量，而在守城戰和水戰中，卻完全可以較量，甚至獲勝。元滅南宋的關鍵決策人物不是伯顏，而正是降將劉整，劉整使元朝完成了重大的戰略轉變。第一，將主攻方向由四川轉移到襄陽和樊城，並且避免強攻，施行長圍久困；第二，編練了強大的水軍。

這兩項轉變產生了成效。元滅南宋的五次重大戰役，即破襄樊之戰，破夏貴大軍的陽邏堡之戰，破賈似道大軍的丁家洲之戰，破張世傑海軍的焦山之戰，崖山之戰，或是水陸協同作戰，或是單純的水戰。可見元朝不是採取相應的對策，制服宋軍的戰術特長，是無法取勝的；而偏安東南，支撐一百五十年的南宋，也終因元朝轉變戰略而亡國

所以兩宋並非真的是積弱，在某些方面來說實際上還是比較強的。

說到北宋，就得提到北周，其實北周的世宗皇帝柴榮，把被北周治理的很強大！

柴榮922～959年，是後周太祖的妻子柴氏的內侄，由於郭威在軍權太重，引起後漢皇帝劉承佑的猜忌，所以他殺死了郭威的所有子女。公元954年，周太祖的侄子柴榮繼位，年號顯慶史稱周世宗！

後周建立後，世宗重用“義社十兄弟”趙匡胤，石守信，張永德等人！顯慶五年，北漢皇帝劉縶聯合契丹，聯合進攻後周，世宗親自御駕親征，由於契丹軍隊兵精將廣，所以北周的兩員大將何徽、樊愛能和七十多名軍官向契丹投降，幸虧禁軍指揮使趙匡胤和張永德率軍拼死衝殺，終於反敗為勝，取得了高平大捷。這一仗，北漢損失極大，從此再也無力進攻後周，契丹軍隊再也不敢輕易南下進攻後周！

顯慶六年七月，五代第一雄主柴榮病逝，次年正月。禁軍最後統帥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政變，黃袍加身，改國號為大宋，史稱宋太祖，由於世宗留下了二十餘萬精銳禁軍，所以宋太祖和弟弟太宗趙光義在位的20餘年，先後消滅當時的割據政權南平、後蜀、割據湖南的武寧軍節度使、南漢、南唐、吳越、北漢。基本上統一了北方、中原、川蜀和南方地區！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北宋剛剛統一北漢，還沒有休整，便倉促進攻幽燕地區，想奪回後晉皇帝石敬瑭割給契丹的幽雲十六州，因為士卒連續數月征戰，疲勞不堪，導致了北伐的失敗。

戰爭失敗後，太宗皇帝和大臣們沒有好好總結失敗經驗，又倉促調集了二十餘萬步、騎兵，再次進攻幽雲地區，由於東路統帥、名將曹彬剛剛調任新職，有點將不知兵，加上太宗皇帝在後方瞎指揮，擔心宋軍戰略失誤，三路大軍分進合擊的計劃徹底失敗！

宋太宗兩次北伐失敗後，在周世宗和宋太祖時期辛苦訓練的二十餘萬精銳禁軍損失殆盡，從此北宋再也無力北伐，只能採取守勢。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04年）北宋在澶淵之戰打敗遼國，，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從此宋遼進入了長達100多年的和平時期！

實際上，北宋經濟很好，文化昌盛，只是由於太宗祖皇帝黃袍加身，很害怕和提防手下的武將，不久搞了杯酒釋兵權，奪了武將的兵權，以後，逐漸的重文輕武，用文官壓制武將。從此武將一沒兵權，二沒地位，打敗仗受罰，打勝仗被朝廷和皇帝猜忌打壓，從此武將再也沒有了唐朝武將的那種積極性。導致宋軍戰鬥力不斷下降，最後終於釀成了北宋末年的靖康之恥、和南宋末年的崖山之戰！

首先問這個問題的都是想當然的人，基本就是不看史書的人，是靠營銷號來了解這些知識的。那些個說倆宋積弱的人都是想當然的，都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的。自從宋太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後，以武力削平五代十國以來的亂世。可不是靠嘴炮吹來的。自唐末五代十國天下動盪，諸侯爭霸以來。中原王朝的基本地盤，不斷的遭受吞噬。幽雲十六州的丟失，使得中原王朝喪失了東北方，北方遊牧文化，漁獵文化的天然緩衝區和戰略要地。隨著隋唐以來關西和河西走廊環境的惡化，秦漢以來的養馬地被隔斷，中原王朝的騎兵來源受到傷害，單靠少量騎兵和大量步兵是不可能把國土守備的密不透風的。宋朝的戰爭勝率不比任何一個古典時代的國家低，反而高於大部分的朝代。只是騎兵的規模受到影響，沒有把戰火大規模的燒到敵對國家的實力。主要是缺少大量的優良戰馬。宋代的重甲步兵作戰能力是古典時代的巔峰。宋代的經濟發達，各種武器裝備十分優良。宋代的國策是重文的，相當於現在的美帝。是文官政治，所以給你們的錯覺是宋代積弱的。再說一個國家，有強盛時期便會有衰弱期。這個是自然的規律。

真正要說打仗，中原王朝從來就沒有對手。

可是內亂的時候，往往就會壞事。

一旦沒有內亂，就沒有對手。

問題在於，那些文人，啥都不懂，只憑自己讀書讀了的那點兵書，真以為自己懂軍事。看看他們做的事，在朝堂上都敢於指揮前方將士如何作戰。

不是被嚇破了膽，就是盲目輕狂。連起碼的戰略和政治頭腦都沒有。他們腦子裡的政治除了勾心鬥角，拉幫結派，就只剩下利益兩個字了。各種對外鬥爭能力幾乎完全沒有。誇誇其談倒是一個頂三。

自己不行，還要抓權，因為害怕軍士，就百般打壓和控制軍事。結果自然可悲。

失敗了，就吹捧人家多麼厲害，不可敵，了不得。以此來掩飾自己的無能。

如果不是這樣，用得著處處防禦嗎？早就打出去了。宋代那樣的財力和人口，遠超唐代。結果戰事上卻是那樣的糟糕。到了明朝也這樣。

也就清代，沒有蠢到排斥武人。與滿清吹捧馬上騎射民族有關係。否則，也難說。

輸就輸在他們頭上。金才兩三萬，蒙古又能如何？就憑那幾匹馬嗎？其實都嚴重誇大了馬匹的作用了。雖然重要，但還不至於那樣。

所以怪就怪那些無知醜陋膽小的文人。否則，誰都別想如何。

北宋那是命好。面對的遼，夏兩個少數民族政權，遼國始終沒有解決好內部不穩的問題，建立有效強大的內部架構，加上後期與宋接壤的南部漢化程度加劇，統治階層耽於享樂，安於宋遼間的歲貢和貿易，腐化快速。而西夏地處偏僻，人口資源均不足以吞下北宋這個龐然大物，只能靠攻勢防禦在自保的前提下，擴大點領土屬民。而南宋的外部環境就惡劣許多，蒙古人的崛起和戰力，不是它能阻擋的。能堅持那麼長時間也算不錯了。

兩宋上承隋唐之盛,下啟明清之榮，處於中國社會的變革時期,經濟實力達到中國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積貧積弱”這四個字，像一付千斤重擔，壓在它的頭上，致使一提起宋代人們立即會聯想到“積貧積弱”四字，並由此誤以為它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朝代。但近20年來，學界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專家學者認為說宋代“積貧”是誤解，“積弱”是以偏概全，宋代其實並不“積貧積弱”。

宋代“積貧積弱”說法的由來

學習中國古代史，宋代是無法繞過的一部分。翻看高中歷史課本，在介紹宋代的歷史時，你會發現“積貧積弱”這四個字總是和它聯絡在一起。而這四個字似乎成了宋代的標籤，提起宋代，人們馬上就會聯想到這四個字。

“積貧積弱”，意思是長期積累的貧困衰弱。對於宋代“積貧積弱”的解釋是，“貧”指國力、財政上面的貧乏困窘；“弱”指在對外競爭，特別是軍事競爭中力量薄弱。“積貧積弱”是今天許多人對宋朝的習慣性評價，究其來源，可追溯至中國現代歷史學家錢穆的《國史大綱》。這一詞最早源於錢穆在《國史大綱》中為兩宋歷史部分所加的標題《貧弱的新中央》，其下細目則為《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用“積貧”“積弱”來描述宋代內政和外交的特點，並作了詳細的論述，其結論是“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錢穆在《國史大綱》第六編兩宋之部第三十一章《貧弱的新中央》中開篇寫道：“在不堪言狀的分裂與墮落之後，中國又重新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來。這個中央，卻以他特殊的姿態出現在歷史上。與秦、漢、隋、唐的統一相隨並來的，是中國之富強，而這一個統一卻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這是宋代統一的特殊姿態。”

對於宋代“積弱”，錢穆認為，宋朝疆域遠不及漢、唐，且先後受遼、西夏、金、蒙古欺負，直至亡國，這能說不弱嗎？宋的“積貧”表現在哪裡？錢穆說：“宋代對外既如此不振，而內部又終年鬧窮，而且愈鬧愈兇，幾於窮得不可支援……宋之疆土民庶遠不及漢唐，而國家稅入遠過之，此其所以愈貧而愈弱矣。”

《國史大綱》是錢穆撰寫的一本通史性論著，1939年6月正式完成，1940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經面市，該書就以其獨特的見解與細緻的考證成為當時各個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在學生與知識分子中間起到了積極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同時也奠定了錢穆史學大家的地位。因此，宋代“積貧”“積弱”的說法隨之流傳開來。

到了1963年，中國著名歷史學家，被譽為馬列主義新史學“五名家”之一的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採納了錢穆的觀點。《中國史綱要》在敘述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時寫道：“宋神宗……將……王安石召入政府，用為參知政事，要倚靠他來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這樣，“積貧積弱”就作為一個完整的詞出現了，並與宋代聯絡在一起。《中國史綱要》是作為高校文科中國通史教材來用的，所以影響很大，不僅為學者所接受，也深深紮根於學生的腦海中，從而使人形成了宋代“積貧積弱”的概念。至此之後，宋代“積貧積弱”的說法基本上成為史學界的權威說法。

然而，近 20 年來，一些學者開始質疑宋代“積貧積弱”的說法，並透過各種方法試圖推翻宋代“積貧積弱”說。如有些學者對宋代財政調節和金融職能進行研究，提出宋代有著較好的財政狀況。有些學者透過對宋代土地和人口的增長以及財政收支狀況的資料分析，證實宋代經濟發展十分可觀，根本無“貧”可言。對於“積弱”這一特點，以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裕民的觀點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則從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等角度來推翻這一說法。

自從錢穆提出宋代“積貧積弱”說以來，人們幾乎都將它看作宋王朝的基本特點，但這並不符合事實。宋代地盤比唐代小，而經濟卻比唐代發達，財政收入也比唐代高。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主要成就在宋代，和以往任何一個朝代相比都不貧，甚至還富一些。如從軍事實力論強弱，宋比遼、金稍弱，進攻之力不足，防守則有餘。和西夏比，實力還略強一些。蒙古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唯有宋能與之抵抗數十年，從世界角度說，也可算是數得上的強國了。從綜合國力考慮，宋不僅不能說弱，還應該說是相當強。和東晉相比，地盤差不多大，經濟則要發達得多，東晉並沒有稱“積貧積弱”，為什麼單單給宋扣上這頂帽子呢？顯然這是不公正的。

如果宋代“積貧積弱”並不符合事實，那麼事實又是什麼樣的呢？

說宋代“積貧”是誤解

“貧”，一般指窮，收入少，生活困難，與“富”相對。“積貧”指長期的貧困。對於“積貧”，錢穆說：“宋代對外既如此不振，而內部又終年鬧窮，而且愈鬧愈兇，幾於窮得不可支援……”具體表現是兵和官越養越多，財政支出越來越大，政府只好用增加稅收來解決，宋代的稅收比唐代增加了七倍。“宋之疆土民庶遠不如漢唐，而國家稅入遠過之，此其所以愈貧而愈弱矣。”

宋代的稅收確實比唐代增加了許多，但這怎麼能證明宋代一定就比唐代貧呢？要想說宋比唐貧，必須首先證明宋代的經濟狀況不如唐，或只跟唐相當，稅收超過了經濟的增長才會出現貧的局面。事實上，宋代的經濟發展狀況遠比唐代發達。從農業發展情況來說，宋朝的疆域雖然比唐代小，但它開墾的土地面積卻高於唐，唐代耕地為485萬多頃，宋代為511萬多頃。可見，在土地開發的程度上，宋已超越了唐。最能反映農業發展水平的是單位面積產量。唐代富饒的關中地區畝產稻穀二石，而宋代許多地區畝產米已達二石至三石。唐代最盛時，每年運往首都糧食三百萬石，而宋代兩淮、江南、兩浙六路每年運往汴京糧食多達六百萬石。

宋代的手工業也非常發達。一位外國學者統計，宋代的鐵產量之多超過了英、法兩國工業革命時期產量的總和。商業的繁榮更是唐代難以望其項背的，城市坊區被打破，商店的開設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鎮興起，開封（北宋東京）、杭州（南宋臨安）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杭州在馬可·波羅的筆下簡直成了天堂。海外貿易大發展，指南針的發明和廣泛運用，宋錢成了許多國家的通用貨幣，至今亞洲和非洲的許多國家經常出土的宋錢即是明證。可以說宋代經濟發展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認為宋代“積貧”的一個證據是政府財政經常出現赤字。那麼，宋代政府財政是否長期赤字？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北宋太祖、太宗、真宗時期，一直是收入超過支出，仁宗初期和中期仍然如此。到皇祐年間，在《皇祐會計錄》中第一次提到“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歲之所出，又多於所入”。此外，宋代中央的收入分兩大塊，除了政府外，還有皇帝的內藏庫，其數量是相當可觀的，當國庫出現缺口時，往往以內藏庫來填補。慶曆二年（1042年）六月一次就拿出內藏銀二百萬兩、絹二百萬匹，以補三司經費的不足。到北宋晚期，皇帝所有的御前錢物更有大幅度的增長，僅大觀三年（1109年）一百八十萬貫茶息中，納入皇帝口袋的就有一百萬貫。宋徽宗時期所謂“豐亨豫大”，從一個側面反映當時的財政狀況絕不是貧窮的。有史料記載，北宋滅亡後，僅金人從東京獲得的中央積蓄，就達到“有錢九千八百七十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匹，有金一百二十萬兩，有銀二百萬兩，有糧九十萬石”。可見當時宋代政府財富積蓄之豐厚。

與前代政府主要依靠向民間徵收糧食、布匹等實物並進行分配不同。宋代政府在向官員、軍隊等國家機構提供消費品時，大多采用財政撥款進行政府購買的方式，向民間採購物品，其數量之巨、規模之大、影響面之廣、參與者之眾、引起的商業關係之複雜等，都是以往任何時代所不能比擬的。宋政府消費需求的各種物品幾乎無一沒有購買的事例。程門著名弟子周行己說：“物出於民，錢出於官。天下租稅，常十之七，而糴常十之六。與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錢貿易而後可。”大規模地改依賴徵收為依賴政府購買，確實給宋代政府財政帶來了巨大的現金流壓力。但這一方面促進了整個社會的市場發展，另一方面，宋代政府依靠提供的大量貨幣進入民間，對於商業的發展、貨幣化的推進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還有一種想當然的看法，認為宋代給遼、西夏、金歲幣，使得宋政府變窮，其不得不拼命搜刮，遂全面激化了社會矛盾，最終導致政權的垮臺。李裕民說，事實上，歲幣數量很有限，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只佔很小的比例，而且，它可以在彼此的貿易中得到補償。以宋對金的茶葉貿易為例，金方每年要掏出三十萬兩銀子，僅此一項就比紹興和議中宋方付的歲幣二十五萬兩還要多。

從上面分析可以看到，宋代“積貧”是誤解，事實並非如此。宋代的經濟發展狀況遠比唐代發達，宋代的稅收比唐代增加了許多，財政入不敷出是假象，歲幣支出在宋代政府支出中佔比重很小，被稱為“積貧”的宋代政府始終有大量財富積蓄。

說宋代“積弱”是以偏概全

從表面現象看，宋朝疆域遠不及漢、唐，先後受遼、西夏、金、蒙古欺負，直至亡國。然而，事實沒那麼簡單。

兩宋綿延300多年，在中國自秦統一之後的大王朝中，僅次於兩漢排在第二位。宋代在戰爭中立國，先後經歷了與遼、西夏、金、蒙古的對峙和戰爭直至滅亡，戰爭從來沒有長時間間斷過。可以說，兩宋是戰鬥了300多年的朝代。與漢唐時期脆弱易分裂的遊牧聯盟國家匈奴、突厥之流相比，兩宋所要面對的是新興起的能夠對國家內不同的農耕和遊牧民進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北方帝國這種強大得多的敵人。說同數個強大敵人戰鬥並生存300多年的政權“積弱”，是不成立的。

先看北宋，它的對手遼國確實很強大，宋方几次出兵，想收復幽、雲等地，均以失敗告終。但隨後遼兵屢屢南下，在河東（今山西）沒有任何進展，在河北，也只奪走易州，連後周世宗從遼方奪到的瀛、莫二州，也不曾奪回去，後來雙方終於達成“澶淵之盟”，宋朝廷的代價是每年奉送歲幣。這在要面子的社會里，自然認為是丟臉的事，要遭譴責的。然而宋人並不這麼看，最被現代史家稱頌的王安石在《澶州》詩中寫道：“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王安石不但不認為“澶淵之盟”是恥辱，反而認為那是寇準的豐功偉績。“澶淵之盟”是北宋與遼在經過幾十年的戰爭後締結的盟約。和議的達成，反映了雙方的軍事實力相當，論騎兵，遼比宋強，但宋方雖然進攻力量不足，防守則有餘，而且經濟實力遠勝於遼，比遼更有耐久力。這樣打下去，誰也吃不了誰，只能是一場無休止的消耗戰，這對雙方來說都是災難，唯有議和可使雙方都有一個穩定的環境，生產能正常發展，生活也會有相應的改善。歷史學家黃仁宇說過：“‘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表示這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力量的平衡。”

至於和約的內容，對於軍力稍遜的一方，總是要多做些讓步。就經濟實力較強的宋方來說，付出一些錢財，也並不是難以勝任的負擔，況且還可以透過邊境貿易（互市）得到補償。用現代的語言說，花錢買安定。20世紀著名的圖書館學專家蔣復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雙方大致保持了百餘年之和平，這對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民間交往和各民族之間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也為中原與北部邊疆經濟文化的交流創造了條件。

就西夏而言，宋的實力應當說要強於西夏，但西夏投靠遼，以遼牽制宋，使宋無法全力對付西夏，戰爭互有勝負，而逐漸往有利於宋的方面轉化。到哲宗、徽宗時，宋已形成三面包圍西夏之勢，而經濟實力不足的西夏，禁不起消耗戰，宋夏的和議，西夏雖然以遼為後盾，取得宋的歲幣，但它卻是以承認宋正統地位為代價的。

南宋與金的實力相比，起初，金強宋弱，但過了十餘年，雙方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於是出現了第一次和議。不久，兀朮掌權，撕毀和約，全力南伐，企圖滅亡南宋，但在岳飛等人率軍的連連打擊下，不得不步步後退，宋方開始轉入反攻。如果不是宋高宗與秦檜蓄意破壞，解除大將兵權，甚至不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名將岳飛，宋朝廷是完全可能收復失地，至少黃河以南之地是能拿回來的。雙方終於達成和約，宋以歲幣了結。後來完顏亮南下，仍以失敗告終。總得說來，宋、金雙方實力基本相當，宋略弱一些。

南宋與蒙古相比，軍力不如蒙古，這是事實，但應該看到，蒙古軍在當時是打敗天下無敵手的超級大國，他們往往只用幾個月就能踏平一個國家，唯獨南宋堅持抵抗了幾十年。從實力來說，南宋幾乎僅次於蒙古，也是當時世界上的強國。從當時的國際範圍看，宋雖然不是超級大國，也算是一流強國，用“弱”，特別是“積弱”來概括它並不合適。

從現在的角度來說，衡量國家強弱的標準，更主要的是它的綜合國力。倘若按綜合實力分析，宋應當說是超過了遼、金的。它的經濟實力比遼、金強。它的科學技術更遠遠超過遼、金，世界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藥、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都是在宋代出現或得到推廣的，火藥的大量使用是在宋代，造紙術、印刷術雖發明已久，但只有在大量使用時，才真正對國民經濟和文化發揮重大作用。宋朝的國民素質比以往的王朝和遼、金都要高，這表現在教育事業的大發展上。繼戰國之後，宋這個百家爭鳴的時代，湧現出許多哲學學派，如理學等，開拓了許多新的學術領域，出現了金石學、古文字學，創造了年譜、詩話、書目解題等新體裁。科舉制度的大發展，進士的分佈也比以往合理，過去在南方有許多空白點，到宋代都得到了填補，人才的合理分佈，對縮小地區差異起了良好作用。以上說明，如果從綜合國力角度考慮，宋王朝不僅不能說弱，還應該說是相當強。

以“積貧積弱”概括宋代是不準確的，它不能反映宋朝的本質，而且容易引起對宋史的誤解，應予以糾正。

對宋史存在偏見和誤解的原因

既然“積貧積弱”不能作為宋代的概括，那麼這個論調又是如何被提出的？人們對兩宋歷史為什麼有這麼多誤解和偏見？

將宋朝描述成“積貧積弱”的有兩種人，一種人是宋朝的改革派。

對於宋朝的改革派而言，將宋朝描述成“積貧積弱”是為了宣傳需要，製造改革的輿論。為了論證改革勢在必行，必須將宋朝的現實描述得非常不理想，並將改革的目標與未變革的現狀對立起來。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積貧積弱”也就成為他描述宋朝現狀的一種模式。為了製造改革的輿論，王安石向宋神宗上了一道《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後，以致皇帝雖然很節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甚至說只是僥倖沒有遇上嚴重的天災人禍，才保宋朝百年平安，暗示宋朝的統治早已搖搖欲墜。在一片富國強兵的呼喚聲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為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雖然王安石變法失敗了，但宋朝“積貧積弱”的描述並沒有隨之煙消雲散。

將宋朝描述成“積貧積弱”的另一種人則是近代的一些史學家。

近代知識分子基於近代中國遭受的災難，將對國家的感情投射到歷史上。晚清以來，中國飽受西方列強的欺凌，經常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並割地賠款，這都是由於中國軍力不如西方列強造成的，因此當時的人自然而然喜歡從軍事角度品評好壞、高低。在心理備感壓抑的時候，自然就嚮往漢、唐時期稱霸天下、萬國來朝市的振奮人心的場面，同時會蔑視打不過遼、金、元，與外地簽訂合議的兩宋朝廷。因此，一旦有人指責宋“積貧積弱”、蔑稱其“小朝廷”、指責其投降賣國，藉此發洩對當時政府的不滿，便很容易被民眾接受並廣泛傳播。面對近代中國遭遇的劫難與屈辱，以及中國在西方列強面前所暴露出來的貧困孱弱，近代知識分子無不痛心疾首。特別是在日軍侵華的背景下，有些歷史學家將對國家的感情投射到歷史上，宋朝就成了他們抒發抗戰決心與悲憤心情的一種寄託。比如研究宋史的代表人物鄧廣銘，他在抗戰時期對宋的研究專注於宋代的抗金英雄辛棄疾、韓世忠、岳飛等。而據當代史家考證，宋朝“積貧積弱”的說法也正是在日軍侵華的背景下出現的。具有代表性的比較早的書，就是1939年出版的錢穆《國史大綱》。

1949年以後，國內史學界硬套蘇聯理論，將宋代描繪為封建社會衰落階段，又加深了對宋朝“積貧積弱”說的肯定。20世紀50年代的蘇聯理論認為，封建社會發展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上行階段，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性質，促進社會經濟順利地向前發展；第二階段為下行階段，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的性質，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社會經濟停滯甚至倒退。中國歷史學界一味盲目學蘇聯，“上行下行階段”說被移植到中國古代史研究中來，不加論證就把宋代判定為已進入下行階段，社會停滯。事實上，這並不符合歷史實際，不足憑信。到1963年，翦伯贊《中國史綱要》明確將“積貧積弱”作為一個片語來描述宋朝，“積貧積弱”因此成為國人對宋朝的一般印象。

然而，近代以來，也有一些學者為宋朝描繪了一種與“積貧積弱”完全不同的形象，宋朝甚至被譽為“古今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燦爛的時代”。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曾說過：“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具魅力的時代。中國文明在開始時期比西亞落後得多，但是以後這種局面逐漸被扭轉。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亞而居於世界最前列。”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稱讚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三項發明——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都是在宋朝完成的。北宋還是個精神文明高度發達的時代，隨著理學的誕生，儒學在北宋實現了復興，儒、道、佛三家也開始相互交匯地深入發展。北宋完成了唐朝韓愈、柳宗元開創的古文運動，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北宋佔據了六大家。

宋代根本不是“積貧積弱”，反而是一個經濟發達、文化燦爛、科技進步、思想開放的時代。

北宋面對的遼金主要進攻方向是南下，而南宋面對的蒙古大多數都在向西擴張，再就是滅金報仇，注意力根本不在南宋身上。這才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殘喘又續命幾十年。